姓名被劃掉之後，少年沒有消失。
第四天早上，他在物資表領了一件灰色外套；中午去醫療角換藥；下午替年紀較小的孩子搬過兩箱飲用水。志工值勤記錄稱他為「小葉」，另一張表卻仍寫「南線無名男」。同一具身體繼續吃飯、走路、幫忙，姓名卻只能在不同人的筆下短暫停留。
梁子謙把二十三筆紀錄按日曆貼開。每一次出現「葉龍浩」後，通常只能維持一到三天；接著資料會重新退回床號、衣著或臨時代碼。不是紙上的字自動消失，而是下一名承辦人無法從現有資料確認，那三個字為何屬於眼前少年。
「有人寫上名字，也有人照規則拿掉。」趙文達說，「如果死亡資料比活人更完整，承辦人會相信系統，不會相信一名沒有證件的少年。」
第六天，一名志工替他借了衣服。借用表沒有姓名，尺寸與歸還日期卻能和體育館監視器清冊對上。第八天，他被送回舊醫院複診，轉運單先寫「葉龍浩」，抵達欄又改成「身分待確認」。第十天，醫院為避免把費用掛到死者病例，替他建立第二個臨時號碼。
物理生活被分成兩套：一套屬於已死亡的葉龍浩，另一套屬於仍在接受照護的無名少年。兩邊都合法，也都沒有足夠關係證明它們其實指向同一個人。
林曦雨看見第八天的轉運路線時，右手忽然發抖。車從體育館側門出發，繞過積水的高架橋，再由舊醫院後巷進入。她沒有讀出站名，卻在地圖還沒展開前說：「那天不能走正門。」
室內安靜下來。
葉龍浩沒有追問她為什麼知道。他把水杯推近一點，等她自己決定是否繼續。林曦雨盯著杯緣，呼吸慢慢穩住，最後只說正門外的雨棚曾經塌過一角，救護車會卡在轉彎處。
陳柏青查閱現場照片，確認雨棚確實在災後更換；但照片拍攝時間晚於轉運，不能證明林曦雨當時在場。羅文珊將她的反應記在另一張非證據表裡，不與二十三筆紀錄混在一起。
「我可能看過後來的照片。」林曦雨說。
「也可能是身體記得。」葉龍浩回答，「現在不用選一個。」
第十二天的餐點表上，少年姓名再次出現。這次旁邊註記「已由同行者確認」，維持了兩天。第十四天，承辦人改班，查不到證件與家屬簽名，姓名又被畫成問號。
宋芷寧逐張檢查確認來源。七次補名分散在三個地點，筆跡不同，承辦者也不同；它們不像一個人偷偷替少年改資料，更像有人每次在現場重新說出同一個名字。
「如果每次都是同一個人，她為什麼不留下自己的姓名？」葉宜蓁問。
「不能先假設是同一個人。」陳柏青說，「也不能先假設是女性。先看原件怎麼寫。」
最早兩張只寫「同行者口述」。第三張多了年齡欄，填的是「未成年」；第四張註明對方沒有可核實證件，因此姓名確認只能暫採口述。沒有任何一張留下那名同行者的名字。
接下來幾週，少年被人領過餐、換過藥、借過衣服，也曾在體育館熄燈前幫忙清點床墊。這些行為沒有因姓名不穩而停止。世界可以暫時不知道他是誰，卻無法讓被搬動的箱子、用過的敷料與少掉的餐盒恢復原狀。
趙文達在原始清冊裡找到一次交班爭議。夜班人員要求把無法核實的姓名刪掉，白班人員卻在旁邊寫：「他會回答，先留。」兩人都沒有違反職責：一個守住資料標準，一個守住眼前仍會說話的人。最後系統採用無名代碼，手寫姓名則留在紙邊。
「不是每次忘記，都有人知道自己正在忘。」宋芷寧說。承辦人可能只覺得上一班資料不完整，同行者則可能以為名字已經說過一次就會留下。沒有人看見七次補名正逐漸形成同一個循環，直到十二年後，版本被重新疊在一起。
第二十三筆資料是一張轉運單。紙面被改寫多次，姓名欄先是床號，再是「葉龍浩」，後來又退回無名；真正密集的修改落在右側一個很少被注意的欄位。
梁子謙把七個版本疊在燈板上。那一欄原本空白，之後每次補名都有人重新填寫，隔天又被核實人員畫線註記「證件不足」。
欄位名稱是「姓名確認來源」。
它被反覆改了七次。
每一次寫的都不是證件，而是：「同行者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