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項未分類結果中，有二十三筆疑似圍繞同一名少年。梁子謙先把「疑似」兩字加粗，免得有人在報告轉寄時只看見後面的數字。
它們分散在急救紀錄、耗材表、轉運車次、安置清冊與學校端的查詢回覆裡。沒有一筆直接寫葉龍浩，卻都描述一名約十七歲、男性、胸口有急救痕跡的無名傷患。
梁子謙沒有先把少年認成葉龍浩。他依照前面建立的標準，將血型、身高、左臂舊傷與年齡分開標記；只要其中一項來自後來轉述，便不算獨立支持。二十三筆中有五筆可能互為抄錄，另外三筆只能確認日期、無法確認分鐘，因此他分別標示確定程度，沒有把它們當成二十三份獨立證據。
「我們以前把這些當成事件斷裂。」杜安琪看著資料牆，「醫院有急救成果，轉運點有人接收，學校有人查過學籍。每件事都存在，只是不知道為什麼會接在一起。」
「因為原本把它們接在一起的，可能是一個人。」羅文珊回答。
這是他們對那一年謎題的第一次正式修正。二〇一四年不是所有事件忽然失去原因，而是許多原因原本屬於具體的人：有人決定延長急救，有人改變撤離方向，有人設計安置方式。當那些人從關係與歷史裡脫落，城市仍保留機構、統計與成果，並用後來足以運作的說法填平空位。
簡秋岳讓這套判讀方式得到第一個現實支持。多項醫療結果曾經沒有執行者，經過獨立物證與未提示訪談後，開始重新指向「簡醫師」；他的完整身分仍是空白，卻已不能再被說成不存在。
相同方法不能保證每一群都能找回名字。有人只留下動作，有人只留下關係，更多人可能連可辨識的結果都被統計吸收。然而「查不到姓名」不再等於只能接受事件沒有原因。
趙文達把原始清冊與正式報告並排。報告寫「安置作業完成」，原稿卻能看見誰將母子連在一起、誰在床號旁補了一個姓、誰堅持不要把未明項目刪除。制度不是虛假的，卻會在整理時把具體人的判斷壓成可歸檔的結果。
「那一年少掉的，不只是資料。」他說。
「是人。」宋芷寧接下去。
她想到弟弟。自己一直追著姓名，因為名字是她僅存的缺口；現在她開始明白，即使最終找不到那三個字，也可以從連號車票、男碼制服、同行者與多拿的一雙筷子，繼續重建那個人如何改變過宋家的生活。
林曦雨則把資料牆拍進自己的離線檔案。她沒有將照片設成公開提醒，只在索引上寫：如果姓名斷掉，先找被改變的關係。那句話不是保證她不會消失，而是替未來的人留下另一條尋找路徑。
葉龍浩一直站在二十三筆少年紀錄前。他沒有像第一次看到死亡病歷時那樣失去力氣。當時他只想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死過；現在，他更想知道死亡之後那段沒有姓名的時間裡，自己曾與誰接觸，又在誰的生活裡留下結果。
葉宜蓁走到他旁邊。「這些可能是你。」
「也可能不是。」葉龍浩回答，「按原來的規則查。」
她很想立刻用弟弟的血型、舊傷與年齡把所有資料收進同一個人。葉龍浩卻要求先排除同齡傷患、確認每份紀錄的來源，再看後續去向能否相連。他不願因為答案關於自己，就把希望當成驗證。
羅文珊把牆上的群組改名。簡秋岳那一群標成「失落執行者」，無名少年則是「失落身分」。前者由做過的事反推有人存在；後者要證明同一具身體如何在姓名無法穩定連接時，仍被不同系統短暫看見。
「這能解釋他怎麼活回來嗎？」陳柏青問。
「不能。」賀清源說，「醫療紀錄只能告訴我們何時重新出現生命徵象、做過哪些處置。原因仍然未知。」
沒有人把簡秋岳補成復生的解答。那名醫師可能參與延長急救，卻沒有資料證明他知道葉龍浩之後會發生什麼；更沒有任何記錄能說明，為什麼一個已死亡的少年會再次被測得脈搏。
梁子謙先把凌晨二時十七分的死亡宣告放在時間線最左側，作為對照；屬於無名少年的二十三筆紀錄則從其後開始。接下來四十分鐘，只有幾筆未能與完整病歷相連的耗材領用與床位註記，沒有任何一筆能確認生命徵象。第一張能確認身體狀態的文件不是復甦報告，而是一張急救區交接便條，右上角寫著時間，傷患欄只有「無名男、約十七」。
便條記錄胸口重新出現起伏，頸側可觸及微弱脈搏，要求轉入觀察。它沒有說原因，也沒有填姓名。紙張與其他雨夜文件一同封存，墨水時間符合當年，不是後來補寫。
葉龍浩看著那個時間。死亡宣告之後，世界第一次重新留下他可能仍在的痕跡，卻只把他當成一名無名少年。
梁子謙將二十三筆紀錄攤開。他把每一筆旁邊的來源再確認一遍，才把最後一張便條放到時間線上。
第一筆時間，是凌晨二時五十八分。
就在死亡宣告之後四十一分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