撥出那通電話後，我度過了人生中最漫長的二十四小時。
那份寄往競選總部的匿名資料，就像一顆投入深水潭的石頭，沒有立即激起任何水花。
新聞風平浪靜，市長和他的對手依然在進行著最後的掃街拜票，隔空喊話的內容還是那些老掉牙的口號。
我明白，這種重磅炸彈，對方不可能輕易出手，他們一定在等待一個最致命的時機。我能做的，只有等待。
而另一邊，梁杰那條線，卻有了動靜。
隔天上午，一個陌生的號碼打了進來。我接起電話，是那位聲音甜美的女助理。
「林先生您好，我們梁設計師看過您的資料了，他對您府上的案子非常有興趣，希望能跟您約個時間，到現場場勘一下。」
我的心跳開始加速，魚，上鉤了。
我故意讓語氣顯得有些猶豫和挑剔：「場勘？好啊。不過，我這個人有點龜毛，我希望我的房子，是蓋在一張最乾淨的畫布上。梁設計師是藝術家，應該能懂我的意思。」
「當然，林先生，我們完全理解。」女助理的聲音依舊專業而有禮。
「所以，」我頓了頓，拋出了我的誘餌，「在梁設計師來之前，我想請他先幫我確認一件事。我前幾天去看地的時候，總覺得河邊那個草坡……好像有點『不乾淨』，好像有些『手尾』沒處理好。我怕那點東西，會影響未來房子的風水。這點小事，梁設計師能不能先幫我處理一下？處理好了，我們再談設計的事。」
「手尾」這個詞，我咬得特別重。這是一個充滿台式雙關語的詞，既可以指實體的垃圾，也可以指辦事不力的後患。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顯然助理被我這個奇怪的要求給難住了。
她大概從沒遇過一個客戶，不是要求看設計圖，而是要求設計師先去幫他「清理現場」。
「林先生，這……我需要跟我們設計師確認一下。」
「沒問題，妳慢慢確認。但我是個急性子，如果梁設計師覺得麻煩，我也可以找別人。畢竟，想接我這個案子的設計師，應該也不少。」我用一種有錢人特有的、蠻不在乎的語氣，給了她最後一擊。
我知道，這番話一定會原封不動地傳到梁杰耳中。對於他那種自戀到極點的人來說，沒有什麼比「被質疑專業」和「可能失去一個展現自己的大好機會」更讓他難以忍受的了。
他一定會想親自去看看，究竟是什麼樣的「手尾」，敢在他的「畫布」上礙事。
果然，不到一個小時，電話又來了，這次，是梁杰親自打來的。
「林先生是嗎？我是梁杰。」他的聲音，透過聽筒傳來，充滿了一種圓滑而自信的磁性，跟我那天在河堤邊感受到的冰冷，判若兩人。
「我聽助理說了您的要求，很有趣。我喜歡跟您這樣有想法的業主合作。您說的那個『小瑕疵』，我很樂意親自去幫您看看。」
「那就麻煩梁設計師了。」我平靜地回答。
「不會，」他輕笑一聲，「完美的作品，本來就需要最完美的開端。不過，我白天行程都滿了。這樣吧，今晚我剛好有個會議在那附近結束，大概九點。晚上比較安靜，也沒人打擾，方便我看清楚您說的那個地方。到時候，我再打電話跟您回報情況，您看如何？」
晚上。
我的心臟猛地一縮。他選擇了晚上。這對他來說，是回到犯罪現場最安全的掩護；而對我來說，卻是執行計畫最危險的時刻。
但我已經沒有退路。
「好，那就這麼說定了，梁設計師。我等您電話。」我用盡全身力氣，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像一個真正期待著回報的客戶。
掛上電話，我走到窗邊，看著窗外漸漸西沉的太陽。
夜幕，即將降臨。
我從書櫃最深處，拿出了一個我年輕時玩攝影剩下的小盒子。裡面，有一支偽裝成鋼筆的錄音筆，和一個比鈕扣還小的針孔攝影機。這些老舊的玩意兒，不知道還能不能用。我換上新的電池和記憶卡，仔細地測試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確定它們都還能正常運作。
晚上八點半，我換上了一件深色的外套，把鋼筆錄音筆插在上衣口袋，將針孔攝影機用雙面膠，小心翼翼地黏在胸前外套翻領的內側。我又戴上了一頂深色的鴨舌帽，帽簷壓得低低的。
看著鏡子裡那個陌生的自己，我的心裡竟異常的平靜。
害怕嗎？當然怕。但我更怕的，是如果今晚我什麼都不做，那個惡魔，將會永遠戴著他那張菁英的面具，繼續去殘害下一個林靜宜、下一個陳思妤。
我把那份寄給競選總部的資料副本，放進了一個信封，上面寫著我一個遠房姪子的地址，並貼好了郵票，就擺在玄關的櫃子上。如果我今晚回不來，明天早上來收垃圾的鄰居太太，會順手幫我把它投進樓下的郵筒。
這是我的最後一道保險。
做好這一切，我看了一眼牆上的時鐘。
八點四十五分。
我關上燈，拿起鑰匙，打開了家門。
門外的走廊一片漆黑，就像我即將踏入的那個充滿未知的夜晚。
投票日前夕的這座城市，喧囂而躁動。
而我，一個再平凡不過的退休老人，正獨自一人，走向一場足以顛覆一切的黑暗風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