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前後，尤其進入太平洋戰爭末期（1944–1945），日本面臨兵源與物資雙重枯竭。為延續戰爭機器的運轉，台灣總督府與軍部聯手，在全島大舉徵用學生支援軍事與生產任務。徵召對象從中學、高等學校學生一路擴及小學高年級生；而大學生則被要求赴日參軍。這場名為「學生勤勞奉仕」的動員計畫，由台灣軍司令部所屬的日本陸軍單位主導，並結合地方政府（如州廳與警察局）及學校體系共同執行。
台北大轟炸後，隔天，一名派出所警察騎著腳踏車沿街傳遞徵招訊息。遠遠看見他穿著筆挺制服，臉上掛著一副公事公辦的冷漠神情。當他騎到我家門口時，剛好看到母親蹲在水溝邊洗衣，洗的大多是父親與我的舊衣和內衣。
他停下腳踏車，歪著頭看母親，嘴角扯出一抹輕挑的笑，用日文說道：「お嬢さん、一人で洗濯？誰の下着だ？君のか？」（姑娘，一個人在這洗衣服啊？洗的是誰的內衣？是妳自己的嗎？）
母親愣住了，聽不懂，只是慌亂低頭，雙手急急地將衣物塞回竹籃。
父親聽見聲音，從屋裡走出來，見那警察滿臉輕薄神色，心裡雖然憤怒，但因聽不懂日文，只皺著眉，小聲問：「警察桑……啥事？」
警察見兩位長輩皆一臉茫然，語氣更顯不屑，正欲再說些什麼，我已快步從屋內走出，拱手低聲問：「請問，有什麼事？」
他眼神一轉，望向我，用簡單日文摻著幾句台語說：「命令啦！青壯男子，兩日後早上七點，到小學操場集合。要開墾軍糧田，支援皇軍。若逃避，就是逃兵處置！」
語畢，他冷哼一聲，踩上腳踏車揚長而去。車輪壓過黃土，發出尖銳的咯吱聲，在我耳裡聽來，彷彿在嘲笑我們的無能為力。
父親緊張問我：「啥……啥代誌？他說啥？」
我咬著牙，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是上頭的命令，叫我們這些學生兩天後六月五日去學校操場報到，參加一場說明會。說是要去種軍糧，支援皇軍……不去，就當逃兵論處。」
母親一聽，臉色刷地變白，雙手在圍裙上來回搓著：「阿生……你還細漢啊……怎能去做兵……」
父親臉色灰沉，轉過身不敢看我們，只喃喃說：「人家都找上門，話都出口了，咱有得選嗎……」
我低聲道：「先不管怎樣，在動員到阿玉山前，還有一場說明會，先去看看再說。」
隔天，陽光高曬，開南工業學校操場的土壤乾裂成網，我們這群收到召集令的學生三三兩兩站在烈日下，汗水沿著脖子滑進背脊，濕透背心。幾名教師肅靜地站在隊伍兩側，臉色沉重。講台上，一名日籍軍官身穿整齊軍服站在升旗台上，來回踱步，皮靴每一步踏地「咚咚」作響，彷彿震入我們胸口。
咇…… 一聲尖銳哨音劃破沉寂，我們立刻被要求整隊。「全體集合！五人橫列，十人縱隊！」日籍教官一聲令下，我們照著學號迅速排成隊形。接著是連串命令：「稍息——立正！向右看齊——敬禮！」
本該是說明會，卻像場閱兵式。從第一刻起，操場上就籠罩著軍事訓練般的壓迫氣息。
軍官舉手開口：「我是台灣軍工兵第七連隊軍曹——竹內。從今天起，各位即是奉仕團隊的一員。」他講得很冷靜，可是你一聽就知道沒得商量。「今日召集，非為處罰，也非訓練，而是賦予諸君一項榮譽任務。」
我們面面相覷，無人作聲，操場上的人，開始一絲不安與躁動。
「近期大東亞戰局急轉直下。根據情報，美軍可能自宜蘭沿岸登陸，若越過中央山脈，台北將危在旦夕。為此，皇軍已於烏來阿玉山設置防衛據點，部署二十吋防砲。後方補給線與人力已捉襟見肘，今決定組成『學生奉仕自願團』，支援後勤與勞動任務。三年級的當二等兵，二年級與一年級當勤勞奉仕。」
話音剛落，隊伍中響起一陣低語。雖無人明言抗議，但彼此交頭接耳、皺眉不語的神情說明了一切。
竹內軍曹似有所聞，冷冷掃視隊伍，沉聲道：「誰想守住家人，就該拿鋤頭像拿步槍一樣堅定。駐地開墾，就是你們的戰線。」
前排一名高個學長試圖舉手提問，卻被身旁老師壓住肩膀，低聲說：「有問題晚點再問。」
軍曹略頓片刻，又補充：「視任務需要，有可能安排基本武器訓練。但請各位記住——你們雖然不是兵，但卻是奉仕者，一樣是皇民。明早原地點原時間集合，遲到或沒到的，軍令處理，沒得商量。」
操場上陷入靜默，唯一的聲音，是軍官皮靴踩踏木台的「咚、咚」聲。
阿玉山
六月五日報到那天，天剛破曉，晨霧壓得低低的，像層濕重的棉被罩在整座山頭。我背起布包，踏上通往學校的路。
我們這一批共三十人，大多是開南學校的同班同學。吳秉衡和我從小學一路讀到開南，是最熟悉也最信得過的夥伴。他人老成，個頭高壯，做事卻穩重，總讓人放心。其他人雖然也是同學，但多半只是年紀相近、大多還認識當中，並不像吳那麼知性知底，就這麼被一同徵召到這裡來。
車開到山腳時，天色已灰濛濛，泥路顛簸得像牛在喘氣。從窗縫望出去，霧像濕棉花一樣團團撲來，把我們整車學生包得密不透風，而沿途還看到有其他學校學生在搬運石頭。有人說這裡原本是原始荒地不敢進的地界，陰濕難行，毒蛇猛獸不時出沒。但現在，它被劃成「軍糧自給開墾地」，歸日本陸軍指揮——名義上我們是來參加學生奉仕自願團，實際上就是苦力兼新兵，為皇軍種田、修路、挖水道。
一下車，鼻腔就聞到一股濕腐的味道。地上全是爛泥與被砍倒的樹根，幾間用竹與芒草匆匆搭建的寮房東歪西倒，外牆還貼著「勤勞是美德」「皇民要自律」的標語。空地中央拉起白繩，隔出一塊操場似的區域，四周插著白底紅字的布旗。
「全部集合，列隊！」一聲暴喝，把我們從迷惑裡驚醒。
我抬頭望去，那是駐地最高的日軍幹部——永田軍曹，個子不高，肩窄腰直，像根竹竿。臉總是板著，皮膚曬得鐵黑，一對眼珠透過圓形眼鏡卻尖得像鷹。他身後站著兩名步兵，一人持三八步槍，另一人扛著竹竿與工尺，是所謂的「農場工程部」。據說還有一名「農事技官」與軍醫，但我們學生不容易見到，平時只服從永田軍曹的口令。
除了他們，還有兩名說得一口台灣腔的日籍軍士，一個叫松尾下士，專門負責生活糧食與懲罰記錄，另一個叫大田兵長，是山路巡查兼聯絡兵，他常帶狗出巡，據說能嗅出逃跑的學生。
永田軍曹頓了頓，舉起手中短劍，指向遠方山坡：
「此地將成為皇軍的堡壘！三日內，汝等須建起竹屋、引水、灶臺與糧倉，自立自足。其後將分組：一隊開墾軍糧田，一隊構築火砲掩體，餘者擔任巡邏與防衛。」
軍曹掃視全場，目光從我們蒼白的臉上一一掠過，聲音冷如刃風：
「凡違軍紀者，為惡！怠惰、偷懶、不遵命、不服從、不敬上級者，皆屬惡！哪怕是晚五分鐘、偷一根番薯、違令竊語，也都是不謹、不守、不敬，皆為惡！」
我們身子一震，汗水沿背脊滑下，冷得像山風吹過骨縫。
「若犯錯不認、知情不報、見惡不舉，皆為錯；若知友違命而噤聲，更是錯；結黨營私、互相包庇，尤為大錯！」
「惡，腐肉也；非，臭氣也。惡不除，軍中必腐；非不止，人心即壞！」
他走下土堆，步步踏過我們的行列，眼神穿透我們心中動搖。停在我們這一組前方，語氣更寒：
「記住：一人犯惡，全伍受責。知錯不報，同伍共罰！」
他舉起短劍，劍尖落地：
「你們今日所立之地，非為玩樂，非為修學，乃為奉仕——奉國、奉軍、奉天皇。」
遠方一隻山鳥飛起，翅音劃破空氣。我瞥見阿猴手指緊握發白，阿文臉色發青，順仔則微眯雙眼，像在默默盤算什麼。
最後，軍官補上一句：
「從今日起，汝等不再是同窗，而是監察者。舉報者，賞！包庇者，罰！——這，便是皇民之覺悟！」
他收劍、轉身，哨音響起。我們沉默不語。瞬間山風吹過的，不再只是林葉，而是要撕裂我們同學之間的信任。
那場規則的震撼教育過後，我們被命令解散。沒人說話，只聽見各組隊伍在晚風中默默歸位。那一夜簡陋的設施，撕裂信任，無人能安睡，太多人的眼神，仍停留在軍曹腳下那根斷裂的竹竿上。
隔天一早，四下張望，天氣出奇地晴朗，萬里無雲。我們站在這片高地上，遠遠望去，台北盆地彷彿一幅灰藍水墨畫，隱約浮現在地平線那頭。偶爾，幾架美軍的 B-24 或 B-29 轟炸機從高空滑過，機身在日光下閃閃發亮，從我們所在的角度看去，像幾隻沉默的黑影，靜靜劃過遙遠的天際。此刻的我們，雖然暫時避居在這深山野嶺，與戰火保持一段距離，看似無虞，但眼前的日子卻也談不上好過——勞動的任務一樣沒少，生活依然艱苦，只是換了一種方式繼續撐著罷了。
第一天的任務，是打造自己的住處。
材料全靠現地取材，我們從清晨起就分組進山砍竹。手掌在粗糙的竹節上來回摩擦沒幾趟，就磨出血泡。有人滿臉漿泥、有人滿手刺傷，但也有人手腳俐落，三下五除二就能鋸平、削口、捆紮如篩。
從那時起，就能看出誰是「鄉下種田囝仔」，誰是「書呆無實力」。
我在甲組。我們這組算是進度快的，頂多是吳秉衡鋸竹鋸歪了，門板一邊高一邊低，被順仔笑說：「你這間是要給媽祖住還是關公住？」倒也沒出什麼大亂子。
可丙組就不同了。
那天傍晚，太陽快落進山頭，一聲怒吼從營地另一側傳來，嚇得幾隻山鳥從竹林裡驚飛。
是竹內軍曹的聲音。他踏著沉重步伐走進丙組剛搭好的竹棚前，手上拿著一根被踩斷的支柱，臉色陰沉如霜。
「此屋牆不符命令！」他將竹竿猛力摔在地上，掀起一縷塵土。
短短幾分鐘內，全場緊急集合。我們一排排坐在廣場前的空地上，汗水未乾，心跳未平。夕陽斜照，一道長影從軍曹的腳下拉長，像刀鋒一樣橫過我們眼前。
他命令丙組全員脫帽、出列。那幾個人神色不安地站到場中央，有人低頭，有人咬緊牙根。我記得其中一個叫林興，一向寡言，手卻很巧，不知怎麼這回也被拖進來。
軍曹走到他們面前，語氣不疾不徐，卻如寒風刮面：
「該用雙交竹之處，用了單柱；該繫三繩之節，只綁一環。此等草率，若遇暴風，屋毀人亡！」
他停了一下，眼神像刀片般剝過我們臉上每一寸肌膚：
「若僅是技術不足，尚可矯正；錯在未報，錯在沉默，錯在四人皆未舉發。」
全場一靜，空氣如凝水結冰。
「惡可改，錯誤不可不告。」
雖然沒有真整體罰，但這番話已如重錘落地，讓我們明白——日軍說出的每一句話，從來不是虛言。
天色漸暗，我們被命令解散。我們一行人回到棚屋時，沒有人多說話，只聽得幾聲輕咳與晚風吹過半蓋屋頂的聲音。
我們心裡都明白，這是軍曹的一記下馬威，要讓我們知道這裡不是避風港，而是服從與監控的演習場。
那晚，我翻來覆去，怎樣也睡不著。不是因為疲憊，也不是飢餓，而是一種難以言喻的虛脫與失落——像是某種對「人」的信任在這裡被一點一滴剝落，連自己都開始懷疑：是不是要先出賣別人，才活得下去？
漸漸的山上的生活異常艱難。濕熱的林地悶得像蒸籠，食物匱乏，白飯早已變成灰白的稀粥，搭配幾塊鹽巴醃過的野菜。那還是能吃的時候，有時什麼都沒有，只能啃著發硬的乾饅頭。身體的疲憊尚可忍，真正壓垮人的，是來自同伴之間的防備與猜疑，每天睜眼，都像在走鋼索。
終於，日本軍官也察覺我們情緒瀕臨崩潰，工作效率一落千丈，便破例開放可以寫信回家，但須交由他們統一審查才能寄出。我知道，父母是識不了字的，但仍提筆寫下那封信，拜託村長的女兒幫我翻譯。那時我已說不清自己是求救，還是單純想讓人知道，我還活著。
沒想到，過了幾天，父親竟真的來了。
他穿過被美軍轟炸後癱瘓的交通線，一路徒步翻山越嶺，走了一天一夜，來到這座濃霧籠罩的阿玉山。他的腳上沾滿泥濘，臉曬得黝黑，額頭布滿深紋，彷彿老了十歲。但他一到，沒說什麼，只是將一袋沉甸甸的東西塞進我手裡。打開一看，是母親以米製成的「米仔伕」，用布巾細細包裹著，還殘留著家鄉灶腳的炊煙味。
那一刻，我愣住了。
那是我第一次，從這個一向冷硬粗暴、不苟言笑的男人身上，感受到一絲我從未認為屬於自己的東西——關懷。不是他口裡說的，不是責備，也不是訓斥，而是他沉默地翻山越嶺，把我活著的證據一把扛上來，用腳底的每一步，替代他說不出口的「我在乎你」。
那晚，他沒多說什麼，只在竹寮裡陪我們過了一夜。我翻來覆去，還是不知該怎麼開口，只能在天明時，默默拔了一些魚藤木的根給他帶走。那種植物，我知道，搗碎後可讓魚麻痺，原住民是拿來捕魚。我沒說出口的謝意，就藏在那一束草根裡。
看著那幾節帶著泥土氣味的魚藤，我忽然想起童年。
那時石門水庫還沒興建，大漢溪蜿蜒在平原之中，水流分成無數條清澈的支流。
那天，溪水清澈到能看見石縫裡蜷縮的螃蟹。住在溪邊的遠房阿舅扛著砍刀在前頭走，回頭對我笑：「今天讓你看看祖先留下來的本事，保證你記一輩子。」
他帶著一些事先摘好的魚藤木帶我們三兄弟到溪邊，我們先把河道上下游用石頭和竹枝築成一道臨時的「圍籬」，防止魚逃走。我蹲在石堆旁看阿舅削去魚藤根的外皮，露出濕潤的纖維質。接著，他把切好的根放在一塊扁平的河石上，用木棒使勁搗。木棒敲擊的聲音「咚、咚、咚」地響，空氣裡漸漸飄出一股青澀又帶點苦味的氣息。很快，那些根變成了帶汁的糊狀物，像被雨淋濕的稻草。
「來，把它丟進水裡！」阿舅把搗好的魚藤分成幾團，讓我和弟弟一人一團。我們把它們丟到溪水中央，還用手去揉搓，讓汁液迅速散開，水面上立刻泛起一層細細的白沫。
「等一下就有好戲看了。」阿舅眯起眼望著水面。我們蹲在岸邊，屏住呼吸。沒多久，小魚開始在水面翻騰，好像喝醉酒似的左右搖擺；再過一會兒，連那條我追了好幾個月都抓不到的大烏仔，也慢慢浮了上來，嘴巴張張合合，像在喘氣。
「快！下去撈！」阿舅一聲令下，我們立刻跳進水裡，手忙腳亂地抓魚。弟弟用竹簍兜，我則直接用雙手抱住那條烏仔，滑溜的魚鱗讓它差點逃脫。我們笑得像搶到寶一樣，把魚丟上岸。
等魚差不多撈完，大人們才拆掉石堆和竹籬，讓溪水恢復流動。那天傍晚，溪邊升起了炊煙，我們把魚烤得金黃酥脆，香味在山谷裡飄得很遠。
多年以後，每當我經過那條溪，就會想起那天陽光下的白沫、水花、笑聲——還有魚藤木的苦香味，熱氣裡混著泥土味與幸福感。
那是一段沒有軍曹怒吼、沒有誰背叛誰的日子。只有陽光、溪水、和少年們沾滿泥巴的腳丫子。
我看著手中的魚藤根，竟有些恍惚。
也許這東西之所以在我心中那麼重要，不只是因為它能麻醉魚，而是因為它曾經替我們，麻醉過一段窮苦卻快樂的童年。
如今，我把這些根交到父親手裡，或許也希望它能像當年那樣，替我短暫麻痺這段苦難的現實。即便只有那麼一瞬，也好。
在那個什麼都不會表露情緒的年代，這或許就是我們父子之間，唯一能彼此理解的方式——用沈默代替擁抱，用行動代替言語。我沒說謝謝，他也沒說我辛苦了。
經過三個月的時間，我們在阿玉山過著寒盡不知年的日子。山上濕冷，帳棚簡陋，日夜勞動，飯菜寡淡如水。起初大家還咬牙撐著，但隨著身體漸漸吃不消，一個接一個倒下了。
第一個倒下的是丙組的阿新。來自嘉義的他，個子瘦高，初見時總是笑嘻嘻的，頭髮剪得俐落，聲音帶著南部口音，像個剛從田裡出來的兄弟。可幾週後，他的模樣變了——頭髮亂翹，臉頰凹陷，眼神渙散，像一副還沒乾透的紙人。
那天一早，他臉色發青，渾身顫抖，躺在帳棚角落發著高燒，胡言亂語地呢喃：「天皇……報告……火……火在天上……」有人摸了摸他額頭，是燒；有人說是瘧疾，卻無藥可醫。頂多一塊濕布敷在額上，便是全部的照顧了。
兩天後，他沒再起來。
我們五六個人用鋤頭在竹林邊挖了一個淺坑，把他裹進一條破棉被裡抬出去。沒人說話，空氣裡只有竹葉摩擦聲，像是在為他誦最後的經文。最後只用一根竹枝插在土堆上當作記號，沒名沒姓，就這樣，埋了。
「若我們也病倒了，是不是也這樣……」吳秉衡低聲說。
我沒回他，只是盯著那一小塊突起的黃土，心裡一陣發涼。
那天夜裡，誰都沒說話，只聽得見雨水滴落帳棚邊緣與竹葉上的聲音，像有人一聲聲輕輕啜泣。那聲音滴滴入耳，也滴進心裡。
我躺在棉被裡，怎麼也睡不著。
台北大轟炸時，我曾遠遠望見火雲與黑煙升起，新聞裡說死傷慘重，我也聽過有人說哪條街炸成平地。但那時候，死的，是不認識的人——名字陌生、臉孔模糊的「他人」。而這次，死的是阿新，是一起流汗、一起吃爛地瓜粥、一起罵過軍曹的夥伴。
死亡第一次貼得這麼近，近得像貼在臉上，像一顆無聲的炸彈，在心裡悄然炸開。我甚至還記得他前幾天咳嗽時，用衣袖摀著嘴，跟我說：「我大概是中風了啦，哈哈哈，快去報告教官我要領病假。」
他笑著講，可是笑容裡已經沒力了。
如今他躺在那裡，什麼都說不出來。
我突然覺得害怕。不是怕死，而是怕死得這麼無聲無息，像個擦肩而過的影子，消失了，連一點迴音都沒留下。在這座山裡，誰記得你來過？誰會記得你的名字？
那一夜，我第一次發現，我不只是被關在深山裡，更像是被困在一個逐漸掏空靈魂的地方。
那段時間，死氣沉沉的空氣在營地上空不散。我們不再談話，情緒被壓抑著，
某天突然一陣帶著旋律的呢喃............，是吳秉衡發出的聲音。
獨夜無伴守燈下，清風對面吹，
十七八歲未出嫁，見著少年家，
果然標緻面肉白，誰家人子弟，
想欲問伊驚歹勢.......................
那是《望春風》。他唱得不完整，只是輕聲哼著，像是對誰傾訴，又像是唱給自己聽。原本捧著鋁碗坐在帳棚邊啃饅頭的我們，一個個放下了手中東西。
雨還在落，帳棚邊緣滴滴答答。吳秉衡坐在柴堆旁，雙手抱膝，眼神盯著遠處那座竹林。
他像是撐不住似地低頭，聲音在最後一個字時輕輕顫了一下，喉頭堵住。
我突然覺得那個被埋在竹林下的阿新，此刻就在我們身邊。他沒有名字、沒有遺照，甚至沒有親人知曉他來過這個世界。只剩我們這幾個人記得那一夜的土堆，和那根簡陋的竹枝。
望春風，望到寒風吹不止。那晚，沒有人再說話。我們就這樣靜靜地聽吳秉衡唱完那一小段民謠，好像每一個音符都落在自己的心坎裡，像竹葉落地，無聲卻沉重。
雨聲、歌聲與沉默，就這樣交織在一起。那一刻，我們都懂了——不是因為懷念誰，而是害怕自己也會被這樣忘記。
到了九月中，烈日依舊灼人。我們在山坡上揮汗如雨，這天的任務是將滿山雜草與灌木強行剷除，硬生生開墾出一片農地。連日的勞動讓人如同行屍走肉，肩背肌肉早已麻木，連意志都開始脫水。但最難熬的，還是吃的——只剩些糙米與野菜，沒油、沒鹽，嚼起來像咬樹皮。吃下去的樣子和排出來幾乎沒兩樣，彷彿我們的身體也拒絕再消化這種勉強維生的日子。
那一夜，竹棚內悶得像密閉棺木。我躺在用削薄竹片編成的硬床上，渾身黏膩，腦子卻像泡在霧裡——醒著像夢，夢裡又像醒。有人不停翻身，床鋪嘎嘎作響；屋外傳來風聲、樹搖、蟲鳴與獸吼，交雜成一種詭異的旋律。但最詭的是，到了半夜，接連幾個人突然大喊大叫，身體抽搐，像被什麼東西壓住般無法動彈，聲音悶在喉嚨裡，眼睛張得大大，卻說不出話。
「又來了……」有人顫聲低語。
這種情形不是第一次出現——過去幾晚，也有人突然大叫、猛地坐起，說自己被東西壓著、動彈不得，甚至說看到一張臉俯在自己胸口。我一度以為只是誰精神太過疲累產生幻覺，但那晚，連我也中招了。
我記得自己正要入睡，卻突然渾身僵硬，眼睛睜開卻無法說話，喉嚨像被什麼扼住。胸口壓著沉重的東西，喘不過氣，視線邊緣似乎有黑影在竹梁間移動。整個人像被釘在床上，意識清醒，身體卻完全不聽使喚。
直到幾年後我當兵時，又碰上一模一樣的情況，有人夜裡大喊說自己被什麼東西壓住，動彈不得。我才從一位老士官那裡聽說，這種情形在部隊裡叫「集體中邪」，其實是精神極度疲憊、環境壓迫與長期恐懼交織後的心理反應。
他說，人在那種狀態下，大腦會像卡住一樣，醒也不是、睡也不是，原始的恐懼會趁隙而入，就像夢魘長了手腳，一步步壓在你身上。
那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我們在阿玉山那些夜裡的恐懼，不全是鬼神，也不全是幻覺，而是我們的身體和心靈，已經悄悄崩潰了一半，只是沒人說得出口。
那幾天，幾乎每個人都出現過類似狀況。有的清晨起來渾身發冷，說夢見被拉進竹林；有的整晚呻吟，醒來卻說什麼都不記得。營房裡瀰漫著一種難以言喻的壓力——不是誰的命令，不是誰的咆哮，而是一種無形的窒息，壓在每個人心頭。我們不再主動交談，也不敢隨便說夢話，甚至有人白天開始念經、偷偷在竹子上刻符。
最可怕的不是那晚的黑影或壓住你胸口的幻覺，而是你開始無法分辨：你是還活著，還是已經困在什麼東西裡出不去了。
快十二月底了，寒意漸重。我們來到阿玉山已過半年，彷彿被困在時代的背面，與文明斷絕。那時的台灣，早已光復，而我們仍渾然不覺。
12月24日那一天我們那組被派了個新任務，要下山去一趟新店糧食管理分所領取下個月的補給糧。說是任務，其實也像是個恩典。這是少數可以離開阿玉山、踏進文明世界的機會，雖然來回要走上一天一夜的路程，還得沿著山路扛著重物上坡，但想到能走出那片蠻荒山林，哪怕只是半天，我們眼裡也燃起了點微弱的光。
任務由我們甲組同學負責。臨行前，軍曹再三叮囑：「此行物資關乎整個軍區存糧，若有短缺，責任自負，照連坐辦理。」
新店糧倉坐落在溪岸邊，隸屬當時的「台北州食糧調整委員會新店支所」，倉庫前有宛如牆垣般高堆的米袋，還有兩桶已經封罐的豬油與鹽胚。幾個穿著制服的官員坐在木桌後頭，蓋章、點收，麻袋一一搬上我們肩頭。
「總共五袋白米，一桶豬油，一袋鹽。」對方念著清單，我們一一覆誦、簽字。這批糧食是要送給軍官與上級人員的，是「上配」，我們這些學生連碰都不能碰一口。
但就在搬運途中，當一袋袋白澄澄的米從倉庫內拖出來時，那股熟悉的香氣彷彿一下子衝破我們的理智。那不是單純的米香，而是與飢餓發酵過的記憶連動的味道——它讓我想起小時候在鄉下，跟著弟弟們追在載滿甘蔗的牛車後頭，趁車夫打瞌睡時伸手拔下一截，再躲到水田邊啃咬得滿嘴都是渣。
那是一種「偷」卻不覺得「錯」的行為。那是飢餓者的遊戲，是孩子的叛逆，是生存本能的牽引。
回程時，我們走在山徑上，每人扛著一袋糧，有人背上還吊著油桶。烈日直曬，肩膀像被火炙，我們汗如雨下，但氣氛卻異常沉默。
終於在一處隱蔽的林蔭下休息時，吳秉衡放下背袋，呼出一口長氣，壓低聲音說：「你們……怎麼看那袋米？」
我沒接話，只是用手指揩了一下額頭的汗，眼角餘光瞄著那袋麻布米袋，白米從破口微微露出，一粒粒透著陽光的晶亮。
「我聽說，上次回糧的時候，有人偷偷挖了幾把……只要不多，沒人查得出來。」阿文看著我們，眼神有些閃爍，「我們……也不是要多，只是一口。」
「一口？這一口是要餵誰的肚子？」我問，卻不是反對，而是確認。
吳秉衡順手將旁邊的竹林砍了一支比手腕細的竹棍，然後在小竹棍前端銷出45度的斜角。他比劃了一下麻袋接縫處，小聲說：「這邊，從這裡插進去，只要動作輕，一筒米剛好一碗。」
我們彼此對看，沒說什麼。那不是猶豫，而是一種無聲的默契。每個人都知道這樣做的風險，也知道這一口飯可能是這幾週以來唯一的真正白米。
「豬油那桶也……」阿文輕聲說，「我剛剛切了一小塊，包在破布裡藏進腰帶。別多，就一點點，一人能沾到一口飯就夠了。」
我們默默點頭，然後輪流動作。每人用削尖的竹筒，從不同的角度刺入米袋，一人一筒。動作迅速、輕巧，不多取，只為不讓布袋明顯凹陷。至於豬油，吳秉衡手腳俐落地割了一小塊，包進濕布藏在褲腰裡，還不忘用泥土抹上刀痕處，掩蓋痕跡。
黃昏時，我們五個人就地生火煮米，配上周邊採的野菜，攪拌豬油，吃了一頓最近以來最扎實也最提心吊膽的一頓飯。
沒有人笑，沒有人興奮。我們像在進行一場隆重的儀式，一場只能失手一次的賭局。
走回阿玉山的路上，每一步都沉重，肩膀、心裡都壓著不該說的秘密。我聞得到自己打嗝的味道，那是這趟任務中最奢侈的一縷香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