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艘船名叫「中興號」，是政府徵調來專門接送台灣青年赴滬受訓的郵輪。說是郵輪，其實多半是戰後改裝的老貨輪，外頭塗著淺白斑駁的漆，甲板邊緣已鏽蝕見骨，偶爾還能看到日治時期留下的漢字與片假名刻痕。
船艙劃分明顯，分為三種票價：上層艙房、普通客艙與通舖。
上層艙房設有小窗與單人床位，提供獨立洗臉盆與掛鉤，備有棉被與毛毯，據說有茶水、報紙供應，船員也會特別照應。這種票價極高，並非一般人能負擔，只有政商子弟或地方望族的少爺才能入住。
普通客艙則為木質雙層床，四人一室，共用水龍頭與馬桶，氣味勉強能忍受，大多是地方學校派出的優等生或家境尚可者才住得起。
至於我們這群自費報名、上船的窮學生，只能擠進底層通舖艙。那裡是一大片無窗鐵艙，草蓆舖地，夜裡擠得像沙丁魚，翻身都會壓到旁人。洗臉水得排隊共用，飯是裝在鋁盒裡的糙米飯與醬菜，有時連飯湯都會分光。

上船後，在人群中，有一個人特別引人注意。我們這群穿著粗布衣、背著布袋的窮學生當中，他是唯一一個住上層客艙的。
他大概二十五、六歲，比我們這些十七八歲的毛頭小子老成不少。身材略胖，皮膚白淨，五官不算俊朗，卻有一種市井中人熟悉的氣味——就像你在戲館後門、酒樓包廂裡常見的那種人。說不上是什麼職業，但一看就知道見過世面，混過場子。
他穿得很講究，一身筆挺的灰色西裝，領口還別著一朵紅布花。髮油抹得亮晶晶，皮鞋擦得發亮，一出現便自帶一股「大爺味」。走路時腳步大方，站得開，笑得也開，仿佛這艘船是他家的碼頭，誰靠近他都得看他三分臉色。
他並不矜持，反而很會寒暄，對誰都笑得出來，講起話來聲音圓滑，喜歡叫人「兄弟」、「老弟」，手上還戴著一枚老式戒指，亮得刺眼。幾個年紀小的看他穿得光鮮，還真把他當了什麼了不起的人物。
但我注意到，他雖熱絡，卻總是先觀察一圈，再挑人靠近，話裡常藏著試探。有人問他家世，他笑笑不答；問他怎麼也來從軍，他搔搔頭，說家裡破了，想去碰碰運氣，語氣聽來輕鬆，卻眼神閃避。
船艙裡的燈光雖比不上陸地明亮，卻已遠勝我們鄉下常年靠煤油燈照明的暗屋。走道兩側擺著一排排舊皮椅，靠窗的位置早已被搶佔一空。幾個南部口音的青年脫了鞋盤坐在椅上聊天，有人抽煙，有人打盹，空氣裡混著柴油味與鹹汗味，嘈雜中卻也透著某種臨時的秩序。
我沿著走道往裡走，在靠近船尾的一處空位上，看見一個熟悉的身影。
他坐得筆直，背對著我，穿著與我們一樣的軍校預備衣著，但頭髮明顯修得更整齊，雙肩挺得筆直。我還沒開口，他似乎察覺到了我靠近，回過頭來。
那雙眼睛，我一瞬間就認出來了。
「陳興？」我試著叫了一聲。
他微微一愣，接著露出淡淡的笑容：「春生？」
那聲音沒有太多驚喜，也沒有寒暄的熱絡，反而像是多年不見的老鄰居在市場邊碰面，點頭招呼般自然。但我知道，他心裡一定也是驚訝的。
「真的是你啊，」我走過去，坐在他對面的小椅子上，「我上船前在碼頭看到你背影，還以為自己認錯了。」
他笑了一下，語氣平靜：「我也沒想到會在這裡遇見你。上一次見面……是你那回背書在廊下，被訓導主任喊去背誦《教育勅語》的時候吧？」
「你還記得那件事啊？」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背到一半卡住，被罰站整節課。」
「嗯，那天你穿了雙破了洞的鞋子，還用報紙塞著。」他說得雲淡風輕，但我聽了卻是一陣微熱湧上耳根。
我們互看了一眼，都沒再說話，只是一起笑了笑。
那一笑，像是把中間幾年的空白一下子抹平了。

我原本只是想找他聊幾句，讓這片海風別吹得那麼冷。可不知怎麼的，腦中忽然閃過那天的畫面——那位學姐，那面破牆，那群穿著軍服的男人。那一刻，我什麼都沒做，只是躲著、逃避著，心裡卻始終無法原諒自己。
我低頭盯著腳邊的甲板，彷彿腳下踩的不是船，而是開南門前那塊破裂的地磚。
一股話語像從胸口擠出來，我忍不住抬頭看他，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
「今年二月……你在哪裡？」
他沒有立刻回答，只是望著遠方的海面沉思了片刻，然後才緩緩說：「台北，松山。那年我本來該升學的。」
我其實只是想找個話題搭上話頭。這些年經歷太多，也早習慣了什麼都往肚子裡吞。難得遇見一個性情沉穩、話不多但能懂我的人——不像高仁義，雖然是好哥兒們，卻常把事鬧大，讓人難以招架。
我吐了口氣，語氣慢了下來，也收起了平日輕鬆的語調。原本只是想搭個話，卻不知怎的，心裡那塊沉著太久的東西忽然鬆了一角。
也許是因為眼前這人不問、不逼，只靜靜坐在那裡；也許是這片夜海太安靜了，靜得我聽得見自己壓在心底多年的聲音。
我開口了，語氣不自覺低了下來：
「那時候開南還沒復課，門口貼了一張公告，上頭寫著：『因交通中斷，學校暫停授課，請留意復課日期。』但沒人知道什麼時候會真的開課……」
「我那天繞進去，站在布告欄前，看著滿地玻璃碎片和被扯下半邊的國旗。整個校門像是剛被人掀過一遍，磚牆焦黑，窗框裂了，鐵門歪掛著。我心裡想……這學校像個人，傷太重了，暫時醒不過來。」
我頓了頓，又繼續說：
「我正要離開，看到一位學姐也走到門口。她穿得很整齊，手上還拿著一本簿子，應該是來詢問能不能補辦轉學手續。我對她有印象，曾經在圖書館問過我國文造句。」
「她站在門邊等人，一群穿著軍服的兵走了過來……他們嘻笑著，開始對她動手動腳，拉她衣袖，問她住哪。她想走，卻被其中一人死死抓住手腕。」
我吸了口氣，聲音低下來：「我想衝過去，但我十六歲，什麼都沒有……我怕。怕惹禍，怕打不贏。我只能轉身跑去找高仁義，他家住附近，他有一票兄弟，平常最愛管閒事。我跑遍了三條街都沒看到他。」
「我回到學校時，學姐也不見了。那天之後我再也沒見過她。說不定她只是被嚇到了，自己跑走；也說不定……」
話沒說完，我靜了一會兒。
陳興沒馬上接話。他只是把菸按熄，沉默良久。
「你……記得她名字嗎？」
我搖搖頭，眼底一熱：「只記得她聲音很輕，講話像用羽毛撥水。那天我轉身的瞬間，她還回頭看了我一下……就那一下。」
我苦笑了一聲，「我到現在都記得那眼神，像是在問我：你怎麼還不來救我？」
風在此刻靜了片刻。
陳興忽然開口，語氣像在自問：「如果那一眼……她是真的在問，那麼你一輩子都還得起嗎？」
我愣住。轉頭看他。
他神色平靜，手掌卻緊扣在煙盒邊緣。
「你知道我為什麼要改名字嗎？」他忽然問。
我皺眉看他，還沒回答，他已轉開視線：
「我不是怕人知道我過去的事，是怕有人看見我曾經是誰。」
船身輕輕晃動，窗外是一片暗藍的大海，偶爾閃著波光。艙內的燈光晃了晃，有些人已經開始打呼，有些人則三三兩兩坐著發呆。剛開始語氣都還拘謹。然後空氣忽然靜了下來，彷彿彼此都在等待對方先開口。海風從舷窗灌入，吹動他額前的髮絲，他看起來比記憶中更沉穩了，那雙眼裡卻藏著什麼說不出的哀愁。
他終於開口了，聲音不大，卻帶著一種壓抑許久的柔和：「春生，這幾年你過得好嗎？有喜歡的人嗎？」
我一時間語塞，腦中閃過父親的粗暴、家裡的貧窮、那些一言不合就挨打的童年記憶，情緒翻湧，一時說不出話來。最後只擠出一個字：「苦。」
我頓了頓，又補上一句：「過得苦。」
他聽完輕輕一笑，問：「那家人都還好嗎？」
「這還好嗎」四個字讓我愣了一下，一時搞不清他是在關心我過得好不好，還是在問我家人是否都還健在。
他看出我的遲疑，又補了一句：「我意思是……父母應該都還在吧？」
我這才明白他的話意，是問我家人是不是還活著。我點了點頭，沒說話。
他望著遠方的海面，忽然嘆了一口氣，低聲說：「有些事，我藏在心裡很久了。剛才看到這片海，我突然想對它傾訴……你能陪我聽聽嗎？」
我一時間沒反應過來，愣了一下，為了不讓氣氛太過沉重，我試著開玩笑：「愛卿，請說。」
他也終於卸下防備，苦笑了一下，語氣慢慢沉進去：

改名
「十八歲那年，我把名字改成了陳玉興。」
他頓了頓，似乎在掂量要不要說出口，但還是接著說：
「為什麼改名……這是一段刻骨銘心的事。你聽過清朝詩人王國維的詞嗎？」
他轉過頭看著我，眼中有滄桑，也像在觀察我是否準備好聽下去。海風仍在吹，船身輕輕搖晃，此刻艙內只剩我們兩人的呼吸與沉默。
他忽然低聲吟出一段詞：
「弄梅騎竹嬉遊日，門戶初相識。近來瞥見都無語，但覺雙眉聚。」
語畢，他沒有馬上解釋，只靜靜地看著遠方的海面。我心中一震，沒想到陳興——不，是陳玉興——竟有如此深厚的詞學底子，竟會用這樣的方式說起自己的過去。文句雖然不全懂，但語氣裡那股藏不住的心事，我聽得出來。
他吸了吸鼻子，輕輕摸了摸臉頰，好像在抹去什麼。他嘆了口氣，像終於放下心底壓了許久的東西，緩緩開口：

書香門第
「我媽啊，叫張婉玲，一九〇八年生的。家裡以前算是書香門第，她從小就在私塾念書，說話總是輕聲細語，人也溫柔得很——但你別看她溫柔，她骨子裡其實很倔強，有自己的主意。」
我點點頭，沒打斷他。
「她以前嫁過一次人，前夫姓沈，是個讀書人，當過府學講習，唸書唸得不錯，可惜身體不好，日子也沒過得多富裕。不過那時他們家常有些文人雅士來來去去，案頭老是放著沒合起來的書卷，牆上還貼著墨寶。我媽從小就在那種環境裡長大，喜歡寫字、抄詩，記性又好，什麼唐詩宋詞都能倒背。」
他說到這裡，語氣微微一柔：「她是家裡三個女兒裡頭最得祖父疼的一個，倒也不是因為長得多美，而是她那種氣質……你跟她講話，聽她聲音就像春天的風從簷下吹過，讓人不自覺靜下來。」
他笑了一下，又搖搖頭：「她那時十八歲，正在抄《離騷》，我那個前父，就是在那時來我們家借書的。他人還不錯，長得清清秀秀的，一進門就看到她在書桌前抄書。他問她一句：『你讀屈原，是看忠義，還是看哀傷？』」
他說著看了我一眼，帶點嘲弄地笑了笑：「我媽也沒回答，只是笑了笑，低頭繼續寫——那一笑，就把她自己送進三年苦日子。」
「婚後的日子，說不上富貴，但倒也清靜、文氣。」
他語氣放緩，眼神飄遠，彷彿那個年代的光影還在他腦海裡晃。
「沈文舉後來在鄉裡當教習，我母親則在家繡花寫字。兩人晚上常對詩煮茶，一盞油燈照著書桌，光灑下來，影子斜斜的拖在牆上……那時我姊剛出生，取名叫『玉』，玉石的玉，是文舉取的，他說這孩子將來骨裡會透光，像玉那樣乾淨。」
他說這段時，語氣近乎輕柔，像怕驚動什麼舊夢。
然後忽然一頓，喃喃地接了一句：
「不過，命運這種東西啊，總是躲在風裡，等著哪場濕冷的雨來，把一切都翻出來。」
我聽到這裡，心裡一震。說真的，他這講話的方式，跟我們平常人真的不一樣。句子講得像詩，字裡行間都透著一股讀書人的味道……我心裡想著：「這就是文謅謅吧？」可又覺得那說法太淺，總之，我說不出什麼準確的詞來形容他的風采，只覺得——他跟我不一樣。
他瞥了我一眼，發現我聽得很專心，嘴角浮出一點近乎自嘲的笑意，接著說：
「文舉是在一個冬夜咳血的。那時玉才一歲多。一開始還說是風寒，撐幾天就好，後來開始夜夜咳，一咳就把枕巾都染紅。母親背著他四處求醫，藥館跑了好幾間，什麼草藥、鹿茸、米酒蒸蟲……你想得到的都試過了，就是沒效。
到最後，他像一張被水泡過的詩紙，字跡越來越淡，人也跟著慢慢沒了……只留下那口薄棺，還有一箱泛黃的信。」
我沒講話，靜靜聽著。這不是我經歷過的世界，但他說得太真，我彷彿也看見了那盞油燈下，女人在廊前扶著病夫輕聲安撫的模樣。

改嫁
「後來，我母親守寡兩年，那兩年，她娘家人誰也不敢開口提『改嫁』這兩個字。」他繼續說。
「到了第三年春天，她娘家的房子被徵了地，家裡錢也用光了，家族裡的男丁幾乎都搬走了。她一個人帶著不到四歲的玉，白天幫人繡東西、做女紅，晚上就誦經念佛，靠一點手藝和老交情，才把日子撐過去。
後來，親戚裡的長輩看不下去了，就勸她說：『孩子還小啊，妳再不找個依靠，這日子要怎麼過得下去？』」
他說到這裡停了下來，像在斟酌要不要繼續。我沒說話，只輕輕點頭，讓他知道——我會繼續聽。
「她當時沒回話，只是沉默。你知道嗎？她年輕時嫁給文舉，是立過『不二志』的。但那時候，講的不再是什麼節操不節操的事了，而是家裡還有沒有米、孩子還有沒有飯吃的現實。」
他頓了一下，撫了撫膝蓋上的皺布，語氣緩了下來。
「我爸——陳奎，就是在那時候出現的。他家是務農的，在鄉裡算有點地，山坡地加水田，雖然沒唸過書，倒是個講理、守份、有肩膀的人。他祖父母過世得早，習慣什麼都靠自己。他不是那種會油嘴滑舌的男人，但我媽說，他從不講重話，做事穩，心也細。」
他抬頭望了我一眼，繼續說：
「我爸那時常提菜籃、送柴火來，也從不逼她說什麼，只是輕輕說一句：『田裡缺人手的話，可以叫我一聲。』我媽後來就這樣默默地接受了，也接受了這段命運交出來的安排。」
他說到這裡，輕輕嘆了口氣，像有一點酸，也有一點釋懷。
「婚後的日子說不上詩情畫意，但也過得不錯。我媽開始學著曬穀、種薑、蒸年糕……日子就像山裡的溪水，沒什麼花樣，卻有聲有氣。隔年，她生下我——陳興。」
他說到這裡，露出一點點幾乎看不出的微笑：「我媽有次對我說：『玉是文舉的光，興是我這半生的火。』」
「那句話，她只說過一次，說完，就把那封從來沒寄出的信收起來，連同文舉的照片，一起藏進衣櫃最下層。」
他說到這裡，聲音放得更輕了，像怕驚擾什麼：
「我媽真的是個心思細密的女人，特別是在我出生那年……那時她還不到三十歲，可活得比五十歲的人還沉靜。你想嘛，前夫過世、家產拋荒、孤身拉拔女兒過日子，哪一樣不夠折磨人？」
他偏頭看向窗外，海面灰藍一片，波浪緩慢起伏。
「不過真壓垮她的，不是那堆事——是有一回，玉發高燒，連續幾天不退，燒得整個人昏昏沉沉。她背著玉跑遍鄉裡的廟、藥鋪、神壇，敲鐘擊鼓、問神問藥，什麼都做了。那一晚，她跪在神桌前，手裡還抓著玉的破鞋，對著香火輕聲唸：『若要收，收我，不要她。』」
他輕吸一口氣，像壓住一點什麼：
「玉後來撐過去了，但那一場病，把我媽整個人都換了。她從此每晚睡前都要看一眼姊的胸口，看她有沒有在呼吸，有沒有活著。」
「從那以後，她變了。眼神少了光，講話慢了，笑也笑不出來了。她還是溫柔，但不是那種容易碎的溫柔——是那種經過火煉的，像石頭一樣的柔。」
「她後來跟我說，這世上沒有什麼是能長久的，只有現在眼前這口氣，是她唯一要守住的東西。」
他停了一下，眼神忽然變得很遠。

嘴對嘴餵食
「我爸那時對玉特別好，我媽媽很感激。玉不是他的親生女兒，可他從來沒分過彼此。我還在襁褓的時候，我媽總會先把食物含在嘴裡嚼碎，才一口一口餵我。村裡老人說這樣養小孩，孩子會比較乖、不鬧胃。她信了，也就一直這麼做。」
他說到這裡，聲音近乎耳語：「她不只是在餵我，是在保住她第二次的人生。」
「有一回，媽媽發高燒臥床，姊那年才十一歲，正是會自己綁頭髮、也會洗衣裳的年紀。那天中午，爸下田沒回來，我哭得直發顫，怎麼哄都哄不住。姊急得不知該怎麼辦，最後就學著媽媽的樣子，咬碎番薯，混點湯水，用嘴餵我吃。」
「我不哭了，咕嚕咕嚕吞下去，眼睛還睜大大地看她，像在等下一口。」
他說到這裡，語氣輕了下來，嘴角浮出一絲像笑又像嘆的弧度。
「後來，那種餵法偶爾就成了我們兩個的小秘密。不是每天都這樣，但只要我生病、耍脾氣、不肯吃藥，姊姊就會蹲下來，搖搖頭說：『阿弟，你嘴張開，我幫你。』」
「那不是什麼齷齪的事，在她心裡，那就是媽媽留下來的照顧方式；而在我心裡，那是姊姊嘴裡的飯，比什麼都溫柔。」
他頓了一下，眼神有些飄遠。
「可是有一天……那樣的動作，忽然就多了一點什麼。是呼吸太近？還是對視太久？我也說不上來。只記得，姊姊開始不太敢看我，餵得很快，動作也不自然。有一次，我嘴角沾了飯粒，她本來伸手要幫我擦，卻忽然停住，轉身去裝水，背對我說：『你自己擦一擦，別讓人笑話。』」
「我當時不懂，但我記得——那一口飯，特別燙，特別有味道。」
海風靜了一會兒，他才又繼續說：
「後來，日子一天天過。田裡的豆莢結實了，屋前的石階也磨平了稜角。姊十五歲那年，開始自己梳頭，把原本垂肩的長髮盤成簡單的髻。額前那兩縷碎髮偶爾垂下來，她就會輕輕揚手撥開。」
「我那時十一歲，個子開始抽高，聲音也在變。以前眼裡只有泥巴、風箏，後來不知怎麼，目光總會停在她轉身、彎腰、舉手的時候。」
「她很快就察覺到了。姊讀書多、心細，知道有些變化就像春天的雪在融，不聲不響，卻日日在改。」
「從那時開始，她不再跟我同房睡。哪怕夏夜再熱，蚊帳再窄，她也堅持讓我睡在廂房角落。媽問她為什麼，她就說我踢被子，吵人。」
「她不再餵我吃飯了。但我有時還是會坐在門邊，看她吃飯、繡花、讀書。有一回，我突然問她：『姊，妳以後會嫁人嗎？』」
「她手上繡的針停了一下，過了好一會兒才說：『爸不准我嫁太遠，他說捨不得我。』」
「我咧嘴笑著回她：『我也不准妳嫁。』」
「她沒轉頭，只低聲說：『說這什麼傻話。』」

承諾
有一年春天，屋後那棵杏樹竟意外地開了幾朵花。粉白的花瓣開在枝頭，像個突然臉紅的少女。
那晚月亮又圓又亮，夜色像銀粉灑了一地。我們倆坐在樹下看書，姊姊在讀《牡丹亭》，翻頁的聲音輕輕地。
我問她：「姊，什麼是夢中情人？」
她抬頭瞄我一眼，嘴角有點笑意，把書合上，說：「夢裡見到的，就是夢中人啊。」
我追問：「那……如果我們都夢到彼此呢？」
她沒回話，只是輕輕轉過身去。過了一會兒，她忽然問我：「如果哪天這棵杏花全開了，你會帶我去哪裡？」
我仰著頭，想都沒想就說：「帶妳走，離開這裡，去南方、去山裡、去沒有人認得我們的地方。」
她低頭笑了，那笑裡藏著很多沒說出口的話。她伸手摸了摸杏樹的樹幹，像在對它許願似的。
「那就說好了，杏花全開時，你帶我走。」
說完，她沒有看我，但我知道她聽進去了，也藏起來了。
其實，我媽從來很少提我們不是同父的事。那句話對她來說，就像是藏在心頭的一根刺，一旦說出口，怕整張命運織起來的網就會崩斷。
所以姊姊從小到大，從沒改過口，總是喊我「阿弟」。她會幫我洗襪子、背書、把我寫錯字被罵過的習字簿藏起來。她就像個小大人，也像個影子，總是照看著我。
我耳濡目染，也慢慢開始對文學有了興趣。
我們年紀差不過四歲，從小一起玩泥巴、放紙鳶、抓蜻蜓。下雨天就蹲在廊下看雨滴打瓦，唱著媽媽教的童謠。她讀《聲律啟蒙》的時候，會正色對我說：「‘門對戶，戶對門’，快背一次給我聽，錯了罰你吃酸梅！」
我每次都笑著照做，一邊咬牙背，一邊偷看她嘴角微微彎起的樣子，就像看到天邊月亮剛剛升起來那樣。
我們姊弟的世界很小，小到一棵杏樹就是樂園，一間書房就是整個國土，一缸魚能讓我們看一整個下午。
而我父親，陳奎，是個沉默寡言的漢子。平常除了下田、翻地，最愛的就是坐在屋前喝碗熱茶、曬背。他對我雖不多話，卻護得緊。每年過年都會悄悄多給我一顆水煮蛋。對姊姊也不差，但總是多了幾分客氣，不像對我那樣會拍拍肩、隨口罵兩句。
那時候的日子，平靜得像杏花還沒開的時節——枝葉不動，風也止，一切靜得讓人忘了時間正在走。

懦弱
只是時間久了，母親察覺出些微妙的變化。我越長越乖，越乖卻越怕事。我不敢與人爭吵、不敢上台朗讀、不敢說出心裡話。遇事總先看姊姊的臉色，說錯了便低頭，彷彿天大的錯都該由他來擔。
有時她覺得，是不是自己和姊姊給了我太多照顧，讓這我從未學會承擔什麼。姊姊幫我繫鞋帶、洗書包、代寫功課，甚至在我小時候尿床換洗的棉被，也是姊姊偷偷晾的，不讓大人知道。
這種貼心，是另一種溺愛，只是換了角色——由姊姊扮演了那個永不責備的母親。
但母親沒說什麼。家裡日子還算過得去，父親身體健朗，田有收成，屋後還種了三畦菜與一排冬瓜。雖無富貴，卻無飢寒。孩子沒出大錯，功課也中規中矩，她想，這樣就很好了。
人啊，總是在風起之前，以為風永遠不會來。姊姊十八歲那年，杏花沒開。春雨綿綿，枝頭滴著水，像是忍了一冬未哭的眼。
她已修完公學校的課程，原應回家協助家務，卻因成績出色，獲得老師破例留校協助教務與代課，還時常幫村裡幾位成績落後的孩子補習功課。老師們都說：「這丫頭若生在書香人家，早考上高等學府了。」
她自己卻不這麼看。她知道自己的家，不是書香，是泥香。母親早年讀過幾年私塾，還會寫信，已是鄰里稱羨；而姊姊，是全村第一個被鼓勵報考女子中學的人。
學校在鄰鎮，要搭晨班客運，繞山多時。母親說：「若真能考上，我們借田也讓妳去。」父親雖不說話，但那回姊姊交出報名表時，他難得抽起旱煙，點了三次火才點著。
我家，並不富裕，但把希望壓在姊姊身上。
我則不同。我十五歲，正值壯身發聲變的年紀。除了文學外讀書不出色，成績常在中下，但也算穩穩走著。那年我考上開南工業學校，學校在臺北，要離家去住。我不說興奮，也不說不安，只把入學通知折了又折，最後塞進床頭櫃裡。
姊姊拿著那張通知單看了好久，才低聲說：「你也該走出去看看。」
我點了點頭，卻沒笑。我望著她正在替我收拾的課本與筆記本，那裡夾著她畫的地圖、筆記與報考資料，眼神像落單的小狗。
「若我不去，你會留下來嗎？」我突然問。
姊姊回頭看了我一眼，那眼裡藏著太多不能回答的東西。她輕聲道：「你是男人，要自己走自己的路。」
「那杏花開的約定呢？」我問得小聲，幾乎只是一句氣音。
她沒答，只在窗邊望著那棵正長出嫩芽的杏樹。
「那是年少說著玩的。」她終於說。
那句話像一把刀，劃破過往所有曖昧與柔軟。
我垂下眼，沒再多言。只是那夜，我躺在床上輾轉難眠，夢裡仍見杏花如雪，姊姊站在樹下，衣袖輕擺，對我說：「阿興，我要走囉。」
我想追，腳卻黏在地上，一步都移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