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動盪不安、前途渺茫的時代，命運終於為我撥開了一絲曙光。那道微光，來自我在開南工業學校的摯友——許英杰。他不只是同學，更是我生命的引路人，是在黑暗中與我一同尋找出路的人。

許家在桃園經營著一家糕餅店，日子過得不寬裕卻溫暖。他時常帶些糕餅到學校，我們一邊分食一邊低聲交換時局的變化與未來的打算。彼時的我們，既無人可倚，也無處可逃，只能靠彼此的信念支撐。那時我便明白，只有離開，才有可能尋得另一種生路。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這場由民怨積壓引發的社會動盪，迅速蔓延成全島性的鎮壓與屠殺，許多本土知識分子與青年學生在恐懼與壓抑中沉默、逃亡，甚至永遠地消失。整個島嶼籠罩在莫名的恐懼之中。

國民政府也因這場事件意識到治理台灣的困難，急欲招攬並改造一批台灣青年，使其效忠中央政府。另一方面，國共內戰正進入激烈階段，國軍兵源日益匱乏，遂下令黃埔軍校與其他軍事學府展開擴大招生，首度來台徵召台灣青年赴陸受訓，培養為軍官，作為穩定地方的未來骨幹。

1947年底起，政府透過地方士紳、學校校長、保甲系統等管道，針對高中與高工學生進行招募。街頭巷尾、學校布告欄甚至廟口廣場，都貼滿了印著「報效國家、前途無量」的大字報。對許多家庭而言，這不僅是脫離白色恐怖的方式，更是一線改變命運的希望。

這些學生一旦錄取，便由基隆港登船啟程前往大陸。有人赴南京、成都受訓，有人因戰局變化被迫南撤至廣西、雲南，甚至流亡海外。他們的命運從此與時代緊緊糾纏，不再只是「台灣青年」，而成為國共戰火中的一枚棋子。

而我，原本只是默默在田間放牛的貧家子弟，孤身走在未竟的求學之路上，既無資源也無門路，只能靠執念苦撐。那段時間，我曾為求復學四處奔走，也曾躲在角落看著城裡的學校大門悄然關閉，像一道永遠無法穿越的牆。

直到有一天，許英杰氣喘吁吁地跑來找我，臉上難掩興奮：「春生，我剛在城裡看到一張海報，國民黨政府要招學生去軍校，送去大陸受訓！」

我一時愣住，反問：「軍校？」

他點頭說：「報考的資格我們都有。只要錄取，就可以離開這裡，去學軍事、讀書，還包吃住。」

那一刻，我感到心底某個塵封已久的角落微微顫動。或許這就是那扇命運之門，雖不知會通往何方，但至少，是個可以跨出去的起點。

「對啊，美式教育，包吃包住，還有薪水可以領！我們這種人，難道不就是等這個機會嗎？」
對我們這些家貧子弟而言，那幾行字彷彿是命運為我們悄悄開啟的一扇天窗。我與他對看一眼，幾乎沒有猶豫，當晚便商量著一同報名。
然而，資格審查猶如冰冷的審判。我們都還未滿十八歲，也沒有正式的高中畢業證書。那瞬間，我彷彿又被重重推回了命運的原點。希望只閃了一秒，便熄滅了。
但英杰卻神色自若，嘴角泛著狡黠的笑：「放心，這我有辦法。」
幾天後，他從懷中抽出一張嶄新的「高中畢業證書」，上頭印章鋼印一應俱全，連學校蓋章都不假思索地模仿。他得意洋洋地說：「怎樣？像真的吧？我還刻了印章。」
我愣住了，難以置信地低語：「你這……是哪弄來的？」
「別問了，能過關就好！」
他先做了一張自己的，信心十足地拿去參加初審。那天我陪他走進甄選會場，心裡七上八下。主考官接過證件，略一掃視，眼神短暫停留，卻什麼也沒說，僅淡淡點頭：「過關，幾日後體檢。」
我們彼此心知肚明，對方睜一眼閉一眼，或許不是沒看出端倪，只是急著補缺人手，寧願將疑點留給未來處理。
我等著英杰幫我也準備一份證書。可時間一日一日過去，他卻音訊全無。當我終於鼓起勇氣去找他，才得知他父親已發現他報名從軍的事，勃然大怒，強迫他打消念頭，留下來繼承家業，甚至安排他與鄰村女孩相親。
幾天後，他面帶愧色地來找我。手中拿著那張原本屬於他的證書，聲音低沉：「春生，這給你。我幫你改個名字……也許，你還有機會走出去。」
我怔住了：「可……軍校報名不是結束了嗎？」
他一臉嚴肅地說：「第一批沒招滿，現在重新開放了。我打聽過的，你去問問看。」
隔天，希望如微光閃爍。我抱著試試看的心情，帶著那張證書，走進招生辦事處，忐忑地詢問：「請問……還能報名嗎？」
「你來得正是時候，補招剛開始。」那人語氣平靜，卻在我耳裡宛如天音。
雖然我報上了名，心裡深處卻有一絲的不安和徬徨。對一個年僅十七歲的少年而言，這是一場迫於無路可走的孤注一擲，遠離家鄉只是因為再也看不到其他出口，彷彿眼前僅剩那微弱的光亮能帶來希望，但那光亮前，還有著一道深深的黑暗，等著我去面對。
不到一週，就收到了入伍的通知書。攤開那封信的瞬間，我的手忍不住微微顫抖，心裡既激動又害怕——這，會是改變命運的轉折點嗎？

但好景不長，沒過幾天，我便聽到村口茶棚有人低聲議論：「唉，現在去考軍校可不是隨便誰都能上的喔，聽說要查你以前是不是有當過日本兵，還有沒有通匪紀錄……」

那話說得含糊其詞，卻像根刺卡在喉嚨。我的心一下揪緊了。

阿玉山的那段往事，再次浮上心頭。當年是日軍強徵，我只是個十六歲不到的孩子，被迫穿上軍服，背起鋤頭，為他們種軍糧、修棧道、背木材。後來因為腳傷和飢餓逃回來，雖未直接從軍，但若真有人翻舊帳，只怕一句「逃兵」就足以斷送一切。

我那晚輾轉反側，夢裡盡是雪地中日本軍人刺刀掄下的影子。我醒來時滿身冷汗，終於下定決心，寫一封「自清書」。
那封信我一字一句寫得小心翼翼，先寫草稿，再謄正，一共改了五次。對於剛學會中國字的我來說，異常艱難，筆下的每個字都像從胸口割下來的。我說自己從未真心效忠過日本軍，是被逼迫的，我說自己痛恨戰爭、希望光復、擁護政府……那不是我內心真正的話，但我知道，若要活下去，若要搏得一條出路，就必須讓自己成為他們想看到的那種「台灣青年」。
自清書內容大致內容如下
敬啟者：
我叫廖春生，家在新竹州樹林庄，今年十七歲。小時候家裡窮，沒讀太多書，只在日本時代學過國語（日語），現在才開始學寫中國字，很多還不太會寫，這封信是我慢慢查字典，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若寫得不好，還請原諒。
我要報考軍校，也已經交了證書。聽人說現在會查以前是不是當過日本兵，有沒有做壞事。我心裡不安，所以想先說清楚。
兩年前，日本政府說要學生去阿玉山幫忙做工，說是學生奉仕，其實是被抓去當勞工。我那時還沒滿十六歲，跟很多人一樣被帶上山，每天挑木頭、種地瓜、搬東西。穿的是舊軍服，有軍官看著，常常捱罵捱打，吃得很少，常常肚子餓。我不是自願的，也不是真的軍人，只是被逼的。
後來我腳扭傷，又很餓，實在撐不下去，就趁半夜偷偷逃回家。我沒有當兵，也沒有拿過槍，更沒有殺過人。我只是個學生，從頭到尾都沒想過要幫日本打仗。
我不敢說自己是什麼好人，只是想求一條活路。現在政府來台灣招生，我真的很希望能去讀軍校，學本事，將來替國家做事，也給我們家一點希望。
這封信我寫了好幾天，寫了又改，不敢騙一句話。希望您們能相信我，讓我有這個機會。
此致
敬禮
廖春生 敬上
民國三十七年 四月十日寫完信，我把它折好，用毛邊紙包著，綁上細麻繩。那一夜我枕著它睡去，就像抱著自己的罪與恐懼入夢。

幾天後，果然收到了入伍的通知書。攤開那封信的瞬間，我的手忍不住微微顫抖，心裡既激動又害怕——這，會是改變命運的轉折點嗎？

家裡沒有人說什麼。母親在灶前切著芋頭，一邊低聲唸著平安符的經文，彷彿她知道這一去的風險，卻無力阻止。父親仍是那張面無表情的臉，只說了一句：「既然決定了，就別回頭。」
我沒有回答是否真的下定決心要從軍。那天傍晚，我把寫好的自清書帶在身上，以防萬一，將入伍通知交給鎮上的幹事。他只是掃了一眼，說：「你們這一屆，算乾淨的。別出事就好。」
我沒答話，只鞠了一躬，轉身時，從口袋拿出那封自清書，原本想一把撕毀，卻又遲疑。那畢竟是我反覆推敲、寫下心聲的文字，或許哪天還有再攤開的時候。想及此，我便將它小心摺好，再次收入衣袋。風有些涼，夕陽如血地映照在我身後的影子上，拖得老長。我站了片刻，彷彿能聽見什麼在心底落定。那一刻，我知道自己不再猶豫——我會走上那條路，不是因為無懼，而是因為已經無路可退。

當我把確定可以入伍這消息告訴母親時，她沉默許久，蹲在菜園裡，頭也不抬，只一邊拔著雜草，一邊低聲問道：「你……真的要去喔？」
我喉嚨發緊，語氣顫抖：「阿母……我不想一輩子過這樣的生活。這是我唯一的機會。」
她的手停住了，終於抬起頭。那雙眼裡不知何時泛起淚光。她望著我，他那憂鬱眼神，經過歲月的折磨，已有皺紋，皺紋中的眼神藏著無盡的憂慮與不捨，卻只低低地說了一句：
「唉，是你老北沒路用，讓你受這份苦……我也無法留你，只能替你跟媽祖婆求說，祝你一路平安。」
她轉身走進屋裡，不久後拎出一張泛黃的紅紙符，還點了一柱香。
我看見她站在祖厝門前，口中喃喃，燒香的煙裊裊上升，她雙手合十，低聲念著什麼。她信媽祖，也信那年的傳說——
那年台北大轟炸，整個城都陷在火海與哭號裡。可有人說，看見媽祖現身在艋舺天后宮上空，披著紅袍，掀起自己的襯裙，把一枚直墜的炸彈接在裙底，硬生生救了滿街百姓的命。
「媽祖婆那年連炸彈都接得住，這次也請你保佑我這個兒子，走這條軍路有驚無險，平安倒轉來……」我聽見母親低聲念著，像是在對誰傾訴，又像是在對自己喊話。
說完，她緩緩摘下手腕上唯一的嫁妝——那只早已磨損、表面有裂痕的老式手錶，小心翼翼地放進我掌心。
「這是我結婚時的嫁妝……你帶著它，以後怕是有需要，就拿它來應急吧。」
我鼻頭一酸，什麼話都說不出來。只緊緊握住那支錶，彷彿那不只是時間的證物，更是母親以整個信仰與牽掛，親手交給我去抵禦未知的護身符。
那晚我輾轉難眠，草蓆冰涼，父母房裡又傳來熟悉的爭執聲。父親低吼、母親啜泣，一切如往常，卻又不同。我知道，我即將離開這一切，踏上一條無人能替我走的路。

兩天後，母親陪我來到基隆港送行。碼頭上人聲鼎沸，道別聲此起彼落。有人哭紅了眼，緊緊抱著兒子；有人低聲叮囑，像是在為前路的不安做最後一次抵抗。海風帶著鹹味，混著鐵鏽與柴油味，在空氣中打轉。
我與母親坐在候船室一角，她什麼都沒說，只是緊緊握著我的手。那力道不像往常柔軟，而是微微顫抖。她沒有掉淚，但我感覺得出來，她比我還怕這一別無期。

正當我陷入等待的茫然中，餘光突然捕捉到一道熟悉的背影在人群中掠過。
我心中一震——那是陳興，我在開南工業時期的同學。台北大轟炸後，學校停課，他轉學去了桃園高校。那時我們雖只同窗不到一年，但談得來，彼此印象深刻。沒想到竟在這裡重逢，真是世事無常，也算是這趟未知旅途中的一點安慰。
我本想馬上上前搭話，卻見他正拖著行李，和另一批同樣著裝簡便的青年一同排隊報到，腳步略顯沉重。我想，先讓他辦完登船手續，再找機會寒暄敘舊也不遲。
不久，港口響起一聲低沉悠長的汽笛——「嗚——」
那聲音像一把鈍刀，劃破港口的喧囂，也割斷了我與過去的連結。我強忍著眼眶的酸澀，深吸一口氣，提起行李，站起身。
母親望著我，嘴巴念念有詞，從她的口型看來應該是在念觀世音菩薩，眼角微濕，幫我拉了拉領子。那手在我肩上停了一下，終究還是鬆開了。
我轉身上船，不敢回頭。我怕，一回頭，就再也走不開了。
那天，我踏上了另一片土地，也踏進了命運為我安排的軌道——無論光明或黑暗，我只能，一步步往前走。

「嗚——」
那聲悠長的汽笛，在港口上空盤旋不去，像是替這群剛脫離少年、即將披甲上戰場的「番薯囝仔」鳴起命運的開場哀歌。岸上的送行人群依舊高聲呼喊，有人紅了眼眶，有人咬緊牙根，喊著：「要顧身體喔！咱囝仔是台灣的光榮！」那聲音夾雜著海風、柴油味與不安，在混濁的空氣中來回飄蕩。
眼前這艘郵輪名為「中興號」，原是日治時期留下的舊貨客兩用船，戰後由國民政府接收，粗略翻修便投入台灣與大陸間的運兵與徵調作業。船身近千噸，外層油漆早已斑駁，艙體佈滿鏽斑與補釘，看得出經年失修。鐵製艙門嘎吱作響，木質甲板坑坑疤疤，每踏一步都像踩進一段動盪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