卻說，隨著要前去成都路赴任的最後期限的接近，狄青的心情也越發低落起來。

他雖對公祖百般信服，但眼看著只剩三日了，還未有影子，不免有些焦慮。

他不好開口問，便鉚足了勁在夜裡粘著纏著戀人，做好了這樣的好日子過一天少一天的準備。

在前去城門接遼使的路上，陸辭好似未看出他心裡的焦慮，笑著考他：“青弟不妨猜猜看，這次契丹使者前來和談，能否成功？”

狄青稍微打起精神來，應道：“應是能成的。”

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戰事休止後，不管是要如何與吐蕃分最終戰果，還是修養民息，都需要時日。

且不說吐蕃這一盟友本就稱不上多牢靠，單是實力同樣雄厚的遼國虎視眈眈，三勢繼續爭鬥，只會各自遍體鱗傷。

哪怕真要打，也不會選在此刻。

陸辭莞爾一笑：“那你不妨再猜猜看，曹將軍此次回京後，還會否再被委派守關重任？”

狄青略一沉吟，回道：“官家宅心仁厚，而曹將軍年事漸高，雖還稱得上力強，然思念家人已久，若此次和談成了……”

陸辭笑著點頭：“天時地利人和，若無差錯，樞密使之位，曹將軍應是坐定了。”

狄青吃了一驚。

這絕非是因他認為曹瑋不配其位，恰恰相反都是，在他看來，掌管軍國機務、兵防、邊備、戎馬之政令，出納密令，內外禁軍招募、閱試……等大事，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為二府，地位崇高的樞密使，當今唯有曹瑋足以勝任。

但眾所周知的是，自曹瑋之父曹彬之後，以文抑武風氣漸盛，鮮少有武臣能擔此位了，而多以文臣任之。

不過，曹瑋若真出任樞密使，以他出身、資歷和功績，朝臣們都說不出二話來。

但可想而知的是，後續矛盾，則將層出不窮——以曹瑋的爽直做派，不說大刀闊斧地改動，也定然要逐出一些屍位素餐者，大肆提拔此次伐夏之戰中建功立業的武官。

如此一來，文武鬥爭激化，官家必然焦頭爛額。

以小皇帝那日漸敏銳的嗅覺，多半會預知此時，從而刻意回避這一封賞，選擇另作賞賜，以免除後續麻煩才對。

好似看穿他想法的陸辭笑了笑：“多擢用武人，已是必然趨勢，即使官家有意躲避麻煩，我也會大力勸說的。”

北邊的局勢是暫時平息了，南邊卻還暗波湧動呢。

陸辭對所有人眼中稱得上‘蠻荒之地’的廣南路，一直稱得上十分關注。

他所看重的，自然不只是那鮮甜美味的荔枝，也不只是暗藏野心的交趾國，而是其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

大宋全國上下，如今蓄養兵士已有近七十萬，在一切太平時，他們便成了拖垮經濟的‘冗兵’，長久以往，也將喪失剛鍛煉出來的強大戰鬥力。

況且在這場大勝過後，不管是一貫懼戰避戰的朝廷，還是宋軍，或是平頭百姓，都充滿昂揚鬥志。

若讓一切就此徐徐平息，未免太過可惜這余韻了。

倘若能趁著所有人還頭腦發熱時，讓新任樞密使的曹瑋與他達成共識，同意派遣兵士將南邊道路打通，再利用現今大宋這堪稱世界頂尖的造船和航海技術……

那不管是提前把史上南宋的路子發揚光大，徹底貫通南邊商路，或是更大膽手狠一些，搶先一步，派兵去海外殖民，都大有可為。

天地如此廣闊，不到時機真正成熟前，實在不必去盯著兵強馬壯的遼國、或是松而不散的吐蕃這兩塊硬骨頭啃了，也能留有更多條後路。

作者有話要說：注釋：

1.廣南路：宋室消滅南漢，統一嶺南後，設置廣南路，又分為廣南東路和西路，大概就是如今的廣東和廣西。廣南西路作為北宋邊境政區，東南與交趾國相鄰，西南則有大理少數民族政權存在。但因交通不便，氣候懸殊，各方面都比較落後，朝廷對廣南路的治理一直很是漫不經心，將其視為蠻荒之地。尤其是少數民族居住多的地方，更是放任自流為主（後來就有了儂智高的叛變）。（《狄青傳》）

2.關於大宋造船的先進程度，早期章節已有注釋，感覺你們大概忘記了，我再注釋一次

宋人的造船技術也遙遙領先於世界。宋代船塢已經掌握了非常成熟的水密艙、平衡舵與可眠桅技術。水密艙技術在航海中非常關鍵，它可以保證整個船不會因為其中幾個艙區進水而沉沒。宋代發明的平衡舵可以升降，以適應在深海的航行及在淺灣停泊，歐洲在十世紀才從阿拉伯人那裡認識了船舵，到十八世紀才使用平衡舵。宋人製造出來的多桅船，桅杆裝有轉軸，可以自由放倒、豎起，這便是可眠桅技術。北宋嘉祐年間，曾有一艘蕃船由於桅杆被風吹折，隨風飄到蘇州昆山縣，知縣韓正彥叫了昆山的造船工人幫他們修船，“為之造轉軸，教其起倒之法”，蕃人大喜。

宋人用於遠洋貿易的大船，“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雲，柂長數丈，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豢豕釀酒其中”，船艙之內可以養豬；還有更大的巨船，“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機杼市井，或不遇便風，則數年而後達，非甚巨舟，不可至也”。

遠洋航海離不開指南針技術，“風雨晦冥時，惟憑針盤而行，乃火長掌之，毫厘不敢差誤，蓋一舟人命所系也”。這裡的“針盤”即羅盤，通過羅盤的指針，宋人可以將航向角精確到7.5度。羅盤產生之後，又有了航線記錄，叫作“羅經針簿”，比如針簿上說“行丁未針”，意思便是按羅盤刻度“丁未”之間的方向航行，如據宋末元初周達觀記錄的一條航線：“自溫州開洋，行丁未針，歷閩廣海外諸州港口，過七洲洋，經交趾洋”，即可從溫州港到達佔城。記錄海上地理水文狀況的航海地圖這時候也出現了，宋人稱之為“海圖”，從劉克莊詩“莫憶宮門謝時服，海圖尚可補寒衣”的描述來看，在沿海港口，用布帛製成的海圖顯然是很常見之物，唾手可得。（《宋：現代的拂曉時辰》）

3.關於大宋海外貿易（主要是南宋，因為南宋宋室南下了，更看重海外貿易）：

北宋雍熙四年（987），宋太宗“譴內侍八人齎敕書金帛分四綱，各往海南諸蕃國勾招進奉，博買香藥、犀牙、真珠、龍腦；每綱齎空名詔書，於所至處賜之”。十世紀的宋朝皇帝跟十八世紀的英王一樣，派遣特使分赴海外，招徠貿易。南宋時，宋高宗也說：“市舶（海上貿易）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阜通貨賄。”跟諸邦展開海上貿易，乃宋王朝的“舊法”。紹興年間，有一位叫蒲亞裡的阿拉伯商人娶了中國仕女為妻，在廣州定居下來，高宗皇帝叫地方政府“勸誘亞裡歸國”。是宋朝不歡迎阿拉伯商人嗎？不是的。而是因為，蒲亞裡在中國定居後便不再從事外貿了，宋政府希望他回國去招攬蕃商，“往來於運香貨”。不過當時的西歐正在“蠻族”的統治下，退回到以物易物的自然經濟狀態，要不然，中英貿易難說不會提前八百年展開。

這便是宋王朝對於海外貿易的態度。整個大宋國的海岸線，北至膠州灣，中經杭州灣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南至廣州灣，再到瓊州海峽，都對外開放，與西洋南洋諸國發展商貿。宋政府在沿海大港口設“市舶司”（相當於海關），在小一些的港口設二級機構“市舶務”，負責管理外貿市場秩序和抽稅。市舶司每年從海上貿易中抽稅近二百萬貫（明代在“隆慶開關”後，海關抽解每年不過區區幾萬兩銀），進出口貿易總額在北宋末超過2300萬貫，在南宋紹興晚年接近3800萬貫。

宋政府對海外貿易采取了實用主義的做法，嚴格限制朝貢貿易。如，宋高宗下令商船不得“擅載外國入貢者”，否則將處以“徒二年，財物沒官”的懲罰；宋孝宗也有回絕朝貢的詔令：“比年以來，累有外國入貢，太上皇帝衝謙弗受，況朕涼菲，又何以堪？自今諸國有欲朝貢者，令所在州軍以理諭遣，毋得以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