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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富貴》1437.第1436章 治術(三)
  中書省的起居舍人和門下省的起居郎都是寄祿官,做這項差事的,是同修起居注這個差遣。仿中書門下分立之製,同時任兩人,即古之左右史之製。此時同修起居注的是吳育和張方平,因為崇政殿議事,必有起居官侍立記錄,而天章閣召對則沒有,所以趙禎命把吳育召來記錄。在趙禎看來,今日徐平所對,當記於國史。

  吳育是徐平天聖五年的同年,省試的省元,殿試時的一等進士。明道二年,吳育又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三等,是大宋立國以來中製科三等的第一人。製科三等比狀元更加難得,歷史上兩宋三百余年,製科三等不過四人而已。因為製科一等和二等都只是在名義上存在,實際上從不授予,如果把科舉看作是學歷的話,吳育就是現今天下學歷最高的人。

  徐平所接觸過的善於科舉考試的人才,王曾當數第一,沒有任何取巧,以絕對實力連中三元,對其他人碾壓。科舉考試中出現這種絕對實力碾壓的,極其罕見,實是異數。吳育當排第二,在進士科中先中省元,再入一等,又成為製科三等的第一人。特別是製科與進士科考的內容和要求不同,一般人只能應付一種,就更加不容易。如在歷史上同樣中製科三等的蘇軾,進士科的成績就不如人意,隻中了乙等進士。不過蘇軾厲害之處在於,他參加了兩次製科考試,兩次中三等,這就是三百余年無人可比的成績了。

  吳育具體治事的能力不說,理論功底是在的,所以趙禎讓他來記錄。起居官記錄,載入國史之後,今天徐平應對的內容,就有可能成為政權意識態的一部分。如果改革經受住了實踐的檢驗,那麽這就成為大宋正統的意識形態,將主導整個政權的運作。

  理明則事通,意識形態一致,才能讓政權減少內耗,運轉順暢。

  君臣坐著喝了一會茶,吳育匆匆趕來,行禮如儀。當年一起唱名的一等進士,徐平已經位至當朝宰相,吳育還只是右正言,以本官為諫官。不過修起居注日夕在皇帝身邊,是進位之階,吳育接下來很可能會被大用。從諫官到詞臣,升遷不依常理,與徐平升遷不同。

  趙禎與徐平一問一答,把剛才講過的內容再次說了一遍,並進行了深入。

  起居官不是速記員,不是把聽到的話一字一句地記下來,而是記下來意思,字詞未必與說的相同。是以做起居官,要求對要記錄的內容有深刻的理解,不是讀書認字就可以做了。吳育善科舉,在理解方面當然無問題,一一記下君臣問答。

  講過了先前的內容,徐平起身,重新站到黑板前,指著“賦稅”、“租息”和“口糧種子”這三個圈,道:“由家而國,口糧種子和賦稅必不可缺,也無大花哨。一家之人,吃穿用度,留種兼存糧備荒,大約有數。此歐陽修等人所言,耕三年存一年之糧,以番天災饑荒之時也。理政,就在於賦稅和租息的分配上。這兩者都是本於耕田所得,除去耕田之人必需用度之外的剩余之物。有了這剩途物,就有了朝廷,有了國家。”

  “一人生於世,聚而為天下,為朝廷存於世間,臣用三件事來論之——生存、生產和生活。生存,就是要活著的必需之物,於一人如是,於一家如是,於一國也如是。生活就是生存必需之物外,讓自己過得更好,比如食美味,品絲竹,諸如此類。於一人如是,一家如是,於一國亦如是。而生產則是為了以後更好的生存和生活,所要做的事情。以農夫稼穡來論之,比如治溝渠,開荒田,養耕牛,買犁鏵之類。以經商之人論之,便如買店鋪門面,以務工之人論之,如買更多機器,建更大場房。一人如是,一家如是,天下亦如是。”

  “有了剩余之物,則這剩余之物投到哪裡去,生存、生活、生產,各佔多少,對一家是一家之政,對一國是一國之政。以本朝現在來論之,臣為三司前,財賦大半養兵,則是大多用於生存。因養兵是為了禦敵,國既不保,自然無有生理。臣在三司經理,現如今朝廷歲入,約有三四成用來養兵,其余大多投入了修橋鋪路建場務之中。則至此時,本朝生存已不艱難,而主要是為了未來從事生產。朝廷官員加俸加祿,則是生活。此於天下,於士大夫,生存、生產、生活是如此分的。此是大略,詳細自然是有無數條貫,然理不失。”

  “臣先前講,租息雖然不當存,但卻不得不存,是因為在生活和生產當中,朝廷於細民無法萬事替其經理。其欲開荒田,雖然朝廷有勸農之法,只是無法做到把天下每一人都圈到此法當中。有民欲開荒,只能求於借貸。有人家的田耕不過來,而又有人家多子,只能去租田多人家的地來種。諸如此類,租息有存在之理,故能盡除。”

  “然則租息或許是由此必然之理而起,年深日久,卻成勢力人家取貧苦人家之物,不勞而獲之術。租息起初取剩余之物,然則借著從別人那裡不勞而獲的租息,勢力人家必然越來越強,而貧苦之家愈弱。人欲不知足,租息從取剩余之物,必然向著取窮苦人的生存和生產之物去。貧苦人的口中之食,下地之種漸次被奪,不但當下受苦,更絕了其未來的生路。朱門酒內臭,路有凍死骨,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言兼並之禍,不如言勢力者越強,租息之禍欲烈,終至窮人無以為生,天下無以安立,終至天下大亂。”

  “欲解此困局,臣愚鈍,僅勉強想出三策。一曰抑,不是抑兼並,而是抑勢力之家取租息。為何不是抑兼並?因兼並只是其表,而非其根。租息不抑,兼並不只壓抑不住,而且會讓租息之禍更烈。為何如此說?現如今天下之財,根本上來說出於田土,在於農耕稼穡。則租息之害,最多的是在鄉間。鄉野小民,如何看其生計如何?不要看其吃什麽,穿用什麽,因為其所能拿到手裡的,不只是朝廷稅賦少收,租息不多,還在其自己力耕用不用心,出不出力。兩者混在一起,容易讓人模糊。言租息不成禍的,說貧苦人家之所以貧苦,是懶惰,是愚笨,是理所當然。言一切皆因租息之禍而起的,則認為人人一樣,受租息之害皆因有壞人害之。執政者當心知,一事一物,必一分為二,執其一端則亂。”

  “小民除了供給自己衣食,還有三樣。一是賦稅,二是地租,三是借貸之利息。賦稅是朝廷之責,地租有一定之規,惟有利息之禍最難匣清。或曰,我完朝廷賦稅,自耕自食不借貸,便不受這利息之禍,果能如此?臣言,不能!”

  “你不借貸,他不借貸,總有人借貸。被人取走的利息,那個錢就在那裡,終會從你的衣食住行,種地買種方方面面來刻剝你。如豐收後谷賤傷農,如災年谷價飛漲,如耕牛價錢一日貴過一日,如欲買一犁一鏵而不得。抑租息之禍,不只是在限鄉間借貸,而且還在於平谷價,平穩牛、犁、鏵等等價格,但最根本的,朝廷看得到的,是地價!皆因其余所有價格,終究還是會匯集到土地上,種地合不合算,能收多少租子利息上來。”

  賦稅、地租、地價,這三個是考察農民負擔沉重程度的最重要因素。追其根本,就在於農業的剝削,集中在地租和放貸收息上。賦稅越多,地租在收成之中佔的比例越大,地價與產出之比越高,則農民的負擔越沉重。賦稅和地租比較容易觀察,地價因為還受到其他因素影響,是以迷惑性較大,理政者必須要把地價搞清楚。

  農業社會的剝削手段除了政權的賦稅外,以地租和放貸收息為主,所以研究農業時代的經濟,便會以地租、地價和賦稅為中心。進入工業社會,地租這個剝削手段改成了資本無償獲得勞動者的剩余價值,而放貸收息則更進一步,發展成了金融產業。放貸收息促進生產、渡過天災人禍的積極性,成為了金融產業對實體經濟的促進作用,而另一面,他們的剝削本質是沒有改變的。金融產業的收益與實體經濟收益的差值,如果是負數,則說明在發揮其促進實體經濟的積極一面。這個負數的絕對值越小,則積極意義越小。如果這個差值成了正數,則就說明金融產業表現出了其剝削手段的一面。金融產業相比較於其他產業越賺錢,則整個社會受到的剝削程度越嚴重。

  宋朝的農民對賦稅、地租、地價的感覺,可以類比徐平前世對稅和保險、工資以及房租、房價的感覺。稅和保險可比作此時的賦稅,工資與自己付出的不平衡可比作這個時候的地租,而房租、房價就是最明顯的金融剝削加到你身上的集中表現。當然,農業社會放貸收息的剝削不只是直接地表現在借貸關系上,還間接表現在操縱糧價格和生產資料價格上面,金融的剝削也是如此。金融動蕩,通貨膨脹與緊縮,無所不在的保險,房租、房價的快速上漲,都是金融剝削所采取的形式。你可以遠離金融,卻無法逃離金融剝削的手段。

  從對奴隸赤luoluo的壓榨,到利用地租和放貸收息,到用剩余價值和金融手段,剝削者總是要穿上一件外衣,這件外衣還會越來越華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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