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離開原始社會，出現了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形成了國家，出現了政權，政權就天然具有兩面性，或者說有其獨立的人格。既有維持剝削制度的一面，也有調和矛盾，抑製剝削烈度的一面。對於不同的階級，這個獨立人格或有強弱，剝削者覺得強，被剝削者或許會覺得弱，被剝削者覺得強，剝削者會覺得弱。當然，也有那種讓兩方面都覺得軟弱不堪的廢物政權，也有那種讓兩方面都懼怕的強勢政權，不能一概而論。

  不管怎麽說，政權天然是具有既代表兩方面的利益，同時又要抑製兩方面利益的兩面性，被兩面同時討厭，實屬必然。個人與政權相互理解，就要講忠恕之道了。

  不管是剝削者，還是被剝削者，不管是哪個階級，如果要強行抹殺政權的獨立性，抹殺其獨立人格，哪怕其強盛一時，都會被政權的暴力教作人。如果政權手中的暴力壓抑不了這種行為，那麽社會的暴力就會取代政權的暴力，還是要來教你好好做人。

  徐平前世，隨著工業革命的興起，資產階級挾工業之威，對內進行殘酷的階級剝削和壓迫，對外則對其余的國家、民族進行慘烈的帝國主義壓迫與剝削。他們馴服了政權的暴力工具，自以為從此天下無敵。最終在內部激起了以工人階級主導的被剝削階級的反抗鬥爭，在外則激起了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反抗鬥爭。階級鬥爭和民族解放鬥爭相互交織在一起，掀起了以資產階級意志主導的帝國主義，和以被剝削階級為主導的國際主義兩股大潮。兩股大潮纏在一起，最終把資產階級馴服政權為自己壓迫和剝削的工具的美夢砸碎。

  最終的結果，是資產階級把剝削披上了一層遮羞布，承認資本主義國家不是資產階級進行階級壓迫的工具，開始講調和。被剝削者經過了百般努力，徹底消滅剝削制度的努力最終失敗，同樣也開始講調和。理想終究是理想，人力不及，如之奈何？

  講奴隸和奴隸主，講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講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剝開來，實際上還是躺在那裡張牙舞爪的“剝削”二字。將來會不會出現另一種剝削形式？天知道。只是用歐洲歷史解析剝削而成的意識形態，與中國的歷史對不上號。

  走向未來，最重要的是從農業經濟走向工業經濟，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其實是無關緊要。雙方都曾經以為那是歷史盡頭，等到大潮退去，才發現還是在路上。認為世界就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鬥爭，只是因為站在潮水裡，看不清方向。

  前世從課本裡學過了資本主義的工業化，自己經歷過了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到了這個世界再去講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去把工業化跟資本主義捆綁，徐平吃多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曾經你死我活，有我則無你，是因為都覺得要到達歷史的盡頭，比賽誰更快到達那個盡頭。結果歷史的盡頭遙遙不可期，只能夠坐下來，商量著以各種方式共存下去。

  覺得搞工業革命，一定要讓資產階級上台，羊吃人和圈地運動都是必然，是不得不承受之惡。怎麽說呢？惡就是惡，沒有什麽不得不承受之惡。這與容忍剝削不一樣，剝削不是不得不承受之惡，而是生產力達不到，政權確實無法把一切包辦，只能把一部分權力交給社會。容忍的不是剝削之惡，而是階級分化對社會發展的正面作用，由剝削而帶來的惡是必須要打擊的。這就是改革，維護秩序，讓剝削階級發揮正面作用，抑製其負面作用。

  在中國出現羊吃人，出現圈地運動，被趕出來的人可不會跑到城市裡去給資產階級作牛作馬，被工廠主敲骨吸髓。西有西域，南有南洋，東北有契丹，大把的地方可去，實在不行了還可以上山落草為寇。明朝的滅亡，不只是亡於農民起義軍，還有大量被逼到東北去的人口，被逼著去做別人的奴才。殘酷的階級壓迫，是從內外兩個方面表現出來。你不給下層人民留一口救命糧，那就天地大變，拉著你一起把這世界埋葬。大英帝國從盛極一時，到分崩離析，少不了從自己體系獨立出去的美國的手腳。一味剝削，是自取滅亡。

  徐平前世有一種迷思，對於歐洲與美國有一種來自靈魂深處的向往，哪怕在那個世界無法去經歷他們的浪潮，那麽到了另一個世界也要去經歷一番。如果能把中國變成不再是中國，而是另一個歐洲，另一個美國，那當然是極好的。至於中國這數千年的文明，早早扔到垃圾堆裡去。奈何這個被向垃圾堆裡扔的文明，就是這麽頑強，在另一個世界無數人都做不到的事，到了這個世界，別說憑著一個人，全部人都來了也還是做不到。

  你就是你，不要總想著去做別人。中國就是中國，不要總想著要變成另一個國家。在這個國家非常重要的是做不做自己人，什麽樣的自己人，可以再商量。

  做人要實事求是，做不到的事情不要去多想，好好想想自己應該做的。做宰相，徐平就只能立足於現實，進行改革，調和內部矛盾，從農業經濟走向工業化。

  住了一會，默默喝了一會茶，讓趙禎和吳育消化一下自己前面講的內容。徐平再次站起來，走到黑板前，拱手道：“施政三策，一曰抑。抑即抑租息，抑由此而來的土地價格抬升和用於農事的諸般物事價格上漲。此時所說的地價，不是指一畝田地值多少錢，而是力稼之農夫，竭盡全力耕種，所得扣除種子、肥料等等的純糧食，比之地價，多少倍數。其間因為有地之貧瘠，有肥料多寡，有水利便不便利，需通盤而論，得一大致之數。用於農事的諸般價格上漲，亦是如此。如何抑？官府從租息下手，一是上下枝節眾多，無數官吏從中上下其手，實無法由官府來代民間向農戶借貸。欲消解借貸之害，抑之極難，或許將來有聰明之士能想出辦法，臣無能，只能從另一個辦法著手，這裡暫且不論。抑之策，行之於谷價與農事必需之物的價格。”

  “抑製谷價暴漲暴跌，辦法古已有之，謂之常平，本朝亦行之，再議規例即可。至於農具、耕牛之類，天下最多的農具實是由三司鋪子發賣出去，可由三司抑源頭。而其真正使用農具的農夫之末端，自有另一法，暫不論。還有其他，如學事，如水渠用水，如道路橋梁，如育孤養老，如醫藥這些事務，朝廷多做一點，就讓小民少一點借貸的因頭。凡是民生所本，生產所必需，防天災人禍，朝廷多幫一把手，就能助小民渡過難關。常平配合學事，加上由朝廷主持一些民生、生產，都是抑租息之禍的辦法。”

  借貸的發生，很多都是遇到了難處，不得不借錢渡過難關。官方插手得越多，民間借貸牟利的空間就越小。當然完全杜絕不可能，哪怕所有的難關都由官方幫手，還可以利用賭博等非法手段，徐平前世還有誘人吸毒之類呢。實際上官府包辦不了一切，借貸必然還是會發生，只是萬事都有度，掌握好度，一旦過度則好事會變成壞事。

  保險也是借貸生息剝削手段之一種，官方退出民生保障，保險便無孔不入。抑製利息剝削，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由官方接過教育、醫療、災禍等等的保障。你覺得保險來代替官方做這種事，自己沒有受到剝削，那只能是剝削被轉移到了別人身上去。無所不在的保險，無孔不入的借貸，這就是農業社會高利貸的變種，只是被教訓學會調和了而已。官方從民生領域退卻，交給商業保險，就是在加重對底層的剝削。反過來，官方積極地開辦學校，建立醫院，救助天災人禍，鼓勵各種自助，就是在緩和剝削的烈度。

  借貸手段產生的剝削，程度還要深於地租。哪怕是按照歷史上青苗貸穩定下來的名義上的年利四成，也比地租從整個收成中分走的多，然而實際利率還要高於此數。

  采取抑的辦法，歷史上的王安石變法中可以找到很多。他肯定不是徐平這一套的意識形態，但對待剝削的態度上，卻有共通之處。

  趙禎沉吟一會，道：“宰相所言地租和借貸取息害農之理甚明，只是谷價漲跌、耕牛犁鏵價格不常，為何也是借貸取息之害一種呢？”

  徐平捧笏：“臣試言之。以谷價來論，若遇豐年，家家有余糧，皆遇賣余糧而換些心儀之物。此時價必跌，而勢力人家有這心儀之物，多收糧谷。若是平年，一家有難，有借貸渡過難關，勢力人家若取高息，轉到其他一樣的貧苦人家，一家一家都湊一點，難關也就過去了。而到災年，天下乏糧，唯有勢力人家有余糧，必取高價。若去貸谷，平年秋後隻加兩成三成息，在災年則動輒翻倍，甚或更多。天下通行用錢，不必再去勢力人家借貸渡荒，改到市面糴買，谷價騰貴。此時谷價之貴，便是災民貸息變高之另一種，從借與貸翻到了市面上來而已。翻到了市面上，把小民之間互幫互助，和衷共濟共渡難關的路也壓窄了，就連稍富之百姓，在此時亦如勢力人家，用此市價而收租息。此時的谷價，已經不是通有無的商人之價了。其余類之。”

  簡單地說，豐年和災年的糧食價格，不再是商業行為，而是帶上了金融屬性。只要商品帶上了金融屬性，就從單純的互通有無的商業行為，變成了利息剝削的手段。對這種行為的限制，中國自古有之，即常平，這也正是王安石變法的重要內容。

  在商業中囤積居奇炒作價格的辦法，或者說投機倒把，為歷朝所打擊。事物都有兩面性，商業通有無，商人從中賺取利潤是合理的。超出商業行為，用金融手段來在商業中賺取利潤，是被限制的。金融的正面性，在於向生產領域配置資源，而不在商業行為中。法家所謂的抑商，正是出於對此負面性的認識。而反對抑商的人，則是出於對商業通有無的正面認識，各置一端，不能夠簡單地認為他們誰對誰措。當朝理政者，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哪些商業行為是被鼓勵的，哪些應該是限制的。以常平來平抑糧食價格的波動，是因為糧食是民生所本，其實大多數的商業行為，不可避免都會這種行為，都有勸和抑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