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畿道的紛爭，隨著宰相趙匡義親臨潁昌城，一番調解之後，兩使之爭，終於落下帷幕。在京畿道司衙大堂上，趙匡義代表朝廷發表一番慷慨陳詞，親自向京畿官僚們傳達朝廷的意志，闡述稅改的意義，並表明朝廷堅定的決心。

  經過趙匡義這一番講話，京畿官場圍繞著稅改而發生了一系列明爭暗鬥，也被強行劃上一個休止符，接下來的工作重心，一切都改圍繞著新稅制的施行而展開，趙匡義表達得很明確。

  對於此前掀起政爭的潘李二人，趙匡義是各打五十大板，代表朝廷訓斥了一番，但在講話結束之時，布政使潘佑的嘴角是掛著明顯笑意的，讓一些人更覺面目可憎，不過，潘佑自然不會在意的，在這場紛爭中，他顯然是勝利者。

  至於趙匡義言語中的偏向，以及一些隱晦的警告，潘佑就更不在乎了，本就不是一個政治派別的，也壓根兒尿不到一個壺裡去。

  趙匡義雖然擅權謀，但文人習性很重，喜歡也是那種儒雅賢臣。而潘佑雖是文臣，但毫無文人風骨，心性情孤僻，再加上那張醜陋的面孔，都是趙匡義不喜的。

  不過，趙匡義的好惡，對於潘佑而言，根本無關痛癢，你雖是勳貴之後，宰臣之尊，高居政事堂，但對潘某人還沒有多少節製力。

  趙匡義潁昌一行，最大的作用，便是讓京畿道上層的改革思想達成了短暫統一，不論心思如何各異，但面子功夫是做足了的。並且，給他們劃了一條紅線，那就是影響改革進程的鬥爭，朝廷是不允許了，誰觸犯，朝廷便發落誰。

  當然，表面上呈現的東西，真假難辨。而在私下裡，趙匡義把李守元叫上，好生警告了一番。趙李兩家的關系擺在那裡，對李守元，趙匡義也沒有絲毫客氣，而是直言其事。

  你在京畿道搞的那些小動作，耍的那些小聰明，朝廷的袞袞諸公是心知肚明，只因為行事沒有過於出格的地方，方才沒有施重手懲治。

  但是，倘若不知收斂，一意孤行，那朝廷也絕不姑息。在稅制改革之事上，朝廷論跡不論心，只要對改革造成了實質的阻礙，那就是罪過。

  因此，繼續與潘佑在京畿道對抗，絕沒有好下場，也不值得。趙匡義一番嚴厲的訓斥，有如一盆冷水澆在李守元頭上，也把他心中暗藏的一點冀望徹底擊碎了，失落之余，還不得不誠懇認錯，表示受教。

  說到底，潘佑與李守元之間，最根本的矛盾，還是權力之爭。畢竟，李守元曾經一度以京畿道下一任主官自居。而選擇把稅改作為政爭的武器，在上邊大做文章，甚至有激化矛盾的嫌疑，這自然難為上面容忍。

  至於稅改對既有食利階層帶來的衝擊，自然是有的，但對於趙、李這樣的勳貴家族而言，並沒有想象中的大。畢竟，如今大漢的勳貴們，利益來源眾多，土地產出固然重要，但還有諸多其他產業作為補充。

  朝廷進行稅改，不過加點稅罷了，又不是剝奪土地所有權，不觸及根本，那就有妥協的余地。更何況，大部分的勳貴，都有一定自有的“免稅”額度，這是朝廷的恩賞，並沒有剝奪，即便有損失，也是超額的土地，這些本身就是額外利益。

  因此，大漢稅改，反應最激烈的，絕不是這些上層權貴，而是那些中下層地主階層，他們才是朝廷主要針對對象，而新稅制的分配平衡作用，也是針對這些人的。

  當然，即便是上層權貴，也不是所有人都有一個清晰的頭腦，對稅改有準確的認識。損害他們的利益，就有如割他們的肉，做出些愚蠢糊塗的舉動，也不會讓人意外。但至少像趙、李這樣的公侯家族，顯然不會像一般人那般，汲汲於那地土地利益。

  經過一番徹談，趙匡義給了李守元兩個選擇，一是收起所有小心思，留在京畿道，積極配合潘佑施政，完成朝廷交待的稅改任。第二就簡單了，調離京畿道，到其他地方任職。當然，還有第三條路，那就是繼續當前的做法，結果就不是李守元所能承受的了。

  而李守元沒有多少猶豫，很從心地選擇了第一條路。畢竟，第二、第三條，損失實在太大了。至於第一條，則在心理上需要克服一道難關，因為那無異於向潘佑那廝繳械認輸，那對李守元個人的威望是會有一定打擊的。

  不過，大丈夫當知進退，能屈能伸，對於李守元這樣的勳貴精英而言，做這樣的選擇，也不算困難。再加上，總不能把趙匡義也給得罪了吧，這可是如今他們這個政治團體中的核心人物了。

  而對其決定，趙匡義還是比較滿意的，若是此人冥頑不靈，他一時還真拿他沒什麽太有效的辦法。另外則是，京畿道這可是要地，還是需要自己人的。

  最後，趙匡義還是向李守元透露了一些玄機，讓他們眼光放長遠一些，要往前看。甚至直言，潘佑這個布政使，就是一把刀，用來破除改革阻礙的，在稅改完成之前，誰觸其鋒芒，都只有頭破血流一個結果。

  而一旦等稅改結束，不管是成功還是失敗，必然不會久居其任，到時候，機會自然就來了，實無必要在這種上下矚目的敏感時候與他糾纏。

  有趙匡義這番教誨，李守元這才放下心來。甚至於，服軟服得很徹底，親自去找潘佑，違心地向其道歉，並且在趙匡義講話後，當中表態，將堅定信念、矢志不移地推行新製，不負朝廷所托，誰若敢在改革之事上不盡力甚至陽奉陰違，那就是與他李副使為敵.這立場變化之靈活，實在讓人歎為觀止。

  而經過趙匡義潁昌一行，京畿道的稅改工作有了突破性發展，進程大大加快，畢竟道司上層最大的一股勢力代表，采取了暫避鋒芒的妥協選擇。

  在這個背景下，開寶二十四年的秋冬季節，整個京畿道各級官府，在潘佑大令下進行了一次總動員，上上下下都投入到新製的學習教育，以及核心的土地清丈工作中。

  在今年秋忙結束，在保證舊稅收取工作平穩的同時，道司抽取了大量人手，投入到轄下土地的清丈之中，自北而南，一道道“捷報”不斷傳到潁昌。

  而這一次的土地清查結果，可比前次中秋節前的統一，要完整得多，畢竟，有了更充裕的時間，也有了更大的壓力。

  而這份結果，也讓潘佑再度認識到了，他手下這些官僚們糊弄上級的能力。要知道，新上報的土地籍冊，匯總的後的數量，比之中秋節前那一次，是倍增
  到開寶二十四年冬末之時，京畿道下轄諸州田畝的清丈，已大部完成。但留下的尾巴，對潘佑而言，仍是一塊硬骨頭。

  那邊是，治下那些權貴們的土地情況，在此前的工作中，一直都不是重點，在道司的默許下，各級官吏也都有意識地避開，采取先易後難的對策。

  但是，當中小地主所擁田畝入冊完成後，潘佑也不得不把目光投向那些權貴之家，這道難關，是不能不闖的。

  當潘佑正式下達對權貴土地進行清丈之後，也意味著京畿道稅制改革進入更深的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