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3] 用袖口做記錄在維多利亞時代很普遍。福爾摩斯全集並不是沒有筆記本（參見《四簽名》）。華生也注意到《巴斯克維爾的獵犬》莫蒂默醫生也用袖口做記錄，但是根據上下文來看華生覺得這是一種不修邊幅、心不在焉的舉動。

  [334] 不管怎樣，看門人妻子匆匆跑到街上，這樣的舉動仍然值得懷疑。D.馬丁·達金思考了這個問題認為：“她的行動完全不知所謂。從進入珀西房間到珀西離開這段時間她在做什麽？很明顯不是在煮咖啡。”

  [335] list slippers，"list"的意思是布條。

  [336] brokers，用現代的俚語來說就是”repo men（指負責將未按時付款的賒購物品收回的人）”。

  [337] 這肯定不是珀西之前期望趕上的11點那班火車。盜竊發生在九點三刻之前不久（珀西注意到了鍾聲），之後珀西和看門人搜查了房屋——這個過程也許花費了十五分鍾到半個小時：“這時警報已經發到了蘇格蘭場。”偵探福布斯出現之後，珀西和福布斯乘坐雙輪馬車來到坦蓋一家人的住處，這已經是“半小時後”。“大約十分鍾以後”，那個雜役女仆出現了。檢查她的住所並且帶她去蘇格蘭場也許花費了四十五分鍾，對坦蓋太太搜身又花了十分鍾。珀西之後趕去滑鐵盧車站。因此，珀西最早也只能趕上鍾聲敲響一小時五十分鍾之後的火車，即大約11點30分的火車。

  [338] 令人驚訝的是，沒有人暗示他和《血字的研究》中費瑞爾一家人有什麽關系。

  [339] 法國新教徒，他們在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期間受到長期的迫害。一個主要的例證就是聖巴塞洛繆節的那次大屠殺，暗殺加斯巴·德·科利尼（查理九世的母親凱瑟琳·德·美第奇下達的命令）的計劃變成了殺死所有胡格諾教派的領導人。這次大屠殺失去了控制，從1572年8月到10月，僅在巴黎就殺害了超過三千名新教徒。有些人估計全法國的遇害者數量大約為70000人。）亨利四世在1598年頒發的南特敕令給予了胡格諾派教徒某種程度上的宗教和政治自由，但是路易十四在1685年廢除這份敕令，超過400000名胡格諾派教徒離開法國去英國、普魯士、荷蘭和美國定居。

  [340] 克爾斯特利姆團也稱之為“克利團（Coalies）"，1660年2月2日隨著喬治·蒙克將軍一起進入倫敦，幫助恢復被理查德·克倫威爾毀掉的君主體制。根據克裡頓·塞拉斯太太在《華生醫生和英國軍隊》中的說法，克爾斯特利姆衛隊團是“整個英軍中最著名的團之一……這支隊伍歷史悠久，而且總是英勇驍戰”。實際上，塞拉斯很好奇，華生是否捏造了守門人和這個團的關系，為的是把他塑造成一個無可指責、忠心耿耿的人。

  [341] moss-rose，苔蘚玫瑰有著濃鬱的花香，花朵大且花瓣多，之所以叫這個名字是因為這種花的萼片和莖乾好像覆蓋著一層綠色的或者微紅色的苔蘚。苔蘚玫瑰是大馬士革薔薇和西洋玫瑰變異而來，在維多利亞時代特別受歡迎，不僅種植在花園裡，花束和裝飾藝術中也很常見。

  [342] 弗農·蘭代爾指出，福爾摩斯全集“忽略了最基本的事實，對於自然歷史的研究者來說，顏色和芳香不是花朵的‘品格’。它們是為了吸引昆蟲，讓昆蟲為花朵受精，以此幫助產生種子”。

  [343] 不知道是巧合還是故意，福爾摩斯全集似乎很喜歡“七”這個數字，《銅山毛櫸案》中他提出了七種不同的解釋，而且他為了看一眼高德弗萊·斯道頓的電報而設計了七種不同的方案（《失蹤的中後衛》）。

  [344] 這些學校是紅磚砌成的三層樓房，具有安妮女王時代風格，建築物矗立在瀝青鋪成的操場中央，周圍有圍牆。這是英國最早的由納稅人供養的學校（不要和“私立寄宿學校、公學（public house）”相混淆，那是精英階層的私立學校，比如伊頓、哈羅和溫徹斯特，曾經這些創立這些學校是為了給窮人提供教育，但是經過數個世紀轉變成為專門供富人接受教育的學校，他們盡力不讓窮人進入）。1870年倫敦成立了一家學校委員會，在此之前，成立於1808年的不列顛和外國學校協會和成立於1811年的全國貧民教育促進會是僅有的向倫敦貧苦大眾提供教育的組織，兩者分別接納非國教和國教學生。盡管它們（和其他宗教團體）向窮苦孩子提供教育——常常通過主日學校，這樣孩子們不必耽誤工作——但是快速增長的人口遠遠超出它們的能力。1871年，只有262259名孩童即大約適齡孩童人數的百分之三十九可以去私立學校或者協會下屬的學校讀書。到1881年10月，倫敦學校委員會又提供了200000個名額供學生就讀，總計能滿足大約500000名學生。直到1899年，隨著全國教育委員會成立以及父母支付教育費用的制度廢除，教育變成了義務教育，英國的每個孩子都能享受這一待遇。1870年學校委員會的選舉制度又打開了新的局面：不僅有財產的女性有權在選舉中投票，而且他們可以成為被投票人。伊麗莎白·蓋裡特博士是英國第一個女性博士，她當選為委員會成員，其票數超過其他候選人。

  [345] 英格蘭最北部的一個郡，這片地方荒涼、寒冷、偏遠。《大英百科全書》第九版描述說這裡的居民一般“身體健壯，且極少是胖子。這些人大部分有著灰色的眼珠，棕色的頭髮，膚色很好”。哈裡森兄妹都沒有顯示出典型的諾森伯蘭人的典型樣貌。哈裡森兄妹是不是派來獲取協定的間諜呢？
  [346] 在當時，坦蓋太太回家所乘坐的公共馬車應該是兩匹馬拉的封閉車廂，乘客的座位都在車廂裡面或者車頂。盡管1895年德國製造了單缸發動機的八座公共汽車，但是直到二十世紀初才廣泛使用汽車。

  [347] 美國版正典這裡作“昨天”而不是“今天”。

  [348] 華生也許將這裡的福爾摩斯全集比作“香煙店印第安人”，這是放置在煙草店外面的木質雕像，和真人一般大小。十八和十九世紀英國就出現了雕刻並展示這種雕像的現象，因為在英國人看來美洲土著人和種植煙草、吸食煙草有著天生的聯系，正是他們向英國探險家和殖民者介紹了煙草。當然，華生也可能就是指真正的“紅種印第安人”，野牛比爾的西部狂野展常常在倫敦展出，其中有許多美洲土著人。

  [349] 在指紋鑒定之前，貝蒂榮測量法可以通過測量人體特征幫助分類罪犯。這種體系是阿方斯·貝蒂榮（1853-1914）發明的，他在1879年加入巴黎警察組織，成為罪犯鑒定部門的首腦。因為受到身為人類學專家的父親的啟發，貝蒂榮指出，罪犯也許可以通過戴假發改變外貌，或者使用假名隱匿身份，但是他身體的尺寸幾乎是不可改變的。根據貝蒂榮測量法，警察會給每個嫌疑人照兩張照片，一張是正面的，一張是側面的（面部照片和犯罪現場照片的廣泛使用常常歸功於貝蒂榮），接著認真填寫索引卡片，記錄下嫌疑人的頭、四肢和其它部分的尺寸；任何身體特征；特別還有耳朵的形狀。總共要測量11個不同的數據。貝蒂榮測量法在1888年被法國官方采納，很快在全世界警察部門推廣開來。1903年，威爾·韋斯特和威廉·韋斯特——根據二人的敘述兩人沒有親戚關系——這兩個嫌疑人幾乎有著同樣的測量數據，因此被確認為同一個人，由此證明了貝蒂榮測量法有缺陷。但是，這兩個韋斯特有著不同的指紋。（關於此事有著一些爭論，看起來兩個韋斯特好像是雙胞胎。）貝蒂榮不情願地將指紋納入測量法作為補充，最終指紋完全替代了貝蒂榮法。參見卷二《諾伍德的建築師》附錄《歇洛克·福爾摩斯全集和指紋術》。

  [350] snick，《牛津英語字典》稱《海軍協定》第一次將這個詞作為擬聲詞。（本意是刻痕。——譯注）
  [351] S.C.羅伯茨始終支持福爾摩斯全集就讀於牛津大學的說法，他指出福爾摩斯全集和菲爾普斯（他在劍橋大學“繼續深造”）之間有過幾次親密的交談，從來沒有提到過這所學校。“如果福爾摩斯全集真的是劍橋的校友，那麽他和菲爾普斯都沒有提到他們共同就讀的大學，這實在是不可能的。”因此，羅伯特得出結論，福爾摩斯全集和菲爾普斯就讀於不同的大學。

  [352] 可能是華生從前的臥室，因為他不在住在貝克街了。

  [353] 正典中提到福爾摩斯全集曾經效力過波希米亞王室（《波希米亞醜聞》）、荷蘭王室（《波希米亞醜聞》）、斯堪的納維亞王室（《貴族單身漢案》和《最後一案》）。

  [354] 約瑟夫·哈裡森如何發現這個暗門的呢？他曾經待在這間“舒適的房間”，此人一定有奇怪的嗜好，閑來無事到處搜查屋子或者掀起地毯。

  [355] grass，擊倒或者打倒。詹姆斯·霍爾羅伊德認為，福爾摩斯全集將哈裡森打倒兩次並不是因為對方倒下之後又站了起來。實際上，他認為福爾摩斯全集對哈裡森之前那句問候語憤憤不平，他說：“珀西整個早上一直都在打聽你們的消息。唉，我那可憐的老朋友，他會抓住每一根救命稻草的！”關於這點，也許還要加上哈裡森對福爾摩斯全集觀察到他的姓名畫押字首時漫不經心地回應：“我一時還以為你能掐會算呢。”自尊心很強的福爾摩斯全集也許感覺有必要收拾一下哈裡森，而且不止打倒一下。

  [356] 當然，如果哈裡森在9點45分偷走了協定，那麽他有充裕的時間趕上11點的火車。他一定會說自己在車站等珀西，因為珀西沒有出現，所以推測他工作晚了。珀西到家的時候，眾人都“從睡夢中驚醒”，所以哈裡森解釋說珀西工作到很晚沒有引起任何懷疑。

  [357] 筆者在一篇名為《來自普魯士的愛：對〈海軍協定〉的思索》的文章中指出，如果菲爾普斯善於觀察的話，他也許會注意到，約瑟夫和安妮·哈裡森都不像是真正的諾森伯蘭人（據說他們祖籍那裡），而且兩人之間也沒什麽相像的地方。福爾摩斯全集也許錯失了機會，沒能揭發哈裡森兄妹是德國皇帝的間諜，故意派來獲取這份協定的。約瑟夫·哈裡森後來想進入菲爾普斯的臥室替換掉這份協定，並不是是偷走它，這樣一來英國政府就不會擔心協定泄露了。

  [358] 《最後一案》發表在1893年12月號《海濱雜志》上，也發表在1893年聖誕號《海濱雜志》（紐約）上，同時在1893年11月末到12月初期間美國一些報紙也登載了這篇故事。

  [359] 克裡斯托弗·莫利的《歇洛克·福爾摩斯全集和華生醫生：友誼的教科書》是第一部注釋本福爾摩斯全集故事選集，其中寫道：“忠實的讀者第一次看到這篇故事的開頭幾乎不可能不極度震驚……”

  [360] 請注意，《最後一案》中沒有提到莫裡亞蒂教授的教名，不過《空屋》中福爾摩斯全集稱教授為詹姆斯·莫裡亞蒂，很奇怪地和他的兄長同名。參見卷二《空屋》注釋62.
  [361] 1851年，路透電報公司在倫敦成立，創始人是一名年輕的德國銀行職員，名叫保羅·朱利葉斯·路透。兩年之前，路透社曾經是電報通信和信鴿送信公司，在布魯塞爾和德國亞琛之間傳遞股票市場的買賣信息。他放棄使用信鴿，而借助倫敦和加萊之間新鋪設的電纜在倫敦和巴黎之間傳遞股票買賣信息。很快，路透電報公司有了跳躍性的擴展，成為廣為人知的路透社，在英國國內和全歐洲傳遞一般性的新聞和突發新聞。到1865年，路透社的聲望和專業素質使得它成為歐洲第一家報道林肯總統遇刺的新聞機構。因此，它成為報道福爾摩斯全集和莫裡亞蒂事情的少數機構之一也就不足為奇了。

  [362] 貝特·科爾斯是BBC最新福爾摩斯全集廣播系列劇的主要編劇，他指出，不管這份記錄如何“太過簡略”，報道有關像福爾摩斯全集這麽一個知名人士去世的消息應該會立刻引起公眾的大聲抗議。不過直到現在仍然沒有看到這樣的報道，因此人們好奇是否能得出結論認為福爾摩斯全集仍然活著。科爾斯的理論是，也許華生努力使一些媒體降低了對福爾摩斯全集死亡的關注；畢竟，“這篇文章開頭和結尾的風格都十分適合這讓人震驚的消息，勝於誇大已知的事實”。

  [363] 華生提到的是哪三件案子還不得而知。參見《年表》。

  [364] 已知第一支氣槍是紐倫堡的古特在1530年左右製造的單髮型氣槍，使用壓縮空氣推進子彈。與那些使用火藥的槍支相比，顯然氣槍更清潔，聲音也小，因此作為打獵的主要武器。維多利亞時代上層社會的紳士也會攜帶一把點40或點50口徑的氣槍，並且將其隱藏在特質的手杖中。可以想到福爾摩斯全集的對手會使用這樣類型的槍支。但是，福爾摩斯全集沒有透露他害怕的是何種氣槍，而且他再沒有提及過。“如果福爾摩斯全集像他告訴華生的那樣害怕氣槍，”貝特·科爾斯疑惑地說，“那麽為什麽在故事剩下的部分再沒有出現這類武器？”《空屋》中仍然沒有解釋這點，在那篇故事中，我們知道莫裡亞蒂教授的主要助手就持有一把氣槍。

  [365] 丹特·M.特裡斯在《〈最後一案〉的一些思考》中指出：“但是這樣一來對華生更加危險，因為莫裡亞蒂的黨徒可能認為福爾摩斯全集整夜都呆在華生家。”

  [366] 莫裡亞蒂教授也出現在《恐怖谷》中，一般認為那篇故事發生在《最後一案》之前（參見《年表》）。如果能接受《恐怖谷》是在那個時間發生的，那麽華生這裡的說法就可能是擺姿態，或者正如約翰·達德斯所說的：“僅僅是文學上的修辭，向公眾介紹莫裡亞蒂時需要產生這種戲劇性的效果……”

  [367] 伊恩·麥克奎因注意到：“從和華生在一起算起，不到十年的時間裡，福爾摩斯全集從一個因為花費太貴而需要和別人同居寓所的人變成了能夠隨心所欲不需要考慮金錢的人。”參見《銀色馬》的附錄《“我在下一場比賽中一定會贏一點……”》，其中提供了一個可能的解釋。

  [368] 相反，華生在1917年為《最後致意》寫序言的時候，提及福爾摩斯全集將時間花在哲學和農藝學上。當然，可能福爾摩斯全集的化學研究和農藝學興趣是交疊的，或者華生所謂的“哲學”是過去的說法，表示“自然現象的研究”。

  [369] 在數學上，二項式定理是艾薩克·牛頓爵士在1676年提出的（雅各·伯努利在1713出版的遺作中進行了證明），指的是二項式的展開——比如（a+b）的任意次方，諸如（a+b）n.當n=2，(a+b)n=a2+2ab+b2.
  [370] 一種私人導師，幫助學生通過軍官考試或晉級考試。

  [371] 莫裡亞蒂提到的是維多利亞時代的顱相學，說這話是故意羞辱福爾摩斯全集。“顱相學家一直稱量死去的殺人犯和瘋子的大腦重量，”托馬斯·M.麥克達德寫道，“而且將這些腦子的尺寸和政治家、作家的腦子做比較，通常後者具有優勢。”弗郎茲·約瑟夫·加爾是“顱相學之父”，他的追隨者們相信，腦容量的大小支配著一個人心智（參見《藍寶石案》注釋12），而且認為個人的特征比如自尊、智慧和音樂或數學方面的天賦是由組成大腦的三十五個“區”決定的。一個人的個性可以通過觀察他或她頭顱各個相關部分或大或小得出結論。顱相學在科學上和知性上仍然存在爭議，但是美國的一對兄弟洛倫佐·富勒和奧森·富勒對此堅信不疑，他們在1838年創立了《美國顱相學期刊》，並且開始在紐約和英國“讀腦”、演講和授課（1863年，洛倫佐在倫敦設立了富勒研究會）。老派的顱相學家認為富勒兄弟這種公開的實踐行為就好像小販在大聲叫賣，但是公眾很追捧這種新興的“科學”——評價褒貶不一。深受尊敬的英國記者兼廢奴主義者哈莉特·馬蒂諾在1877年的《自傳》中表達了她對顱相學的看法，一名顱相學家讀了一個名叫西德尼·史密斯的人的顱相，宣稱此人天生就是一個博物學家，史密斯先生非常驚訝地回答說：“我都不能區分鳥和魚。”而且關於她本人的顱相決定了她“在任何事情上都一事無成，就算在體力和精力方面花費大量努力”。安布羅斯·比爾斯在諷刺作品《惡魔字典》（1911;1906年首次出版時名為《玩世不恭的單詞書》）用他的懷疑態度為顱相學定義，在某種程度上，它就是“一種通過頭皮訛人錢財的科學”。瑪德琳·斯泰恩在《頭腦遊戲》中認為，福爾摩斯全集本人也許和洛倫佐·富勒一起在倫敦做過研究，並且認為這兩個學者之間有很多共同感興趣的領域。也許因為福爾摩斯全集的吩咐，阿瑟·柯南·道爾才在1896年富勒研究會主辦的活動上進行了一次顱相學分析。莫裡亞蒂注意到福爾摩斯全集的“前額”不那麽發達，這是算計好的羞辱之詞，因為據說前額的兩個主要的區一個代表“對比關系”（抽象思維）一個代表“因果關系”（發現事情因果的能力）。如果看過喬治·庫姆很有影響力的作品《顱相學體系》（第五版，1853），那麽這種羞辱就變得更具指向性，書中論及“因果關系”區時說：“這是長期觀察的結果，那些掌握了深奧、廣泛學識的人，諸如蘇格拉底、培根和伽利略，前額的上半部分都是很突出的。”

  [372] 大衛·梅裡爾提出了讓人震驚的觀點，認為福爾摩斯全集真的扣動了扳機，立刻殺死了莫裡亞蒂，剩下的故事是“掩人耳目”，麥克洛夫特編造出來讓自己高興一下，其目的是保住他的名聲。

  [373] 福爾摩斯全集如此迅速地攤牌，似乎是不同尋常地犯了大錯，或者如D.馬丁·達金所說：“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愚蠢舉動……好像是在邀請[莫裡亞蒂]逃跑，而且也可能會提醒了他的手下。”達金相信，更可能的情況的是，福爾摩斯全集實際上說的是“你被捕之後”，而華生在事件之後將那個日子記在筆記中。

  [374] dock，刑事法庭上犯人席的圍欄。

  [375] 倫敦一處街市，在斯特蘭德大街上。

  [376] 莫蒂默街和牛津街平行，奇怪的是，它並不在華生的診所附近，已知華生的兩處診所一處在肯辛頓一處在帕丁頓。

  [377] 尤斯塔斯·普陶賈爾認為，莫裡亞蒂故意錯過這班火車，為的是讓福爾摩斯全集喪失警惕，以為高枕無憂。

  [378] 一種緊身、長袖、下擺觸及腳踝的神職人員長袍，天主教和國教牧師將其作為平常穿的衣服，或者作為一種禮拜的法衣。（在那個時候，通常隻用作後一種場合。）福爾摩斯全集的黑色教士衣帽代表普通的教士，因為主教的法衣是紅色的（偶爾也是紫紅色的），大主教的法衣是白色的。當然，如果選擇後兩者的衣服那麽這個偽裝就太引人注目了。

  [379] 雖然麥克洛夫特·福爾摩斯全集這裡似乎是毫無私心的，但是羅納德·A.諾克斯還是堅持認為他是一名雙重間諜，既為莫裡亞蒂效力，又給自己的弟弟提供情報。諾克斯認為，很明顯有人將福爾摩斯全集的行蹤泄露給了教授，他確信麥克洛夫特就是那隻“鼴鼠”。這份情報包括了福爾摩斯全集的外貌，那時公眾和莫裡亞蒂並不知道福爾摩斯全集長什麽樣（請回想一下，莫裡亞蒂見到福爾摩斯全集的時候，“眼緊盯著[他]，顯得非常好奇”，不過莫裡亞蒂的爪牙後來認出了福爾摩斯全集，才能襲擊他），還有福爾摩斯全集到達維多利亞車站準確時間的情報（這就解釋了為何莫裡亞蒂跟蹤得如此之近）。諾克斯確認麥克洛夫特就是《希臘譯員》中莫裡亞蒂的耳目（參見《希臘譯員》）而且他也是《恐怖谷》中提到的莫裡亞蒂陣營中的波爾洛克，“波爾洛克”只是提供情報者的化名。諾克斯認為麥克洛夫特處於兩難的境地，“此人在這場不可避免的決鬥中扮演著微妙的角色，決鬥的一方是他的兄弟，另一方是一個超級罪犯。”歇洛克·福爾摩斯全集其實知道他哥哥的真面目，不過還是冒險尋求其幫助，只是他告訴華生有關麥克洛夫特情況的時候模棱兩可。

  [380] 福爾摩斯全集說這話的意思是，莫裡亞蒂作為一個神通廣大的人也許會去租一輛車廂較短的專列帶他去目的地。“盡管專列是為團體準備的，但是租車公司也有單人火車，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就沒有了。”伯納德·戴維斯在《正典中的線路》中寫道，“需要舒適的旅行通常花費是一英裡五先令，包括一輛頭等車廂、一台小型機車頭和一條沒有慢速火車的線路。”

  [381] 這兩人乘坐什麽火車以及什麽線路從倫敦來到巴黎，這個問題引起了美國、英國和法國學者的激烈爭論。第一部注釋本福爾摩斯全集故事選集的作者克裡斯托弗·莫利注意到，有幾條定期汽船路線可以橫渡英吉利海峽，包括從多佛到加萊、從福克斯通到布倫、從紐黑文到迪埃普。福爾摩斯全集最初計劃乘坐從多佛到加萊的船，這是三種路線中最短的一條，距離為22英裡。也有其他一些火車班次從倫敦到多佛或者到福克斯通（但是都不會在坎特伯雷停車）。學者們的意見分歧在於福爾摩斯全集和華生從倫敦乘坐的“大陸快車”是哪一班，還有離開維多利亞車站和達到坎特伯雷以及之後到達多佛是什麽時間。如果福爾摩斯全集決定從紐黑文渡過英吉利海峽（這段路程比較長，距離達67英裡），他和華生不得不乘坐較長一段時間火車才能從坎特伯雷到紐黑文。根據莫利的說法，這是“一段乏味的［旅程］，可能要在阿什福德和劉易斯換乘兩次車，但是可以經過南部丘陵地帶的美麗鄉村，福爾摩斯全集最後退休去了那裡”。從坎特伯雷到紐黑文的火車自然也是引起激烈討論的問題。本書隨後的注釋提供了更詳細的分析，但是也可以參見B.D.J.沃什的《歇洛克·福爾摩斯全集故事中的鐵路》、伯納德·普內特的《最後一案：鐵路的問題》和伯納德·戴維斯的《正典中的線路》。

  [382] 朱恩·湯姆森認為福爾摩斯全集低估了莫裡亞蒂，他可能推測出福爾摩斯全集和華生不會跟著行李去巴黎。實際上，莫裡亞蒂認為布魯塞爾可能才是他們的目的地。他發電報給在布魯塞爾的黨徒，自己在多佛等待消息。福爾摩斯全集和華生在旅行中沒有隱姓埋名，查出他們的蹤跡也不是什麽難事。

  [383] D.馬丁·達金指出，這段完全根據想象得出的情節說明下周一莫裡亞蒂不會被倫敦警方抓住，而照推測福爾摩斯全集已經預先安排了抓捕——除非因為什麽原因，莫裡亞蒂匆匆趕回家才能按時被抓。從後面的故事中可以明顯看出，福爾摩斯全集根本沒指望警方抓住這條“大魚”，他本就打算親自對付莫裡亞蒂。

  [384] 這兩句話只出現在英國版單行本中的《最後一案》裡。

  [385] 伯納德·普內特很想知道，如果莫裡亞蒂相信福爾摩斯全集和華生要去多佛，為什麽他要自找麻煩包租一輛“專列”。因為上午11點發車的大陸快車可以按時將莫裡亞蒂送到多佛，趕上同一艘去加萊的船。普內特同樣指出，福爾摩斯全集可能已經做出決定，登船之前在坎特伯雷下火車。福爾摩斯全集從來沒有明確地說，他要和華生繼續乘車去巴黎——他隻告訴搬運工自己的行李登記要去巴黎。

  [386] coup-de-ma?tre，法語，高超。

  [387] 這個案子明確指出發生在1891年4月24日星期五。福爾摩斯全集和華生從倫敦來到布魯塞爾是在接下來那天（25日星期六，不過邁克爾·卡薩認為，他們是在26日凌晨到達的）。他們在布魯塞爾度過了星期天，即4月26日，然後去斯特拉斯堡是在4月27日星期一，即“第三天”。

  [388] 福爾摩斯全集在《空屋》中透露說這不是事實：塞巴斯蒂安·莫蘭上校，倫敦第二最危險的人也逃脫了，還有搶匪帕克爾也漏網了。至於上校沒能落網的原因，福爾摩說：“上校隱蔽得非常巧妙，即使在莫裡亞蒂匪幫案告破的時候，我們也無法控告他。”但是，帕克爾如何逃脫的不得而知，只是福爾摩斯全集提到他時說：“這個家夥構不成威脅。”於是可能沒有逮捕他。

  [389] sale-à-manger，飯店的餐廳。

  [390] 因此，福爾摩斯全集和華生在27日星期一晚上動身去日內瓦（不過邁克爾·卡薩在研究了瑞士聯邦鐵路1890年到1891年的時刻表之後認為他們實際上是在凌晨》［3點55分］離開的，下午3點18分到達的）。如果卡薩的時刻表是正確的（雖然他的日子差了一天多），那麽這兩人在1891年4月29日星期三到達日內瓦。

  [391] 吉米山隘位於伯爾尼阿爾卑斯山（中央阿爾卑斯山的一部分），連接瑞士西南部的伯爾尼州和瓦萊斯州。要想到達吉米山隘，福爾摩斯全集和華生長途跋涉，翻過阿爾卑斯山，沿著冰川覆蓋的道本尼山，一直走到山頂，這裡能看到隆河峽谷和阿爾卑斯山。《貝德克爾指南》描述這條路時說：“道路都是在岩石上，常常要攀爬螺旋狀的階梯，上下的行人幾乎呈垂直狀。最陡峭的部分和最突兀的拐角都有扶手護欄。遠處峽谷發出的回聲好像就是從峽谷的隱蔽處發出的聲音。”這本指南書籍估計這段上坡需要兩個半小時。

  [392] 邁克爾·卡薩得出錯誤的結論，認為福爾摩斯全集和華生在4月29日——他錯誤地稱之為“第三天”——凌晨離開斯特拉斯堡，並且到達日內瓦的時間是4月30日星期四。華生很快透露，他和福爾摩斯全集在5月3日到達邁林根，卡薩根據從日內瓦到邁林根的火車速度計算出這兩人在鄉村旅行了不到一天（準確的說就是5月1日）。“華生說他們在峽谷徘徊了‘一周’，”卡薩說道，“很明顯這是諷刺火車的緩慢速度，因為從日內瓦到羅伊克的火車最慢需要8小時45分鍾，就算最快也需要六小時，而今天這段旅程僅僅需要不到3個小時。”但正確的計算結果是，兩人到日內瓦的日子是4月29日星期三。沒有證據說明他們在日內瓦待了一個晚上，如果他們立刻動身，又在5月3日星期日到達邁林根，中間有4天間隙，雖然不是“一周”，但是也有時間進行“迷人的旅行”。登·斯派克認為，這次閑暇的旅行是福爾摩斯全集故意安排的，他為了遇到莫裡亞蒂，然後貫穿大陸逃走：“首先，福爾摩斯全集要給莫裡亞蒂時間，讓他發現自己的大致位置，有追蹤的方向，如此一來三個人就會在差不多的時間來到邁林根。第二，他必須讓自己的肌肉和肺適應阿爾卑斯山的氣候，一部分原因是準備和莫裡亞蒂打鬥，一部分原因是為了打鬥之後的計劃。第三，他需要了解在瑞士山區旅行有什麽竅門，並且詢問當地人這個鄉村地區有什麽小路和便道。”

  [393] 大部分研究者認為，大英旅館（"Englischer Hof"從字面意思上來說是說英語的旅館）指杜沙維奇飯店，它附設一個英國小教堂。

  [394] 格羅夫納旅館位於維多利亞車站，1861年開門迎客，所有者是倫敦、查莎姆和多佛鐵路公司。思泰勒先生一定在自己的旅館裡放了一張雅致的桌子，說明自己之前在一所高級旅館工作過。邁克爾·哈裡森在《歇洛克·福爾摩斯全集的倫敦》中寫道，這所飯店的特色之一就是“成為奢華的新標準，為後來的超豪華飯店鋪平了道路，十九世紀末飯店的標準達到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地步”。

  [395] 根據《貝德克爾指南》，萊辛巴赫瀑布是阿爾卑斯山最高的瀑布，要想到達這裡需要從距離洛森羅伊一小時路程的支維格旅館出發，來到“怒吼的萊辛巴赫瀑布下的狹窄峽谷，期間要跨過一座木橋”。還有一條路離瀑布下方更遠處，與上述那條路相距五分鍾路程。

  [396] 小布萊斯·克勞福德和R.C.摩爾宣稱，1891年時沒有路通向山的右側（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但是，曾經（今天也是如此）有一條路通向左側。他們報告說：“［當地的一個居民］不僅確認瀑布的左側有一個岩脊，那條路就是通到那裡，而且透露說在1944年3月那裡出現了嚴重的風化現象，中間部分的石塊墜落下來。”

  [397] 直到二十世紀初，這種“白色瘟疫”仍然是西方世界最主要的致死原因，即便今天它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還是流行病。癆病或者肺結核在愛德華時代和維多利亞時代擁擠的城市地區造成了嚴重破壞，貧困地區不合格的衛生和醫療條件使得人們特別容易傳染。症狀包括發熱、無力、變瘦以及持久的咳嗽，常常出現咳血現象。如果不經治療，肺結核可能會摧垮身體，侵蝕肺部和其他器官。1882年，德國醫生羅伯特·科赫確定了結核分支杆菌從而研製出針對這一病症的檢驗方法，科赫因為這一工作以及分離出了導致炭疽病（1876）、結膜炎（1883）和霍亂（1884）的致病細菌而贏得了1905年諾貝爾醫學獎。（1908年，結合疫苗在法國研製成功，但是真正有效的治療藥物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才出現。）需要說明，阿瑟·柯南·道爾在《回憶和冒險》中提及，他的妻子路易莎在1892年去萊辛巴赫瀑布旅遊時診斷出患有結核病。艾博·庫提斯·霍夫從據說罹患肺病的“英國婦女”身上看出更多端倪。雖然，華生的妻子在什麽情況下去世不得而知，但是霍夫推測她在1893年冬天某個時候死於肺病，華生因此事傷心不已，對於患有類似病症的陌生人懷有特殊的同情之心。“這裡顯露出莫裡亞蒂十分聰明，”霍夫帶有敬意地承認，“他選擇了一種最有效的方法，讓華生能離開福爾摩斯全集，他從有關花生的檔案中得知，華生太太本人就是一個肺病患者，已經到了病症的晚期。”

  [398] 《貝德克爾指南》說，從邁林根的萊辛巴赫飯店到達瀑布下方只需要十五分鍾路程，到達瀑布上方需要四十五分鍾路程。華生回來的時候一定不知所措，但是這樣的說法也讓人汗顏。

  [399] 一種手杖。

  [400] 什麽朋友？《五個橘核》中，福爾摩斯全集告訴華生：“除了你，我哪兒還有什麽別的朋友？”

  [401] 帕特森警長是怎麽回事？他讓莫裡亞蒂、莫蘭上校和匪幫另外兩個成員逃脫了，並且向福爾摩斯全集提供了錯誤的情報——“除了莫裡亞蒂之外，蘇格蘭場抓獲了整個犯罪團夥”。朱恩·湯姆森認為他可能被莫裡亞蒂收買了。湯姆森解釋說：“很不幸受賄的警察是存在的，這樣的理論也解釋了莫裡亞蒂為什麽知道福爾摩斯全集的每一步舉動，而且他聯同其他匪幫成員成功逃脫被捕的下場。這同樣也解釋了福爾摩斯全集不同尋常的舉動，竟然將如此重要的文件放在他的桌子裡。”當然，湯姆斯得出結論，最後福爾摩斯全集沒有其他選擇，只能將文件交給帕特森，因為他是主管案子的警官。

  [402] 1955年6月號《倫敦偵探雜志》上，複製了一份文件，據稱是歇洛克·福爾摩斯全集最後的遺囑，文件前面加了一篇按語，沒有署名，發現文件的人是著名的福學家內森·L.本吉斯。華生受贈總計5000英鎊，並且可以選擇保留福爾摩斯全集的任何書籍和文件（除了M的文件架裡的藍信封）。

  [403] 我們從《空屋》知道，福爾摩斯全集的屍體並不在池水裡，因為他根本沒有墜入深淵。A.卡森·辛普森很想知道為什麽沒有發現莫裡亞蒂的屍體。萊辛巴赫瀑布本身水流很大，不過瀑布下面的池水很平靜，緩慢流淌到布裡安茲湖。“莫裡亞蒂的屍體應該會漂浮在湖裡，或者漂到某條支流，但是並非如此。這應該不是搜查不力的緣故，因為事件發生的時候，人們相信會找到兩人的屍體——不僅福爾摩斯全集的屍體還有莫裡亞蒂的屍體。”辛普森得出結論，他和其他人一樣認為莫裡亞蒂沒有在萊辛巴赫事件中喪生。參見下面的附錄。

  [404] 1891年10月，邁林根村子大部分毀於一場大火。菲利普·亨奇提到，這場大火是因為廚房著火失去控制演變而成的，但是“在邁林根，有些人聲稱那個時候——實際上一些人現在還在竊竊私語——［瀑布上發生的］一場暴力事件引發了隨後的暴力事件，邁林根的火災實際上是教授暗地裡的犯罪搭檔塞巴斯蒂安·莫蘭上校發起的復仇，他見證了5月4日那場決鬥，放火的——或者提供幫助的——是那個匿名的收買者，即‘瑞士少年’”。

  [405] 華生最後的話對於這段尾聲再合適不過，同時它與歷史上另一對著名搭檔的合作關系相互呼應。柏拉圖的《斐多篇》裡記錄了蘇格拉底的最後時刻，柏拉圖稱這位故去的導師和朋友是“我所認識的最好的人、最聰明的人、最正直的人”。正是經由柏拉圖的記錄，世人知道了蘇格拉底的大部分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