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3] 16約翰恩·洛泰·馮·費伯（1817-1896）和約翰·愛伯哈德·費伯（1822-1879）是一對德國兄弟，他們接手了從曾祖父卡斯帕·費伯傳下來的家族製筆生意，並且將其變成一家全球化的企業。洛泰接管了卡斯帕在紐倫堡附近的公司之後，將公司擴張到歐洲其他國家以及美國。1856年，他簽署了能獲得西伯利亞東部所有石墨礦所有權的合同。同時他的弟弟已經來到紐約，於1861年建立起美國第一家重要的鉛筆公司。最終，費伯兄弟將德國的生意賣掉（1903年），但是美國的愛伯哈德·費伯鉛筆公司仍然在家族的控制之下，並於1898年被合並。最可能的情況是，福爾摩斯全集檢查的碎片是德國生產的，德國公司的標志是“約翰恩·費伯”。最早的“鉛筆”不過是粉筆或鉛質鐵筆，古代埃及人和中世紀僧人使用後者作為鉛筆。1564年在英國巴羅代爾發現了石墨，這就催生了我們今天所知的鉛筆。（“石墨”這個詞來自希臘文“graphein”，意思是“寫字”。）因為石墨比鉛軟，所以需要一個“支架”，或是包住或是使之堅固。石墨棒外包裹細絲就是為了這個目的，後來石墨被插入中間空的木管。紐倫堡成為鉛筆製造的新中心，但是這裡將石墨和硫磺混合在一起，其質量並不如英國用高質量石墨製造的鉛筆，直到1795年法國化學家雅克·康特研發了一種新技術，才有所改變。這種方法將粉末狀的石墨和粘土（根據需要的硬度摻入不同比例的粘土）混合在一起，並且將其放入爐中烘烤，大部分德國公司采用了這一方法，費伯兄弟想必也采納了。康特的這種工藝仍然是今日鉛筆製造的基本方法。

  [324] 羅納德·A.諾克斯敏銳地觀察到，鉛筆上有JOHANN FABER的字樣，那麽就不可能在鉛筆殘余部分留下“NN”的字樣，應該是“ER”。不過，布魯斯·福爾摩斯全集（並無親戚關系）在寫給《貝克街期刊》的一封信中認為，這個字母不是在殘留部分上而是在削鉛筆留下的碎屑上。

  [325] 對一名運動員來說（不管是牛津還是劍橋），“獲取藍色綬帶”就等於美國高中或者大學體育運動中獲得“校名字首形式的徽章”（兩者都表示其人成為了校隊成員——譯注）。從隊員帽子的顏色可以進行區分，牛津使用深藍色，劍橋使用淺藍色。根據W.S.布裡斯托的說法，牛津跳遠隊在1892年至1895年間的主力選手是C.B.弗雷，吉爾克萊斯特要麽是弗雷的“替補選手”，要麽是劍橋隊的主力對手。著名的跳遠和賽跑選手哈羅德·亞伯拉罕斯（因為電影《烈火戰車》而讓人難忘）曾寫信給布裡斯托透露了更多細節，他說：“我們知道吉爾克萊斯特是跳遠和跨欄的校隊選手。但是1895年劍橋沒有哪個校隊選手同時是這兩個項目的運動員，有趣的是，C.B.弗雷隊中的替補隊員W.J.奧克雷在1895年同時是這兩個項目的校隊選手，實際上他在1894年就已經是了。”

  [326] “多年”一詞在原始手稿中作“十五年”。

  [327] babbled of green peas，福爾摩斯全集這裡引用錯了莎士比亞的話——參見《亨利五世》第二幕第三場，老板娘提到福斯塔夫臨終之時“臉綠得像鋪在帳桌上的台布（babbl[ing]of green fields）"。

  [328] 寬於律己，嚴以待人！
  [329] 這個場景類似《格蘭其莊園》中對克羅克船長的“審判”，由福爾摩斯全集扮演公訴人，華生扮演陪審員。

  [330] W.S.布裡斯托指出，黑色粘土的出現證明《三個大學生》發生在劍橋。牛津大學的跳遠隊主力C.B.弗雷在1902年寫了一篇文章刊登在《海濱雜志》上。他回憶說，劍橋芬尼操場（劍橋的一個板球草地場）的一名管理員曾經發明了一種粘土，倫敦女王俱樂部就使用這種粘土（牛津和劍橋的許多運動比賽就在這裡舉行，不過容易混淆的是，它和牛津大學女王學院或劍橋大學女王學院並沒有關系）。這家俱樂部於1902年在跳遠場地使用這種粘土，由此將這一物質引入到劍橋以外的地方。布裡斯托寫了一封信給弗雷，於1955年12月21日得到的答覆說，這位跳遠健將確認牛津的跳遠場地是沙地而不是粘土地。“我沒有看到跳遠場使用帶有阻尼效果的半粘土土質，直到1903年才在女王學院使用。”弗雷如是說。布裡斯托得意洋洋地寫道：“我可以說，我們從吉爾克萊斯特同時代的名人那裡得到了有力的證據，讓他暴露的那個泥土是劍橋的操場管理員發明的，而且在1895年時［這是一般公認的《三個大學生》發生的時間——參見《年表》］只在劍橋使用。”這一值得注意的證據也得到了詹姆斯·阿蓋特的日記的確認，他引述了好友喬治·利特爾頓的一封信，這封信寫於1946年10月29日。1895年時，利特爾頓是劍橋聯合運動員俱樂部的成員，他確認這種特殊的粘土只在劍橋才有而牛津沒有。

  [331] 橡樹皮或者其他用作製革的材料。

  [332] 羅得西亞現在稱為津巴布韋，這是在西塞爾·羅德斯的推動下成立的，羅德斯後來成為南非開普殖民地的總督（參見《孤身騎車人》注釋28）。1889年，羅德斯獲得特許狀，成立英屬南非公司，他成立這家公司的目的是在南非東南地區進行商業活動、殖民、運輸和采礦。他的公司在1890年向這個地區派出殖民者，設立了索爾茲伯裡港，後來成為羅得西亞的首都，並且很快遭到原住民恩德貝勒族人的抵抗。羅德斯被議會指定為軍隊的指揮官，他帶領軍隊進行了幾個月的戰鬥，最終獲得了勝利。英屬南非公司接管了這片土地的管理權，在1895年正式命名它為羅得西亞。吉爾克萊斯特加入的這支警察隊伍（理論上說是英屬南非警察部隊）之後采取很多行動對抗恩德貝勒族人和修納人在1896年和1897年進行的抵抗活動。這支警察部隊直到1890年仍然是羅得西亞維持國內安全的力量，之後這個國家成為英聯邦的一個獨立成員。

  [333] 這是什麽原因？索瑪斯在說到吉爾克萊斯特時稱“他是一位優秀的學生……很努力，很勤奮”。約翰·哈爾在《福爾摩斯全集雜聞》中認為：“吉爾克萊斯特將過多的時間放在橄欖球、板球、跨欄和跳遠活動上，因此對學術不那麽熱情了，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334] 1904年7月，《三個大學生》發表僅僅一個月之後，著名的編輯兼評論家安德魯·朗在《朗曼雜志》的每月專欄“船的跡象”上分析了這個案子。朗認為，在這件案子裡，福爾摩斯全集和華生上當了，成為一樁精心設計的詭計的受害人——這是希爾敦·索瑪斯策劃並出色完成的，如果不是班尼斯特那就是吉爾克萊斯特參與並默許了。因為福爾摩斯全集完全不懂希臘文學，“聖路加學院的索瑪斯帶著一個荒謬的故事找到［福爾摩斯全集］，這個故事都不可能騙過一個五年級水平的孩子。“1917年出版的《倫敦貝爾塞斯之夜》中，弗農·蘭達爾認為，華生、吉爾克萊斯特、索瑪斯以及班尼斯特是一夥的，他們的目的是給福爾摩斯全集找點事情做。“華生擔心他又重新回到毒品的懷抱……華生就找了點小案子讓他去調查。"T.S.布萊克尼不同意這一說法，他認為華生不是個能做出如此驚人表演的演員。“我們沒有特別的理由相信華生是一個出色的騙子。”布萊克尼解釋說，他舉了正典中的幾個例子說明華生很容易露陷：《硬紙盒子》中，福爾摩斯全集僅僅通過面部表情很容易就猜出華生在想戈登將軍和亨利·華德·比徹；《巴斯克維爾的獵犬》中，華生的香煙暴露了身份；《駝背人》中，醫生在袖子裡藏手帕的習慣讓人知道他從前是軍人；《弗朗西絲·卡法克斯女士的失蹤》中，華生系鞋帶的方式也泄露了自己。布萊克尼承認：“華生如果有機會，那麽他不會放棄‘捉弄’福爾摩斯全集［《恐怖谷》］，［但是］他直爽而忠誠的性格並不適合高水平的欺騙伎倆。”不管如何，布萊克尼得出結論認為，福爾摩斯全集並不需要解悶，因為他研究英國憲章也能達到“驚人的”效果。

  [335] 《金邊夾鼻眼鏡》發表在1904年7月號《海濱雜志》上，也發表在1904年10月29日的《科利爾周刊》上。

  [336] 極少有水蛭是紅色的。正如高爾-布斯勳爵在《歇洛克·福爾摩斯全集的的旅程：一篇地形學論文》中所說的，大部分這類寄生生物是橄欖綠或棕色的。A.卡森·辛普森推斷，華生也許使用這個詞的較為古代的意思，即對醫生的貶義說法，也許是指某個紅頭髮的人（有個諸如“紅發埃裡克”這樣的名字）、穿著紅色調為主的衣服（薩伏伊的阿梅迪奧七世伯爵也稱為“紅衣伯爵”）、喜歡放血療法的人或對共產主義同情的人。

  [337] 也許和維洛比·史密斯或莫蒂默沒有關系，即本案中有突出表現的秘書和花匠。

  [338] 一般認為，《金邊夾鼻眼鏡》發生在1894年秋末（參見《年表》）。讓·保羅·皮埃爾·卡西米爾-佩裡埃（1847-1907）從1894年6月24日到1895年1月15日期間擔任法國總統，他的前任是瑪利·弗朗索瓦·薩迪-卡諾，被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桑特或桑托斯·卡塞裡奧刺殺身亡。威廉·E.弗萊肖爾研究了哪任法國總統應該是“布勒瓦刺殺案件”的目標以及哪任總統寫了感謝信。他得出結論認為，薩迪-卡諾就是目標，但是並不認可哈瑞特是卡塞裡奧，雖然暗殺發生在巴黎的一處“布勒瓦”（指古要塞），但是並不需要“追捕”——卡塞裡奧是當場被捕的。弗萊肖爾認為，薩迪-卡諾是另一樁更早時間發生的暗殺的目標人物，那次暗殺是莫裡亞蒂幫派實施的。福爾摩斯全集製止了那次暗殺（因此贏得了薩迪-卡諾的感謝）但是沒能挽救接下來那次成功的企圖。華生想提到福爾摩斯全集的獎章但是又不想說明事實，因為薩迪-卡諾最後還是被暗殺了，於是華生乾脆模棱兩可。邁克爾·哈裡森在《歇洛克·福爾摩斯全集的世界》中得出了一個相反的結論。他認為福爾摩斯全集追捕哈瑞特，並且在當年12月利用後來成為總統的卡西米爾-佩裡埃作為“誘餌”，福爾摩斯全集將可能的刺客引誘到蒙彼利埃。當然，福爾摩斯全集對蒙彼利埃非常熟悉，因為在1894年4月回到倫敦之前他就是在那裡完成煤焦油的衍生物的研究（《空屋》）。哈瑞特隱匿在蒙彼利埃的古要塞裡，但是福爾摩斯全集將他從隱蔽處趕出來並且抓住了他，卡西米爾-佩裡埃因此表達他的敬意。

  [339] palimpsest，這個術語指這種書寫材料可以將原先書寫的文字擦除，騰出空間撰寫其他文本，因此可以作二次使用。最常見的應用就是古代手稿，它們就是按照這樣的方法處理的。羊皮紙也用來指代那些具有多重含義的文本或者狀態——比如戈爾·韋多在1995年撰寫的回憶錄名為《羊皮紙》，M.E.W.舍伍德的《寫給後代的信》中有這麽一句話：“每次吃飯時，它們在我們如羊皮紙一般的腦海裡徘回，每一個記錄都非常清晰，所以不會出現某一個抹去另一個的情況。”

  [340] 華生在《金邊夾鼻眼鏡》中閱讀醫學讀物不是一個孤立的例子，很明顯他在盡職地了解最新的趨勢。《四簽名》中，他在研讀病理學方面最新的教科書；《證券經紀人的書記員》中，他閱讀《英國醫學雜志》；《住院的病人》中，他非常熟悉珀西·特裡維廉的論文《原因不明的神經損傷》。

  [341] Bath chair（巴思椅），1750年前後由巴思的詹姆斯·希思發明，這種椅子過去可以幫助維多利亞時代婦女和病人到處行動——常常是在海濱勝地。它有三個輪子：兩個在座位下，還有一個可以轉動的小輪子支撐住擱腳板，並且可以由輪椅上的人控制方向（通過一個連接杆）。

  [342] 史密斯也許是E.W.赫爾南的同學，赫爾南是柯南·道爾的妹夫，1880年到1883年就讀於著名的阿坪漢姆學校。赫爾南也是頗受歡迎的“拉菲茲系列”的作者，這是關於聰明的紳士竊賊A.J.拉菲茲和他的密友“兔寶”曼德斯的故事。根據柯南·道爾的傳記作者丹尼爾·斯塔舍沃的說法，這是“倒置的福爾摩斯全集和華生模式”。

  [343] 《海濱雜志》和美國版作“古老”。

  [344] “認為戴金邊夾鼻眼鏡的女子就一定是穿著體面的人，這點並不可信，”弗農·蘭代爾提出不同看法。畢竟，一個優秀的銷售人員可能會鼓動客戶說她需要一副昂貴而時髦的夾鼻眼鏡——甚至是帶金邊的——之後才會討論價格。眼鏡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國，但是並不像現在那樣普遍使用，因此有理由相信，一位在配飾上花了大價錢的女子對於穿著也肯定有所要求，這是很常見的情況。也許某段經濟寬裕的時期購買了眼睛（比較下《藍寶石案》中亨利·貝克的帽子），而現在已經承受不了奢華的消費了。

  [345] 手稿和《科利爾周刊》作“凸起”，1905年《文人》收到的一封信中注意到這點。（凹陷的鏡片是近視鏡片，凸起的是遠視鏡片。——譯注）
  [346] 就是指警方快艇沿著泰晤士河追蹤那個會吹箭的侏儒湯格的事件，他是喬納森·斯莫爾的同伴，此事記錄在《四簽名》中，這讓華生回憶起他向瑪麗·摩斯坦求婚的事情。

  [347] 很奇怪，英國版作“很少”，顯然是錯誤的。

  [348] 一種有專利的轉芯鎖，以發明者的名字命名，在當時被認為是非常保險的。

  [349] 倫敦攝政街旁的燕子街3號有一家艾奧尼蒂斯公司，是一家香煙製造商。“亞歷山大”也許表示煙草的味道，其中摻入了蜂蜜，埃及的水煙袋就是這樣的。（或者，也許教授在亞歷山大地區有供應商，艾奧尼蒂斯這個名字僅僅是巧合罷了。）香煙不像雪茄、煙鬥或者鼻煙，在西方還屬相對新鮮的事物，當時引入英國才不過三十年。A.N.威爾遜的《維多利亞人》一書追查了英國香煙的起源，它始於克裡米亞戰爭，蘇格蘭人羅伯特·匹柯克·格洛格——他卷入戰爭的準確情況不得而知——目睹了土耳其人和俄國人吸食香煙的場景。他將這一新奇的事物帶回了倫敦，銷售用草莓顏色的紙張卷著土耳其煙草的香煙。其他人也加以效仿，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倫敦許多商店都標榜出售“土耳其香煙”。同時，格洛格的生意大獲成功，店面擴大到六間門面，並且在沃爾沃斯建造了工廠。雖然十九世紀的人們還不像今天一樣對於煙草的危害性有充分了解，但是很多醫生確實建議說抽煙是有危險的。香煙不像煙草和雪茄那樣優雅，因而引起一些人的鄙視，而且成為了責難不文明人的借口。阿瑟·E.J.朗赫斯特醫生就將奧斯曼帝國的衰落歸結於香煙，他說：“我們也許要從另一個國家的歷史中得到借鑒，幾個世紀之前……它是基督教國家的噩夢，但是他們開始吸食煙草，其上癮程度遠勝於歐洲祖國，後來就變成了如今懶惰而瞌睡的土耳其人，被所有文明國家所唾棄。”但是格洛格的車輪一直轉動著，沒有絲毫停止的跡象：英國人喜歡上了這種花費不貴的新玩意。1883年，香煙有了重大突破，煙草商W.D.和H.O.威爾斯購買了他們的第一台本薩克機器，這是一項美國的發明，每分鍾可以生產兩百支香煙。“從1860年到1900年，”威爾遜寫道，“英國成為了一個全民抽煙的國度。”俱樂部和鐵路車廂曾經禁止吸煙，現在什麽地方都可以抽煙。香煙比煙鬥或雪茄要便宜許多，特別是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出現了“便士香煙”之後，因此俄國人和土耳其人的惡習成為了英國工人階級的惡習（參見《修道院學校》注釋33，其中進一步討論了社會對香煙的認識）。福爾摩斯全集本人當然是吸煙上癮的人，各種煙草製品都吸食。雖然福爾摩斯全集的公眾形象常常和煙鬥聯系在一起，並且他將雪茄放在煤桶裡的做法也非常有名（《馬斯格雷夫禮典》），但是還是有很多記錄說明他抽煙習慣是多種多樣的。傑伊·芬利·克裡斯特在《氣窗射出的燈光》中有一篇《歇洛克·福爾摩斯全集的保留得分》，其中指出，在二十九篇故事中福爾摩斯全集隻抽煙鬥，五篇隻抽香煙，三篇隻抽雪茄；三篇既提到煙鬥又提到雪茄，兩篇既提到煙鬥又提到香煙，兩篇既提到雪茄又提到香煙；而在《巴斯克維爾的獵犬》中使用了全部三種方式！只有十二篇故事他忍住沒有抽煙。

  [350] 科普特是埃及的基督教徒，其文化根源可追溯到七世紀阿拉伯人對埃及的佔領。大部分剩余的埃及人都皈依伊斯蘭教，但是科普特人仍然信奉“埃及教會”（現在是科普特東正教），它成立於公元五世紀，信仰基督一性論——也就是說基督的性情只有神性一種，而沒有人性。科普特人的語言是一種早期的埃及語，在十二世紀消失，從多方面來看，科普特人似乎與大部分埃及穆斯林人沒有差異。不過經過幾個世紀之後他們仍然是緊密的群體，科普特東正教仍然在教育和神學方面扮演著重要的管理角色。科普特人的獨立主義傾向曾經使得一些人對這個古怪的少數派抱有懷疑看法。《大英百科全書》（第九版）對科普特人抱有輕蔑態度，認為他們“非常固執，想皈依穆斯林，好怒，就像阿米阿努斯·馬爾塞裡努斯描繪的埃及人那樣，虛偽、靠不住而且愛騙人，但是作為秘書、會計和技術工人非常有用”。福爾摩斯全集在《退休的顏料商》開頭提到他正處理“兩位科普特主教的案子”，但是，一般認為那個案子發生在1898年，福爾摩斯全集沒有理由預先研究過科普特人。

  [351] love-gages，"gage"這個詞指的是象征或誓言。更特定的意思是指遞給（或者扔下）手套，向對方提出一對一的挑戰。這個詞在這裡指第二層意思，“愛情誓言”是指一個情人向另一個許諾。

  [352] 啊——說了那麽久的話竟然沒有透露他的名字！安娜顯然認為這應該要公開（她是不是也是華生作品的讀者？），但是她相信隻說出柯瑞姆真正的首名並不會追查到他身上。

  [353] “無政府主義（nihilism）”這個名詞在中世紀就已經出現了——意思多樣，涵蓋從懷疑主義到離經叛道（這個詞源自拉丁文“nihil”，即“虛無”）——但是伊萬·屠格涅夫在1862年出版的小說《父與子》將這個概念帶入流行觀念中。在這部小說中，屠格涅夫筆下的主人公巴扎洛夫是新一代激進分子的代表人物，他對傳統的貴族嗤之以鼻。無政府主義者尤其反對藝術至上主義，要毀滅現有的社會制度；他們討厭物質，隻信仰科學知識；他們即便對血緣關系也存在懷疑和厭惡。暴力不是無政府主義者公認的方式，但是也並不排斥，使得更多極端主義的個人和恐怖主義組織采取明顯帶有暴力烙印的運動。1881年，暗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就是這樣一次行動，導致數百名無政府主義者被流放或者絞死。讓人很想知道的是，這個時期是否就是安娜提及的“困難時期”。

  [354] 如果安娜活下來福爾摩斯全集會放她一條生路嗎？畢竟，秘書之死算是意外。布拉德·基法沃在《歇洛克和女性》一書中不相信安娜會自殺。他認為安娜是唯一證明自己服毒的證人，這“有點太過巧合”。而且，就像是戲劇性場景一樣，“正好在她說完整個事情之後”就突然倒下，甚至還發出了業余的尖叫，大呼：“我的頭好暈！我要死了！”基法沃推測，可能是福爾摩斯全集的同情心——他從死亡歸來不過才一年——心照不宣地讓阿娜假死並且逃過一命。“就算安娜·柯瑞姆製造死亡場面能瞞得過一名有經驗的警察和一名醫生，但是我敢說我們可以肯定歇洛克·福爾摩斯全集不會上當受騙。”

  [355] 福爾摩斯全集的巧妙方法有著先例可循。斯蒂芬·F.克魯克指出，彼勒和大蛇的故事中也使用了類似的方法，這是《舊約全書》中的一篇次經，從《但以理書》中刪去了，並不算是聖經的正典部分。在這個故事裡，國王想知道但以理為什麽不崇拜偶像彼勒，但以理回應說彼勒並不是活生生的神只不過是泥和銅製成的假偶像。國王指出，每天供奉給彼勒享用的大量食物在太陽升起之前總是吃光了，但以理不得不為自己辯護，否則就面臨死亡。但以理在地板上撒灰，因此顯現了祭司們和他們家屬的腳印，這些人進入寺廟吃掉了食物——因為事情敗露而使這些人被立刻處死。克魯克認為，福爾摩斯全集的方法受到聖經故事的“啟發”。多蘿西·L.塞耶斯為《犯罪文選》撰寫的序言中指出，但以理的偵探方法在特裡斯坦和伊索爾特的故事中也出現過，國王的間諜在他們兩人的床鋪之間撒下灰觀察二人的行動；特裡斯坦挫敗了這一計劃，他從一張床跳到了另一張床上。塞耶斯也是一位很有想法的福學家，但是她沒有將這和《金邊夾鼻眼鏡》聯系在一起。不過，克拉克·歐爾尼教授認為福爾摩斯全集熟悉這出歌劇故事，並推測出他的方法源自那裡。

  [356] 《失蹤的中後衛》發表在1904年8月號的《海濱雜志》上，也發表在1904年11月26日《科利爾周刊》上。手稿保存在大英圖書館。

  [357] 在橄欖球比賽中，前鋒的位置在中心的兩側。關於橄欖球遊戲的比賽規則和相關術語參見附錄《橄欖球的規則》。

  [358] 手稿作“等桌子收拾好”。

  [359] 華生提到福爾摩斯全集的可卡因習慣，讓人很是同情。不過，考慮到實際上只在兩個案件中看到福爾摩斯全集使用可卡因——《四簽名》和《波希米亞醜聞》——很難說這一毒癮破壞了福爾摩斯全集的事業。這一習慣的確讓人擔心，華生也許正在縱容那種空虛，將自己定位為福爾摩斯全集的救星，扮演能阻止他故態複萌的角色。傑克·崔西和吉姆·波克在《皮下注射，親愛的華生》中研究了福爾摩斯全集從1887年到1902年對毒品的依賴過程，發現只有一小段時間不需要毒品；他們甚至將華生在這裡的說法貼上標簽，稱為“忍不住的自誇”。

  [360] 根據唐納德·雷蒙德的《歇洛克·福爾摩斯全集：來源的研究》，阿瑟·亨利·斯道頓牧師被誤指為撰寫了一本有關天主教祈禱文的書籍。

  [361] 邁克爾·哈裡森在《追隨歇洛克·福爾摩斯全集的腳步》中指出，這裡省略了路易斯·A.斯道頓，1877年他和家人因謀殺其妻子而被宣判有罪，這人應該在福爾摩斯全集的摘錄簿中。

  [362] C.愛倫·布拉德利和威廉·A.S.薩傑特認為福爾摩斯全集的無知是耐人尋味的，這條暗示指出福爾摩斯全集肯定沒有在英國的公學就讀過，因為公學的學生至少會學習橄欖球的基本知識。布拉德利和薩傑特聲稱：“實際上，任何在英國長大的人——就算接受私人老師的教育，而且對於體育運動缺乏興趣——也不會如此無知。”這個證據使得他們做出結論認為福爾摩斯全集實際上不是一個男子而是女子化裝的，讓人不那麽驚訝的結論也許是福爾摩斯全集早期的教育是在英國以外完成的。

  [363] 手稿作“兩年”。

  [364] "Varsity"原本是”University（大學）”的口語簡稱。

  [365] 劍橋的第一場橄欖球比賽在1839年進行，但是劍橋大學橄欖球聯合俱樂部直到1872年才成立。劍橋的對手牛津至少在這方面是超前的，它的橄欖球俱樂部創立時間早了三年。

  [366] 布萊克希斯足球俱樂部於1858年成立，是世界上第一家“公開的”橄欖球俱樂部。布萊克希斯是1863年組建的足球協會初創期的十一家俱樂部之一。但是，協會打算采用劍橋的規則，禁止“掃踢”（踢脛部）和帶球奔跑，布萊克希斯於是退出協會，並於1871年組建了橄欖球聯合會，這家聯合會吸納了二十家俱樂部，采用布萊克希斯俱樂部在1862年確定的一整套規則。正是這次分裂使得足球和橄欖球之間的區別變得明顯起來。參見附錄《橄欖球的規則》，其中進一步討論了橄欖球聯合會。

  [367] 1871年3月27日，第一次國與國之間對抗的橄欖球比賽在愛丁堡進行，組織者是布萊克希斯俱樂部，參賽的兩隊是英格蘭隊和蘇格蘭隊。隨後十多年中，聯合王國的幾個國家（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和威爾士）每年都進行比賽，這一慣例一直延續下來，除了極少幾次例外。“國際比賽”現在稱為“六國賽”，包括意大利和法國。

  [368] 根據J.P.W.瑪蘭利的說法，福爾摩斯全集不是唯一對橄欖球知識缺乏了解的人，從這裡的談話便可以看出。《蘇塞斯克吸血鬼》中，華生稱自己曾經是布萊克希斯隊的橄欖球運動員，但是，瑪蘭利這位橄欖球愛好者兼前議會議員根據歐沃爾頓在這裡的講話得出結論認為華生可能從未玩過這種遊戲。別忘了，很明顯醫生沒有聽說過斯道頓和歐沃爾頓。而且，瑪蘭利對於一些說法也提出懷疑，當然華生是從歐沃爾頓口中說出這些話的，但是瑪蘭利認為只有沒經驗的橄欖球選手才會以這樣的方式說話。比如，歐沃爾頓談到那個可以替代斯道頓的選手斯蒂文遜時抱怨這位運動員的速度不行，“不會在25碼線踢落地球。如果一個中後衛既不會踢落地球，又不能踢凌空球，那麽他就根本不配參加比賽”。關於這點，瑪蘭利大呼：“胡說八道！”他解釋說，其他任何選手都可以到斯蒂文森的位置上“在25碼線踢落地球”，而中後衛很少有機會得分（因此幾乎不需要他踢球）。按照瑪蘭利的說法，歐沃爾頓的無知明顯暗示華生對這一運動的熟悉程度並不比福爾摩斯全集多多少，他說錯了歐沃爾頓有關比賽的話，而且他並沒有在布萊克希斯踢過球，最多是偶爾到操場看上兩眼。

  [369] 當然，不管是福爾摩斯全集還是華生——他們兩人都四十多歲了（《失蹤的中後衛》通常被年代學家們認為發生在1896年——參見《年表》）——都不曾有過幾年業余體育隊的經歷。《大英百科全書》（第九版）中寫道：“接受［橄欖球］的大多是年輕人而不是中年人，身體已經發育完成並且定型之後也不會沉迷於這種運動，那時候橄欖球規則中的摔倒和爭球行為就變得危險起來。”

  [370] "Rugger"只不過是橄欖球的另一種說法。

  [371] 劍橋和牛津的第一次比賽於1872年在牛津舉行，這年劍橋的俱樂部剛剛成立（牛津獲得了勝利，這一情況在劍橋的網站上仍然沒有公開）。兩年之後，這一比賽遷移到一個中立場地——肯辛頓球場，後來又搬到其他幾個體育場，包括布萊克希斯的管區體育場，直到1887年比賽搬去女王俱樂部舉行。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女王俱樂部一直是所謂的大學代表隊比賽的場地——每年12月的第二個星期二舉行——直到這個場所無法容納眾多的愛好者，他們都想來目睹這一緊張激烈的比賽。1921年，比賽搬到特威肯哈姆體育館，從此以後一直在那裡舉行。

  [372] 手稿作“沿著諾桑伯蘭大街朝泰晤士河堤岸跑去”。

  [373] let in，欺騙或者上當。

  [374] 痛風是發生在男性身上的病症，通常在三十歲以後發病，特征是關節慢性炎症。尿酸鹽在關節組織的沉澱可以引起畸形和極端堅硬，特別是在腳和手部關節。相當巧合的是，筆者發現托馬斯·華生爵士（1792-1882）在《醫學原理和實踐講座》中寫道：“和我同姓的亨利·華生先生在《醫學通信》第一卷上描述了一位米德爾頓先生的案例，他在打牌時習慣用他通風的指關節在桌上寫分數。”歐沃爾頓碰巧用這樣的話描述蒙特·詹姆士爵士嗎？他是在重複蒙特·詹姆士爵士的醫生——這位醫生也許就是托馬斯·華生爵士——的觀點嗎？或許約翰·H.華生曾經聆聽過這位同姓者的演講或者讀過他的作品，於是在報道這個案子的時候插入了這句話，是嗎？

  [375] 在橄欖球比賽中，踢懸空球會引起脛部受傷或拉傷。在有些版本中作“後背受傷”。

  [376] mute，送殯人是殯儀館的服務員，工作是在葬禮過程中在棺材旁邊服侍。查爾斯·狄更斯的《霧都孤兒》（1838）中提供了一個例子，孤兒奧立弗被邦布爾先生派去殯葬承辦人蘇爾伯雷先生那裡當學徒，蘇爾伯雷先生最後安排他在兒童葬禮上擔當送殯人。這個孤兒的臉上表現出莊重的神情，讓殯葬承辦人感覺非常有用：“‘親愛的，他臉上有一種憂傷的表情，’蘇爾伯雷先生繼續說，‘這非常有趣，他可以做一個出色的送殯人，親愛的。’”

  [377] “倍斯瓦特”公共馬車每五分鍾一趟，從布德特路駛往謝潑德綠地。

  [378] 毫無疑問，這解釋了為什麽“英國最富有的人之一”要乘坐公共馬車，這種馬車的費用在1便士到6便士不等，取決於距離的遠近。

  [379] 手稿作“離旅館不遠處有兩個郵局，路程差不多遠近”。華生很明顯在手稿中對這裡和其他地方的地理方位做了掩飾。

  [380] 手稿作“芬雀曲街車站”。

  [381] 手稿作“我們急駛在斯特蘭德街”。

  [382] 這句話似乎和福爾摩斯全集之前的評述相抵觸，他曾說：“業余體育界是英國最有意義、最有益於健康的事業了。”

  [383] 華生已經在1894年賣掉了診所（參見《諾伍德的建築師》），不過，這樣的說法似乎和華生一直閱讀醫學讀物相抵觸，因為幾年之前的《金邊夾鼻眼鏡》中還提到這點。

  [384] 這裡的評價和《爬行人》中福爾摩斯全集的話正好相反，他稱故事中那個沒有具名的大學城是“迷人的鎮子”。當然，學者們根據這點堅持認為《失蹤的中後衛》中的大學所在地——大部分認為是劍橋——不是福爾摩斯全集的母校。

  [385] 指惠斯特牌——參見《諾伍德建築師》。

  [386] 手稿作“聖約翰學院”。

  [387] 參見附錄《橄欖球的規則》，其中解釋了比賽得分的情況。理查德·蘭斯林·格林曾試圖確定《失蹤的中後衛》發生的準確年份，他注意到，既然牛津和劍橋在女王俱樂部的比賽是每年12月的第二個星期二舉行的，“如果故事中的日期是直截了當的，那麽比賽只能發生在1894年、1895年或1896年。最後一個可能性最大，因為這是三次比賽中僅有的牛津獲勝的比賽”。D.馬丁·達金（還有其他人）卻得出了不同的結論，他注意到1897年牛津兩次達陣獲勝，不管1896年還是1897年的比賽都與比分相符。傑伊·芬利·克裡斯特也報告說，《惠特克年鑒》宣稱1897年的比賽“劍橋的中後衛線表現不佳”，這似乎就是指《失蹤的中後衛》。

  [388] 英國版這裡刪去了“工具”一詞，《海濱雜志》和美國版均保留了下來。

  [389] loose-box，馬廄的一部分，馬撤去鞍佩之後養在那裡。

  [390] draghounds，這種獵犬經過訓練能追蹤之前走過的“氣味源”留下的氣味。原本狗可以追蹤狐狸在路上留下的氣味，後來為了適應追蹤，使用人工的氣味——通常是茴香——作為被追蹤的對象。

  [391] John o'Groats，約翰歐格羅茲村是詹姆士四世在位時期（1488-1513）設立的，那時荷蘭人詹·德·格洛特和他的兩個兄弟在蘇格蘭的唐內特赫德定居下來，這裡是不列顛島的最北端。他的子孫為了家族地位問題爭論不休，德·格洛特為了平息爭議，建造了一幢八角形的房屋，有八個門、八扇窗。（他還建造了一張八角形桌子——某些故事中說是圓桌——這樣就沒有人算是坐在上手了。）原來的房屋遺址如今搭起土石堆和旗杆。"From John o'Groats to Land's End"意為“從英國的一端到另一端”。

  [392] 劍橋所處的一條河流。

  [393] 什麽樣“出色的品格”使得這位著名的醫學院的負責人也是蜚聲歐洲的“學者”去幫助一位頭腦算不得聰明的運動員？馬歇爾·S.貝丹認為只有一條：金錢。蒙特·詹姆士勳爵財產的繼承人對於靠大學薪水為生的醫生來說是很有誘惑力的。“吝嗇的老貴族患有痛風，”貝丹推測，“阿姆斯特朗看到了一條捷徑，可以為他後來的研究提供經濟資助，而且完全不需麻煩地行醫。”

  [394] 參見《最後一案》注釋40，討論了肺病在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流行情況和影響。

  [395] 體育作家裡德·史密斯在《天啊，福爾摩斯全集先生》中帶有詆毀地認為，福爾摩斯全集在比賽中下注而且他在這件案子中的行為就是保證自己能贏錢。盡管福爾摩斯全集立刻明白阿姆斯特朗醫生的重要性，但是他還是允許自己“拖拖拉拉……”福爾摩斯全集嘗試追蹤阿姆斯特朗，卻不小心跟丟了，那塊地方“十分整潔平坦的，就好像你的手掌一樣”，接著又禁止華生追蹤阿姆斯特朗。為什麽？史密斯提出這個問題。“哦，這場比賽還沒有開始，”史密斯指出。在福爾摩斯全集的勸誘下，歐沃爾頓承認沒有斯道頓劍橋可能會輸掉比賽。史密斯認為，體育運動有機會快速獲得財富，福爾摩斯全集在劍橋忙於和賭球者通過電報進行通信。史密斯提出，只有在牛津勝利之後，福爾摩斯全集才最終安心尋找阿姆斯特朗和斯道頓。馬歇爾·S.貝丹嘗試推翻史密斯的中傷，他認為福爾摩斯全集在案件調查中的耽擱也許可以解釋為，他覺得這不是緊急情況而且這一段時間他沒有多少工作。而且，貝丹認為，他作為牛津的校友也希望看到牛津獲勝。雖然後一個觀點暗示了業余體育界也存在利益，而福爾摩斯全集清楚地否定了這一點，不過，貝丹進一步推測，華生這個無可救藥的賭徒（參見《肖斯科姆比別墅》）——雖然他本人也玩橄欖球（《蘇塞克斯吸血鬼》），卻假裝不知道歐沃爾頓和橄欖球——安排和俱樂部的朋友一起賭球。“因此，這個故事中所有的矛盾之處不可歸結為史密斯先生所說的大師墮落了這個無法叫人接受的理由。史密斯得出了正確的結果，卻指控錯了對象。”

  [396] 《格蘭其莊園》發表在1904年9月號《海濱雜志》上，也發表在1904年12月31日的《科利爾周刊》上。

  [397] 《格蘭其莊園》手稿由日內瓦科隆尼的波德梅爾圖書館所擁有。不管是手稿還是《科利爾周刊》的開頭都是：“1897年末的一個下霜的清晨。”這個故事因此發生在1897年12月，而對於“1897年冬末”，大部分年代學家認為這是指1897年1月。

  [398] 福爾摩斯全集表現出他的莎士比亞知識（有些人認為，他是通過短暫的表演事業學到這方面知識的），這裡引述了《亨利四世上篇》第一幕第三場：“事情還沒有發生（Before the game's afoot）。”《亨利五世》第三幕第一場：“這一狩獵開始啦（The game's afoot）！”盡管公眾將這句話和福爾摩斯全集聯系在一起，但是他在其他地方再沒說過這句話；華生本人在《威斯特裡亞寓所》中用過這句話。而“簡單，我親愛的華生”則要稍遜一籌，因為正典中從未出現後面這句話。

  [399] 手稿作“齊賽爾賀斯特”。

  [400] 伍德莊園是靠近齊賽爾賀斯特的一處小村子，距離倫敦11英裡。“瑪爾沙姆”是諾福克的一個村子。

  [401] 福爾摩斯全集和霍普金斯一起工作的案子還有《金邊夾鼻眼鏡》、《黑彼得》和《失蹤的中後衛》，這些在1897年還未付梓。另外三四件案子是什麽呢？

  [402] 《皮膚變白的軍人》和《獅鬃毛》都是福爾摩斯全集寫的，首次發表的時間是1926年。福爾摩斯全集在兩篇故事中都承認他的創作方式“直白”，沒有華生的作品那樣能吸引讀者。

  [403] 邁克爾·哈裡森認為“肯特郡的瑪爾舍姆”可以合理地推測為聖瑪麗克萊。他在《追隨歇洛克·福爾摩斯全集的腳步》中寫道：“這裡曾經是倫敦最好的郊區，大部分老房子仍然保留下來：變成了……高爾夫俱樂部、醫院、學校或者精神病院……如果‘格蘭其莊園’……仍然存在，它也不會是私人房產。”

  [404] 安德烈亞·帕拉第奧（1518-1580）是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建築家，因為他的宮殿和別墅設計而出名，最著名的就是維琴察附近的圓廳別墅。帕拉第奧將古典羅馬風格同簡單和有序的原則相結合，他喜歡教堂一般的建築和支柱；絕對的對稱（比如，一種中央大廳周圍有許多小房子）主導著結構的內部。十八世紀，帕拉第奧的風格在英國、意大利和美國被廣泛模仿。他的影響可能體現在托馬斯·傑弗遜設計的蒙蒂塞洛住宅區的外觀上，建於1809年。帕拉第奧最出名的出版著作是《建築四書》（1570，1716年譯成英文），這是研究古典建築的裡程碑作品。

  [405] 手稿作“霍普斯特爾”。

  [406] 很奇怪，美國版作“今晚”。

  [407] 布萊肯斯朵爾夫人這裡可能指的是1857年離婚和婚姻訴訟法，該法規定了男女雙方可以離婚，並且提請民事訴訟處理這些問題。（在通過這一法案之前，任何人想要離婚必須訴諸英國國教，這一方式基本上只允許男性因為女方通奸而起訴妻子。）新法律從表面看給予女性更多權利，但是，歷史學家西蒙·舒瑪指出，“它並不像表面看起來的那樣。制定法律的時候已經預先考慮到給予已婚女性財產權，這方面的法律反而使得男女性別的不平等一直延續下去，而不是得到修正。”這時候，男方可以因為對方通奸行為而提請離婚，可是女方要想提請離婚只能是丈夫的通奸行為涉及了強奸、雞奸、亂倫、人獸性交、身體虐待或者拋棄家庭達兩年時間。而且，獲得離婚的費用也超出大部分維多利亞女性的承受范圍。猶斯塔斯爵士雖然是個愛酗酒、好罵人的粗人，但是他的妻子也絕不可能訴諸法律，當然就更別談今天所謂的感情不和或者冷暴力了。正如舒瑪所寫：“離婚行為……僅僅是因為感情不和這樣的觀念幾乎是無法想象的。”參見《身分案》，其中討論了維多利亞時代已婚女性的（或者說她們所缺少的）財產權。

  [408] 美國版的編輯對於這篇故事中的措辭做了不少變動，使得對話變得粗俗，也許編輯意圖吸引那些不那麽高雅的讀者群。這裡用”God（上帝）”代替了”Heaven（上帝）”，其他還包括”devil（魔鬼）”代替了”fiend（魔鬼）”，“curse（詛咒）”代替了”damn（詛咒）”。

  [409] shirt，美國版作”nightshirt（睡衣）”。後來提到布萊肯斯朵爾的睡衣，美國版的編輯似乎不想讀者因為這個英國口語化詞語而疑惑不解。

  [410] cudgel，這種棍子是懲罰的武器——有人提出疑問，為什麽猶斯塔斯爵士“喜歡”用這種棍子（暗指不止一種棍子）？也許布萊肯斯朵爾夫人的意思是，當他感到危險時，他喜歡用這種棍子，而不是撥火棍或者其他東西作為防禦。

  [411] 美國版中刪去了“其中一個”。

  [412] 手稿作“較年輕的那個”。請注意，幾句話之前，布萊肯斯朵爾夫人提到“一個寬肩膀的歲數大的人”。她在這裡為什麽說“一個”而不是“那個”年紀較大的人？換而言之，手稿中的說法可能更準確。是不是華生在得知真相之後回過頭故意將她的證詞變得矛盾，以此作為暗示？

  [413] 很奇怪，美國版改為“呻吟一聲”。

  [414] plate，碟子、杯子或者其他家用物品，表麵包覆貴重金屬如銀或者金。

  [415] beeswing，這是一種半透明的薄膜，陳年葡萄酒會有這種情況，特別是諸如波爾圖陳年瓶裝酒。《習語和典故詞典》指出：“波爾圖品酒家非常小心不要晃動酒瓶而‘破壞這層薄膜’，也不會采取錯誤的方式將其變得明顯。”

  [416] 這是哪種葡萄酒呢？最重要的線索就是出現了薄膜，一般是陳年波爾圖葡萄酒的標志，那是一種稀有且價格不菲的葡萄酒。其實從文中還有另外的線索：（a)這酒放在餐後的餐具櫃中，似乎暗示吃飯的時候不會喝這酒，而是在餐後喝。這驗證了它是某種“餐後”酒，比如波爾圖葡萄酒。（b)根據霍普金斯的說法，猶斯塔斯爵士是“肯特郡最富有的人之一”。他肯定要比一般的地主鄉紳奢侈不少，他使用印有紋章的紙，穿著“華麗”的睡衣，這都顯示出他的富有。因此，雖然他曾經“嗜酒成癖”，可能不會在意喝什麽酒，不過，他將葡萄酒存放在最顯眼的地方，所以可能是最貴的葡萄酒。這或許是一瓶1834年的陳釀，根據邁克爾·博德本特的《新陳年葡萄酒指南》，這是“十九世紀中期最有名的酒之一”。這一“陳釀中的佼佼者”應該是考普克的利茲莊園出品的。雖然這類型的波爾圖葡萄酒已經不複存在了，但是尼古拉斯·尤特欽在《一些值得注意的葡萄酒》中確認，哈羅德百貨公司1895年的目錄中這種酒每打售價60英鎊。當然，根據目前薄弱的證據並不能做出十足的確認，不過1834年的利茲莊園葡萄酒也可能是擺放在餐具櫃中的候選品種。

  [417]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期，瑞士軍隊做出決定，如果能將一些必要的工具整合到便攜小刀中，那麽士兵的效率就得到提升。這種小刀需要一個螺絲起子（可以用它拆卸士兵的來複槍）、一個開罐器、一個可以用來鑽孔的工具，當然還有一把小刀。這種設計演化成多用途便攜刀具，將多種工具整合在一起。比如，哈羅德公司1895年的目錄中畫了六種不同類型的、包括拔塞鑽的便攜刀具。

  [418] de novo，拉丁文，表示新的、重新。重新審判是指將之前審判中沒有出現的證據或者裁定提交給法官。

  [419] 請注意，瓶子裡剩余酒的數量發生了變化，但是華生醫生沒有提出任何解釋。之前觀察的時候醫生記錄下“三分之二是滿的”。也許福爾摩斯全集倒出了一些酒進行實際的實驗，而不是簡單想象結果。威廉·R.科奇蘭在《神奇的酒瓶》中認為福爾摩斯全集和華生喝掉了消失的酒。

  [420] 美國版作“西頓漢姆”，解釋不通。

  [421] 從男爵的等級在男爵之下，但是又超過大部分騎士、一些勳爵士和一些貴族幼子的後代。作為從男爵，布萊肯斯朵爾的正式稱呼應該是“猶斯塔斯·布萊肯斯朵爾從男爵（Sir Eustace Brackenstall，Bt.)”（使用“Bart”這一較長的縮寫現在被認為過於老套）。他的妻子可以稱為“夫人閣下”或者就像福爾摩斯全集所說的“布萊肯斯朵爾夫人”也是正確的，不可稱呼她的教名。只有公爵、伯爵或侯爵的女兒才能在正式稱呼中保留教名。比如，貝爾敏斯特公爵的小女兒希爾達·特雷洛尼·侯普夫人（《第二塊血跡》）。請注意，僅僅擁有騎士頭銜也可以被稱為“猶斯塔斯爵士”，他的妻子則稱為“布萊肯斯朵爾夫人”。但是，從男爵是世襲的，騎士則不是。就算華生實際上並不知道布萊肯斯朵爾是從男爵，但是他明顯缺乏好評的描述強烈暗示他的頭銜是世襲的而不是自己贏得的。當然，無法想象，華生稱某人是從男爵而那人卻不是。

  [422] 馬倫哥戰役是法國革命戰爭期間一次重要的戰鬥，1800年6月14日，拿破侖·波拿巴率領的法國軍隊和米歇爾·弗瑞德裡希·馮·梅拉斯率領的奧地利軍隊開戰。拿破侖錯誤地估計了梅拉斯所在的位置，來到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的馬倫哥，他的軍隊分散開，並未做好戰鬥的準備。梅拉斯驚人地從法軍後方四英裡處襲擊，奧地利軍隊取得勝利。但是梅拉斯過分自信，犯了一個錯誤，將指揮權交給一個下屬軍官，離開去了亞歷山德裡亞。幾個小時內，路易斯·迪賽克斯將軍率領一隊法國軍隊回來發起凶猛的反擊，扭轉了局面，使得奧地利軍隊撤退。拿破侖後來認為馬倫哥戰役是他是生涯中最出色的勝利，盡管實際上他離失敗只有一步之遙。“馬倫哥雞”是一道傳統的普羅旺斯菜肴，這是戰役結束之後為拿破侖而特別烹製的，因此頗為受歡迎。據說，尋找食材的人只能找到雞、土豆、雞蛋、螯蝦、大蒜、橄欖油、法國白蘭地以及士兵帶的麵包，於是就將這些手頭的材料一起燉煮。據說拿破侖非常喜歡這道菜（或者非常迷信這道菜），以至於每次有戰役發生之前他都要點這道菜。

  [423] 用熱的濕布敷在身體上；使用敷泥或者熱的醫用敷布進行治療。

  [424] 關於狩獵的比喻，意思將是狐狸從隱蔽處或者臨時窩裡趕出來。一旦動物“出洞”，狩獵就開始了。

  [425] Croker，美國版作“Crocker”。

  [426] a white man，帶有種族主義的說法，源自美國俚語，這個詞意思是“誠實的”。《牛津英語詞典》列出最早出現在1883年的英語作品中。

  [427] 盡管克羅克愛慕阿得雷德的瑪麗·弗萊澤小姐的美貌，但是一些評論者辛辣地提出，她拋棄了一個真正愛她的人，為了財富和地位嫁給了猶斯塔斯爵士。比如，約翰·哈爾在《福爾摩斯全集雜聞》中認為她不比那些攀高枝者高尚，他提出：“弗萊澤小姐最終同意[克羅克的]觀點，爵位和金錢超過了猶斯塔斯爵士表面上的缺陷。”相反地，大衛·布朗以她的個性作為證據（與特麗薩·懷特的說法正好相反，懷特認為猶斯塔斯爵士的“爵位和金錢”吸引著瑪麗），進一步得出獨一無二的結論，認為瑪麗本身也是個富有的女子，猶斯塔斯爵士娶她才是為了金錢。其他人推測，福爾摩斯全集實際上被瑪麗·弗萊澤騙了，她嫁給猶斯塔斯·布萊肯斯朵爾爵士是為了他的金錢，並且設計利用克羅克船長殺死了自己的新丈夫。

  [428] 約翰·哈爾認為說的話是“蕩婦”，他同意甚至敏感的人“都不會真的因為猶斯塔斯爵士說出這個不中聽的單詞而感到害羞，因為他從自己的臥室走下來，發現妻子和一個喜形於色的海員一起待在他祖上的餐廳裡”。

  [429] 因為兩個紅酒杯中沒有留有殘渣，還有一個杯子則有殘渣，福爾摩斯全集之前得出結論說：“隻用了兩個杯子，兩個杯子的殘渣都倒在第三個杯子裡，所以產生了假象，好像有三個人在那裡喝酒。”根據克羅克船長的解釋，很明顯福爾摩斯全集的結論實際上是正確的，其中一個被子可能仍然會有殘渣的痕跡。但是，福爾摩斯全集的推理實際上是錯誤的。福爾摩斯全集進一步推想就會發現，殘渣不可能在第三個杯子裡最明顯而是在第一個倒酒的杯子——即給布萊肯斯朵爾夫人的那個杯子——而且只有一個杯子完全看不到殘渣。克羅克上校從沒有說將酒倒在第三個杯子裡是計劃的一部分。實際上，特麗薩·懷特作為一個“無比冷靜”的人可能會自己喝上一杯！不論如何，福爾摩斯全集精確地推測出謀劃者倒第三杯酒作為偽裝。接下來的情況福爾摩斯全集推想得有些偏差。第三個酒杯中的酒來自另外兩杯酒——那裡面有最多的殘渣——因此它含有的殘渣是最少的，它是從另兩個酒杯上部的酒中倒出的。布萊肯斯朵爾夫人的酒杯可能是滿的，“往瑪麗的口裡倒了一點”，而克羅克船長可能喝了不少。那麽第三個酒杯就是從布萊肯斯朵爾夫人的酒杯中倒出來的。因為她的酒杯放得最久，殘渣應該在她的杯子中最多。筆者做了一個簡單的實驗，證明這一結果：一個酒杯中幾乎沒有殘渣，一個酒杯中有適量殘渣（克羅克船長的酒杯），一個酒杯中殘渣很多（布萊肯斯朵爾夫人最初的酒杯中剩下的那部分）。所以，福爾摩斯全集雖然得出了正確的結論——即每個酒杯中殘渣的數量是有問題的——但是他解釋的推理過程是錯誤的。也許這不過是他“特殊的知識和特殊的能力”領悟到的。

  [430] Vox populi，vox Dei，“人民的呼聲便是上帝的呼聲”，這句格言被認為是十二世紀馬姆斯伯裡的威廉所說。法律學者們將中世紀陪審團發展成一種制度的原因歸結為它在改善王室法院推行的“神化”法律方面的積極作用。

  [431] 《格蘭其莊園》於1904年首次發表，而根據華生的說法，這件案子發生在“1897年冬末”。D.馬丁·達金提問說：“華生為何會被授權在七年之後將這件案子公之與眾呢？這樣不會導致克羅克立刻遭到逮捕嗎？不會牽連布萊肯斯朵爾夫人和那位女仆嗎？可能之後就算福爾摩斯全集本人都會被當成從犯，不是嗎？”達金所能想到的唯一的解釋是，克羅克和這位前布萊肯斯朵爾夫人（現在應該是克羅克太太）在這七年時間裡去世了，因此允許華生寫下這篇故事。不過，《格蘭其莊園》的發表確實會讓霍普金斯意識到福爾摩斯全集將他蒙在鼓裡——達金充滿希望地認為，除非霍普金斯認為福爾摩斯全集的動機是純粹的，他希望霍普金斯不要逮捕和審問像克羅克這樣有男子氣概的人。雖然華生直到1904年才發表這件案子，但是他的文學代理人阿瑟·柯南·道爾醫生顯然知道這件事情，1899年3月，《海濱雜志》發表了一篇類似的故事，題為《B.24》（後來收入柯南·道爾的《圍爐叢話》），講的是一個美麗的女子殺死了虐待成性的丈夫，並且設計陷害給一名盜賊，那人因此被絞死。

  [432] 《第二塊血跡》發表在1904年12月號《海濱雜志》上，也發表在1905年1月28日的《科利爾周刊》上。手稿保存在哈維福德學院。

  [433] 《格蘭其莊園》發表在1904年9月號《海濱雜志》上，比《第二塊血跡》早三個月。

  [434] 羅傑·T.卡蘭普強調了華生作品的實用價值，他在《鐵路時刻表的奇怪問題》中認為，作為一個商人，福爾摩斯全集精明地利用了華生的能力為他招攬新顧客。滿意的委托人的讚譽和蘇格蘭場的推薦只能製造一部分商機，而有關專業人士直截了當的廣告被認為是不體面的事情。福爾摩斯全集一定意識到，華生將他經手的案件發表出來可以向更多的人做廣告。“這是他暗地裡的計劃，”卡蘭普繼續說，“非常明顯的證據是他再三——盡管是微妙的——建議華生選擇最能闡釋福爾摩斯全集推理能力和智慧的案子寫成故事發表……他常常抱怨華生忽略了技術上的細節，而這能反映出福爾摩斯全集在案件調查中最戲劇化的一面。”福爾摩斯全集對華生的作用一直缺乏情感，甚至表現出輕視（卻又不經意地建議華生應該將某些案子寫出來），這是一種心理上的策略。卡蘭普認為，福爾摩斯全集故意讓華生認為整個事情是他本人的主意，而不是什麽人在背後操縱。

  [435] 華生在《最後致意》（1917）前言中寫道，這個農場在“伊思塔本五英裡以外”，《獅鬃毛》中這處小別墅“坐落在蘇塞克斯丘陵的南麓，大海的景色盡收眼底”。

  [436] 埃德加·W.史密斯對於福爾摩斯全集羞於露面的遁世形象持嚴重保留態度，“事實是與這一說法背道而馳的”，埃德加·W.史密斯在《華生醫生和審查制度》中如此宣稱。雖然公眾已經被告知，福爾摩斯全集在1891年去世了（《最後一案》發表於1893年），而《空屋》發表在《海濱雜志》上不久之後福爾摩斯全集就退休了，《空屋》中透露出福爾摩斯全集活得很好，1894年還回到倫敦解決了羅納德·阿德爾的謀殺案。也許華生在這裡說的意思是福爾摩斯全集不想任何媒體知道他退休的細節，而且在《獅鬃毛》和《最後致意》——兩者都是退休之後的案子——中可以看到福爾摩斯全集的隱居地點是晦澀不明的。

  [437] 手稿原作“具有國際影響的重大案件”。

  [438] 參見本篇附錄，其中討論了“貝陵格勳爵”和“特雷洛尼·侯普閣下”的真實身份。

  [439] 手稿中，華生原來寫的是“吞雲吐霧”。

  [440] 手稿沒有“在今天上午丟了這封信之前”這句話。

  [441] 評論家認為寫下這封不合適的信件的“外國君主”一定就是德皇威廉二世（1859-1941）。他是德國皇帝和普魯士國王，1888年到1918年在位，威廉在英國具有牢固的聲望，雖然說這兩個國家之間傳統上就是友好國家。1895年，他發送了一封著名的電報給南非總統保羅·克魯格，祝賀他打敗了由英國支持的詹森遠征軍。德國海軍的日益強大以及它殖民利益的擴張進一步刺激了英國人的懷疑神經，兩國開始感到競爭的壓迫感。德國和意大利以及奧匈帝國在1881年結成三國同盟（參見《海軍協定》注釋19），使得兩個國家愈走愈遠，1907年英國聯合俄國以及長期作為對手的法國組成了三國協約。德國和英國之間加劇的緊張關系加上威廉缺乏政治手腕似乎導致這樣一封含有“挑釁的色彩”語句的信的出現，很有可能會讓英國陷入一場“大規模的戰爭”。實際上，德國和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中成為對抗的雙方，這距離《第二塊血跡》發表才八年。

  [442] 福爾摩斯全集的說法看起來非常幼稚，剛才還告訴他這封信的內容是相當微妙的。奧伯雷·C.羅伯茨表達了他的失望，他認為這是《第二塊血跡》中福爾摩斯全集的“失誤”之一，並且斥責說：“聽到像這樣根本不用多想的問題之後，很好奇顯貴的首相為什麽沒有到別處去求助。”

  [443] 這暗指三國同盟或者更可能是法國和俄國之間的兩國同盟（1891年初步形成，1894年確立），這時候英國還沒有加入。參見上文注釋10.學者們對於《第二塊血跡》的發生時間眾說紛紜，范圍從1886年到1894年，主張後者年份的人就是根據兩國同盟做出結論的。

  [444] 手稿作“六個”。

  [445] 多麽可怕的一便士啊！克裡斯托弗·雷德蒙在《歇洛克·福爾摩斯全集手冊》中解釋說，十九世紀就是年代所得稅率為2.5%。請記住，一英鎊等於二十先令，一先令等於十二便士，稅收就是2.5%×240便士/鎊，即每英鎊征稅6便士。福爾摩斯全集所說“多增收一便士所得稅”就會使得稅收增長六分之一，根據雷蒙德的計算，“每年一千三百萬萬英鎊的稅收之上再增加超過兩百萬英鎊，而整個財政收入大約一億英鎊”。

  [446] 前兩個人後來又出現在《布魯斯-帕廷頓計劃》中，而奧伯斯坦是故事中的主要角色之一。

  [447] 《布魯斯-帕廷頓計劃》中給出的奧伯斯坦和拉若澤的地址分別在肯辛頓和諾丁希爾。

  [448] 一種放食物或者飲品的盤子。源自法語“salve”，保存；西班牙語“salva”，品嘗食物以測試是否有毒；還有拉丁語“salvare”，保存。

  [449] 希爾達夫人這裡的行為和今天政治家的妻子的行為有著明顯區別，今天的妻子們對他們丈夫的事情多少有點了解。她關於信被偷的後果的想法也許說明這的確是時代的產物，D.馬丁·達金表達了上述看法，他觀察到：“今天任何有幸能娶上一位交際花的政治家應該會認為，她的行為能有助於他的選舉，並且會幫助他給選舉人寫信。”

  [450] 手稿原作：“‘華生，其中有什麽意思呢？’福爾摩斯全集問道。”

  [451] 華生的意思是屋子裡那把坐下來背光的椅子，而不是說屋子裡沒有別的椅子。《三角牆山莊》、《五個桔核》和《“格洛裡亞斯科特”號三桅帆船》中提到了福爾摩斯全集和華生的扶手椅。《貴族單身漢案》和《藍寶石案》中提到過柳條椅，這一般是委托人坐的。福爾摩斯全集和華生（身為紳士）很明顯在她進屋的時候是坐著的，希爾達夫人因此至少有三把椅子可以選擇。

  [452] 誰可能注意到弗爾那依太太——到目前為止，這個人看起來並不重要——星期一出現在格多爾芬大街而星期二又出現在查林十字街火車站。喬治·J.麥克康馬科認為，同樣不可能的是，負責的醫生們得出為她患上了永久性的精神病的結論。根據如此可疑的報道，麥克康馬科整篇新聞報道是虛構的，而策劃者就是福爾摩斯全集。麥克康馬科進一步得出結論認為是希爾達夫人本人謀殺了盧卡斯，而華生因為福爾摩斯全集的堅持虛構了有關這位法國妻子的故事以保護她，並且隱瞞了福爾摩斯全集的從犯角色。

  [453] 費利克斯·莫利指出，福爾摩斯全集應該記起他在《銀色馬》中的觀察，“那天晚上狗沒有什麽反應”證明了一個重要的“反證”。莫利寫道，而在這裡，“福爾摩斯全集沒有做出同樣精彩的——而且是明顯的——推理”。

  [454] drugget，由粗羊毛或者羊毛加綿製作的地毯。

  [455] find yourself in Queer Street，E.庫伯翰·布魯爾在《習語和典故詞典》中暗示“住在奎爾街”的意思是“可能沒有償付本領。在零售商帳目上被標記為‘有問題’的人，意思是，對於這樣的顧客要做調查”。與此類似，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中，有個人說了這麽一句話：“不，先生，我將這作為我的信條之一；它越像是奎爾街，我就問得越少。”雖然歷史學家葛拉漢·羅波冒昧地指出“queer”這個詞在1894年就有了同性戀的暗示（參見《希臘譯員》注釋8），只是這一暗示公眾還不大知曉，一般認為這個詞仍然指不正常的或者假冒的東西。

  [456] 英國版中，“損失”這個詞變成了“事故”。

  [457] 這是福爾摩斯全集的先見之明，因為之前沒有任何暗示說明要去拜訪第三方指認案件中的主要人物。他是不是也帶著特雷洛尼·侯普的照片呢？

  [458] 手稿中從這裡開始的字跡並不是柯南·道爾本人的，其他所有手稿實際上都是他代筆的。有幾種說法，比如，有人認為這些筆跡出自阿爾弗雷德·伍德之手，即柯南·道爾的秘書；也有人認為這出自阿瑟爵士之手，但是這是所謂的放松時寫出的字跡；或者還有人認為是華生寫的！但是，《貝克街雜記》的編輯很明智地詢問了阿瑟·柯南·道爾的女兒簡·柯南·道爾，她迅速指認這筆記是出自她的母親簡·林克之手，即阿瑟爵士的第二任妻子。

  [459] “結婚前寫的”幾個字是後加入手稿中的。

  [460] B.喬治·愛生聲稱這封信是寫給艾秋阿多·盧卡斯本人的，“他和女人的關系，看上去似乎很混雜但是都交往不深”。愛生認為，就在“法國妻子”衝入房間的那一刹那之前，希爾達夫人殺死了盧卡斯，但是福爾摩斯全集由於希爾達夫人和英國的關系而隱瞞了事實（和《米爾沃頓》中他對待那位神秘的女凶手的做法一樣）。

  [461] 這句話是後來加入原始手稿中的，再也沒有進一步提及盧卡斯手下的間諜。這個間諜是誰？B.喬治·愛生認為，令人驚訝的是，所有人——甚至包括福爾摩斯全集——似乎都沒有特別擔心“這個危險人物，他就在在那個假定為安全的政府辦公室裡，不僅知道特雷洛尼總是隨身帶著這封信件，而且也知道侯普將它放在家裡的公文箱裡”。福爾摩斯全集肯定已經發現這個間諜的身份，並且將他或者她的名字上報給政府。約翰·哈爾在《福爾摩斯全集雜聞》中認為，福爾摩斯全集並沒有犯下這件事，但是揭發也許是不必要的。“也許福爾摩斯全集認為，盧卡斯死了而且他所掌握的東西也隨之而去了，[盧卡斯去世帶來的]騷動也會使得這個間諜在將來約束自己的行為。福爾摩斯全集得到罪犯的保證，而且讓他自己覺得滿意的是沒有再失誤。”

  [462] 這句話是後加入手稿中的，出自柯南·道爾之手。

  [463] 這句話在原本的手稿中沒有。

  [464] 這句話也是後來加入手稿的。

  [465] 華生判斷說盧卡斯的謀殺案是“一個驚人的巧合”，如此看來華生是正確的，反之，不同尋常的做出輕率結論的福爾摩斯全集卻是錯誤的，他堅持說：“不，我親愛的華生，這兩件事情是有聯系的。”內森·L.本吉斯在《歇洛克在學校之後》中研究了盧卡斯的死亡，認為注重實用的華生使用了一個不大理智的方法但是卻得出了正確的結論，“使得他[比福爾摩斯全集]叫得響”，福爾摩斯全集通常可以跳躍性地得出結論，但是這次卻做出相反的事情。當然，福爾摩斯全集就算知道事情真正的發生次序，他還是拒絕給予好友合理的讚譽。本吉斯抱怨說：“也許會期待福爾摩斯全集有極大勇氣向華生承認他的錯誤，他也許會說出這樣的話：‘你非常正確。這是一個驚人的巧合，我得出結論太草率了。’當然，華生不會反唇相譏對他的朋友說‘我早和你說過’，但是他經常忍氣吞聲，這一次他有機會讓他的朋友忍氣吞聲一次了！”

  [466] “並且想要銷毀它”在手稿中沒有。

  [467] D.馬丁·達金輕蔑地認為，希爾達夫人堪稱“最沒有頭腦的美人之一”，因為她沒有找到這個兩難境地的最佳解決辦法。“既然她有一把複製的鑰匙，而且文件箱還在臥室，她完全可以悄悄地把文件放回原處，不必等福爾摩斯全集為她這樣做。”

  [468] 一些美國版作“他的”。

  [469] “讓我們來看看，”奧伯雷·羅伯茨提出，“［福爾摩斯全集］在這件案子中的第一位盟友就是‘幸運女神’。”他冒險用尖銳的問題挑戰首相卻帶來了好處；盧卡斯隨後被謀殺成為意外打開重要新證據的大門。萊斯特雷德突然召喚福爾摩斯全集也是如此，他向福爾摩斯全集詢問對碰巧發現的第二塊血跡的看法。最終，線索幸運地落到福爾摩斯全集的膝上，組成一幅與他最初設想很不一樣的畫面。“但是，”羅伯茨認為，“可以說一句傲慢而自私的話：‘先生，幸運有點不同尋常；黑暗中的一聲槍響？’不，當然不是。他微笑著避開了首相那一雙充滿好奇、仿佛要‘刨根問底’的眼睛……”喬治·邁克科馬克認為，福爾摩斯全集的“外交秘密”就是希爾達的罪行，再進一步推測，福爾摩斯全集實際上沒有替代掉公文箱中的政府文件，因為這樣一來會暴露希爾達，讓她成為唯一的嫌疑人（假設特雷洛尼·侯普並沒有被這個低劣的手法蒙住）。實際上，邁克科馬克認為，華生憑空捏造了在侯普家中發生的這一感人的場景；實際上，福爾摩斯全集從希爾達夫人那裡拿到文件，然後在貝克街直接交給了侯普和貝陵格勳爵，卻沒有告訴他們自己通過何種渠道獲取文件。邁克科馬克寫道：“可以猜測，福爾摩斯全集拒絕解釋他如何找到這份文件，於是告訴貝陵格勳爵：‘我們也有我們的外交秘密。’這樣就不會牽涉到希爾達夫人。”伊恩·邁克奎因指出，貝陵格勳爵沒有這樣的錯覺，“福爾摩斯全集很明顯地意識到要‘微笑著避開了那一雙充滿好奇、仿佛要刨根問底的眼睛’。接下來的內閣改組可能除去了特雷洛尼·侯普的職務，讓他去上議院當議員。這時候他也許猜到自己的妻子是安全上的隱患。貝陵格的好奇心不會因為福爾摩斯全集關於外交秘密的托辭而感到滿足。福爾摩斯全集當然是知道的，否則為什麽匆匆離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