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 引自《聖經·新約·路加福音》：“你們常存忍耐，就必保全靈魂。”福爾摩斯全集在《威斯特裡亞寓所》和《三個同姓人》中也對華生提過類似的建議。福爾摩斯全集的探案方法中，忍耐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蘇塞克斯吸血鬼》一案裡，他解釋說：“我是臨時做出了一些設想，有待時間或新的研究去探索。”

  [83] 福爾摩斯全集常常喜歡做出一些戲劇化的舉動，比如，《海軍協定》中他送還文件的方式以及《波西米亞醜聞》裡他巧妙偽裝成了一個牧師。而《四簽名》中他天才般的化裝技能更是使得埃瑟爾尼·瓊斯警官驚呼：“你真夠得上一個戲劇演員——一個出色的演員。”在《王冠寶石案》中，福爾摩斯全集自己也說：“道森老男爵在上絞架的前一天還說，我這個人，幹了法律，是舞台的一大損失。”

  [84] T.S.布萊克尼指出，這點正是福爾摩斯全集作為偵探的最大優點之一。在《巴斯克維爾的獵犬》中，福爾摩斯全集把這種方式稱為“科學地運用想象力”，即“比較各種可能性，並將其中最與實際相近的選擇出來”。

  [85] 凱爾文·瓊斯指出，這裡就是指上文那把火槍，稱之為“獵槍”是因為這種槍一般用來射擊野生禽類。

  [86] 通常人們認為，維爾米薩是賓夕法尼亞州的波茨維爾，靠近斯古吉爾河，當地無煙煤或硬煤的礦藏資源豐富。維爾米薩谷的具體地理位置在後文第二部分第一章節中有詳細討論。

  [87] 後文中會討論到，這是一個虛構的地名。

  [88] 原文為法語“peine forte et dure”，是一種酷刑的名稱，審訊重罪時，如果罪犯既不辯解也不認罪，即發生“拒不答辯”的情況，就會被這種刑罰折磨致死。這一酷刑出現於亨利四世（1399-1413）時代，不肯合作的罪犯被迫攤開四肢平躺，重物直接加壓在軀體上，他們要麽開口辯解，要麽被活活壓死。因此，人們也稱之為“壓刑”。根據《新門監獄年鑒》卷一記載，有一位喬治·斯特蘭韋斯少校就死於這種刑罰。斯特蘭韋斯被控謀殺妻弟，他承認自己計劃過這場謀殺，但堅稱沒有付諸行動，除此之外，為了防止他的個人財產被法庭沒收，斯特蘭韋斯既不肯討論案件細節也拒不進行答辯。在法庭多番要求無效的情況下，審判長命人把斯特蘭韋斯“帶到一個簡陋的房間，沒有任何光線；斯特蘭韋斯仰躺在地上，赤裸著，僅用一些東西蓋住私處；他的左手和左腳、右手和右腳分別用繩索捆綁在一起，四肢動彈不得；越來越多的鐵塊和石頭堆積到他的軀體上，直至他因無法承受而死亡。”他的朋友們被迫往他的身體上堆積重物，當親眼目睹了他逐漸增長的痛苦並聽到他的大聲哀嚎後，他們決定把自身重量疊加上去，以這種方式加速死亡，結束他所承受的折磨。1741年，在劍橋裁判庭上，壓刑最後一次出現；1772年，這種刑罰正式被廢除，此後，無論重罪犯拒絕承認有罪還是抗拒申辯無罪，都以公平的方式進行判決。1828年法條修改後，任何拒不答辯的行為均被視為無罪申辯。

  [89] 道格拉斯這裡指的是英國法律中規定的條款——警察必須在罪犯供認前提出警告，他們所說的任何內容都可能會被當作呈堂證供。這有點像現在美國警察使用的“米蘭達警告”。《跳舞的人》中也有過類似警示的例子。

  [90] 由於道格拉斯現在穿的是死者的衣服，他身上應該沾滿了血跡和凝結的血塊，但是福爾摩斯全集並沒有提到，華生對此也沒有記錄。伊恩·麥克奎因的解釋是：道格拉斯的衣服應該還是乾淨的，因為他的殺人行為不是出於自衛而是早有預謀。製服鮑德文之後，道格拉斯發現這正是擺脫追蹤的大好機會，他用槍脅迫鮑德文和自己交換了衣服，又在巴克的幫助下殺了他。

  [91] 麥昆還指出，除非道格拉斯當時故意把橡皮膏貼弄得汙跡斑斑，否則應該會馬上被人看出破綻。除了血跡，火槍射擊後散落的彈藥粉末和填料也會染黑橡皮膏。

  [92] 琳達·J.裡德在《莫裡亞蒂和莫利·馬貴幫派》一文中指出，由於塞西爾·巴克對道格拉斯太太有所覬覦，他是最有可能泄漏消息的人。

  [93] 詳見《附錄3》中對故事年表的討論。

  [94] 《恐怖谷》第二部分的作者問題同樣存在爭議，難道這些內容僅僅只是對道格拉斯所擁有文件進行的整理重述嗎？B.M.卡斯特納認為，《恐怖谷》的第二部分“死酷黨人”並非華生所著，不過寫這部分內容的作者應該也是個出色的小說家，他對諸如日期之類的細節處理非常仔細，為文章記敘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從而呈現出了完整的故事內容。根據文字風格，“死酷黨人”很可能與《血字的研究》中“聖徒的國度”那部分故事出自同一人之手。卡斯特納堅信，這個人就是華生長期合作的顧問和代理人——阿瑟·柯南·道爾，而福爾摩斯全集和華生像其他英國人那樣，已經完全把道爾當成了美國內容的權威作家。紐特·威廉姆斯在《誰寫了〈死酷黨人〉？》一文中的觀點與此相似，他也認為這部分內容出自阿瑟·柯南·道爾筆下。不過，柯林·普雷斯蒂奇在《恐怖的研究或者血字的山谷》一文中主張，約翰·道格拉斯才是《死酷黨人》的作者；而在《關於作中作的作者問題》一文中，埃德加·W.史密斯則將美國第一家偵探社創始人阿倫·平克頓視為這一部分的作者。平克頓撰寫過《莫利·馬貴幫派和偵探》一書，史密斯據此推測，他對華生的記敘多有助益。然而，1884年時，平克頓過世，這比華生開始關注“恐怖谷”案件要早得多。

  [95] 通常人們認為，所謂的“死酷黨人”就是莫利·馬貴幫派，也稱為莫利幫派。這是一個大約由三千名礦工組成的秘密組織，成員以愛爾蘭裔美國人和愛爾蘭移民為主，他們在賓夕法尼亞州斯古吉爾縣的無煙煤礦區進行工作。據稱，1862年至1876年間，這些人在許多暴行中獲得了勝利，他們成功反抗並謀殺了好幾位礦主和煤礦管理人員。有記載指出，“莫利·馬貴”這個名字源自一位愛爾蘭寡婦，當天主教的敵對勢力企圖把她趕出自己的房子時，她大喊道：“到莫利·馬貴的兒子那一代再考慮來搶東西吧！“1876年，莫利·馬貴幫派被搗毀，19名幫派成員遭絞刑處死。最初，人們把這一幫派的瓦解看作正義力量戰勝了恐怖組織的范例。1894年出版的《麥克克魯雜志》上，克利夫蘭·莫菲特在《莫利·馬貴幫派的覆滅：平克頓偵探所檔案故事集》一文中提到，“莫利·馬貴幫派濫殺無辜男女，襲擊無辜民眾，他們從這些人的死亡中撈不到絲毫好處，頂多也只是賺了些酒錢。他們殺人的緣由又愚蠢又殘暴，就像一頭受人駕馭左右扭轉的公牛，既不知道為什麽要這麽做，也根本不在乎。”然而，莫利幫派在歷史記載中的形象溫和了很多，他們只是一群在惡劣工作條件下飽受不公平對待的礦工。當時，賓夕法尼亞州的開礦環境非常不利於健康，同時又非常危險，工人們被迫承受著低廉的薪酬、黑肺病的威脅，不得不依賴當地雇主維持生計。1868年時，埃文代爾煤礦塌陷引起火災，179名礦工因無法逃出而喪生。在《再議伯蒂·愛德華茲與死酷黨人》一文中，海曼·帕克寫道，“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這樣的條件簡直考驗著礦工們的靈魂”。更何況，當時的招聘廣告上總是注有“愛爾蘭人不得應征”，愛爾蘭天主教徒們只能無奈忍受屈辱。在審判莫利幫派的過程中，幾個關於法律公平的問題冒了出來：陪審員中既沒有愛爾蘭人也沒有天主教徒，而且還有至少一名陪審員不懂英式英語。證人們則大多是為了自身的減刑和自由才出庭證供，證詞矛盾重重。關於莫利幫派的無罪控訴一直持續到審判結束。無論如何，不管莫利·馬貴幫派到底犯下過什麽罪行，他們在美國工人運動的歷史中扮演了與官方工會同樣重要的角色。當時的官方工會成立於1868年，名為新興工人共濟組織。莫利·馬貴幫派在文學作品中的形象同樣複雜而頗具爭議性。1877年，阿倫·平克頓撰寫的《莫利·馬貴幫派和偵探》一書是第一部關於莫利幫派的作品，觀點非常極端。但是安東尼·賓巴在《莫利·馬貴幫派》（副標題為——在煤礦中殉難的工人先驅們）一文中的觀點又截然不同。韋恩·G.布勒爾二世所著的《莫利·馬貴幫派》和F.P.迪尤所著的《莫利·馬貴幫派的源起、發展和聲望》兩篇文章也存在這種情況。費城福學家阿瑟·H.路易斯的《莫利幫派挽歌》一文相對比較客觀；最近，凱文·肯尼更是在《了解莫利·馬貴幫派》一文中試著用歷史性的觀點解讀這種爭論。S.B.利耶格倫編寫的小冊子《〈恐怖谷〉中的愛爾蘭元素》中把平克頓當作歷史學家看待，卻又從《恐怖谷》中找尋“愛爾蘭元素”的歷史線索，做法有些相悖。倒是H.T.克羅恩和馬克·T.梅傑爾合著的《莫利·馬貴幫派新述》一文提供了一些更有幫助意義的簡要事實。凱爾文·瓊斯認為，“死酷黨人”這個名字源自十七世紀的俚語，專指遊蕩在街頭恐嚇平民的野蠻暴徒。有人用一張表格總結了《恐怖谷》中與歷史可能對應的地點和人物，詳見“附錄2”。

  [96] 在上一章節末尾，華生邀請讀者們“在時間上倒退20年”，到達了這裡的1875年。也就是說，《恐怖谷》的案件發生於1895年，然而根據大部分年代學家的時間設定，伯爾斯通的悲劇發生於1888年1月（詳見《附錄3》）。不過，1895年這個日期倒是與華生在《最後一案》中的說法相符，《最後一案》發生於1891年，華生在其中聲稱自己從未聽說過莫裡亞蒂教授“詳見上文注釋6”）。

  [97] 虛構地名。不過，賓夕法尼亞州斯古吉爾縣的吉爾伯頓小城是莫利·馬貴幫派的核心地帶。

  [98] 斯古吉爾縣無煙煤礦區的中心位於波茨維爾，這裡是斯古吉爾縣法院的所在地。

  [99] 虛擬地名，在《恐怖谷》的手稿中，這裡原來的地名是真實存在的切斯特縣。不過，切斯特縣顯然是故意誤導的地名，因為美爾頓縣無疑是卡本縣的化名，那個地方三分之二的土地從事農業生產，剩下的三分之一均為無煙煤礦，地理位置毗鄰斯古吉爾縣。

  [100] 《〈恐怖谷〉和莫利·馬貴幫派》一文是威廉·H.康威和琳達·L.康威為“死酷黨人”撰寫的詳盡評注，其中他們推測，這裡可能是指一把1861年海軍點36口徑的左輪手槍。

  [101] heeled，意為“有鞋後跟的”。根據J.S.法瑪爾和W.E.亨裡編纂的《俚語詞典》，這裡的“有所戒備”是指“帶著槍的；引申自鬥雞時加於雞腿上的距鐵”。《跳舞的小人》一案中，阿貝·斯蘭尼也使用過這一俚語。

  [102] 美國版本中的句子更為口語化，“你是會裡的人嗎？”

  [103] 部分美國版本中寫作“榮譽會”。

  [104] Ancient Order of Freemen，大多數福學家認為這是指愛爾蘭人會（Ancient Order of Hibernians），愛爾蘭人會初建於1641年，是愛爾蘭天主教徒的兄弟會組織；1836年，這一組織的美國分會在紐約成立。差不多所有莫利·馬貴幫派的成員最初都是愛爾蘭人會的會員，在愛爾蘭人和愛爾蘭裔美國人飽受歧視的時代裡，愛爾蘭人會為他們提供一處自由的避難所。對於那些外來移民而言，莫利幫派、愛爾蘭人會和工人共濟組織幾乎是沒有差別的。然而，由於工人共濟組織的領袖約翰·希尼熱衷於仲裁又宣誓要反對暴力，愛爾蘭人會的領導者不得不迫使工人共濟組織奮起反擊，放棄對礦主的妥協，不去接受那樣一份破壞組織協定的薪酬。立場堅定，領導果敢，傳言受人扶持的愛爾蘭人會很快就贏得了一大群忠實的追隨者，令時任費城和雷丁鐵路公司主席、並擁有幾份礦業的富蘭克林·高文心中一緊，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威，他決定要對這股具有威脅性的勢力加以抑製。

  [105] 暗語、手勢、密碼，這些都是秘密組織常用的溝通方式，盡管愛爾蘭人會的聯絡形式尚未受到揭露，但應該和共濟會差不多。共濟會成員有義務對會中的交流暗語和手勢保守秘密，他們遵循的格言是“耳聽，眼看，保持緘默”。人們通常認為，共濟會成員之間會以秘密的握手暗號、手勢和密碼互通身份。例如，一位共濟會長老的“交握手”和“土八該隱”這個暗語是互相關聯的。馬爾科姆·鄧肯撰寫過一本針對共濟會的導論，在這本名為《共濟會儀式與戒律》（1866）的書裡，他詳細描述了會中的會面儀式：“一個會員把他的大拇指放在另一個會員右手第二和第三指關節之間的位置，而另一個會員也把他的大拇指放到對方的相應位置作為回答。雙方的拇指都在對方第二和第三指關節之間用力按壓。”《血字的研究》注釋109中也有許多介紹共濟會的信息。

  [106] 在愛爾蘭人會中，“身主”特指本地幫會的領導者。莫利·馬貴幫派也沿用了這一名稱，幫派的每一個分會都設有獨立的身主，這個人通常當過礦工，現在以經營酒吧為主業。身主可以招募成員、下達命令，或者為其他地區的身主提供“幫助”（詳見後文注釋130）。

  [107] 1952年8月5日，一輛裝滿炸藥的卡車在賓夕法尼亞州的克雷格領地爆炸，摧毀了整個村落。詹姆斯·蒙哥馬利在《細究鮑蒂·愛德華茲》一文中指出，克雷格領地就是故事裡提到的“霍布森領地”。蒙哥馬利認為，這次爆炸是由死酷黨人（即莫利幫派）的後裔引起的，這群人在70年後重新聚集到一起，恢復了幫派的活動。

  [108] 約翰·布萊克·傑克·科隆是愛爾蘭人會館位於吉拉德維爾一地的老板，同時他也是那個地區的身主，兼任愛爾蘭人會和莫利·馬貴幫派的當地領導者。1878年時，科隆被判處絞刑，不過在其曾孫不懈努力地遊說下，1879年，賓夕法尼亞州政府為科隆頒發了赦免令。至今為止，科隆是唯一一位受到赦免的莫利幫派成員。在1970年的電影《莫利·馬貴幫派》中，科隆這個強硬又充滿同情心的角色由蘇格蘭演員肖恩·康納利扮演。

  [109] What the hell，這一部分中，美國編輯把很多英式俚語都改成了美式風格。雖然這個故事最初的作者是美國人約翰·道格拉斯，但華生在重述過程中使用了迎合英國讀者的語言，為了讓美國讀者更容易理解文意，編輯特意對文字表述進行了調整。這樣做的結果就造成了英美風格的大雜燴。

  [110] 旅行袋的一種。凱爾文·瓊斯指出，皮革旅行包在美國的使用比較廣泛，是手提行李袋的俗稱。

  [111] By Gar，而《海濱雜志》和英國單行本上則是“By gosh！”類似的俗語變更還有很多。

  [112] 真實的聯合會館位於賓夕法尼亞州的塔莫奎，而波茨維爾中央大街上的那個會館名叫“謝裡丹會館”。威廉·H.康威和琳達·L.康威指出，謝裡丹會館那棟樓一部分是酒店，另一部分屬於私人住宅。“這幢三層樓高的建築背後有一條柱狀寬的小巷，餐廳、廚房和儲藏室都在地下室裡。一樓的酒吧位於樓前，酒吧盡頭的一間小型會客室常用來打牌或玩台球。”故事中的“聯合會館”很可能是一個虛擬混合體，同時揉入了謝裡丹會館、真實的聯合會館以及傑克·科隆那家愛爾蘭人會館的影子。

  [113] 前文注釋已經提及過（詳見上文注釋66），在《海濱雜志》和英國單行本上這裡寫的是“瑞典”女子。大衛·蘭德爾認為，雖然我們不知道這個故事何時開始，但它肯定結束於1914年夏季之後。當《海濱雜志》開始進行連載的時候，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個善良的德國人物並不適宜出現在英國出版物中。不過對於美國版本，這倒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所以美國版中沒有更改最初的人物設定。故事寫作時很可能是依據賓夕法尼亞州的人口情況塑造了一個德國角色。

  [114] 英國版本中這裡是“十二美元”。根據威廉·H.康威和琳達·L.康威的研究，當時愛爾蘭礦工的薪水大約每周11.25美元。從周薪推算，一周七美元的房租還是比較合理的。

  [115] 《恐怖谷》一案在1915年2月的《海濱雜志》上連載至第二部分的第二章，在連載開篇部分寫有一段前情提要：第一部分——伯爾斯通悲劇在歇洛克·福爾摩斯全集這一全新的驚險故事中，他收到了一封密碼信，並從中推斷出某個名叫道格拉斯的人即將遭遇不幸，那是一位富有的鄉村紳士，居住在蘇塞克斯的伯爾斯通莊園裡，危險正在步步逼近他。就在福爾摩斯全集破譯了信件的當口，蘇格蘭場的麥克唐納探長來訪，他帶來了道格拉斯先生當天清晨遇害的消息。福爾摩斯全集、華生和麥克唐納探長一同前往犯罪現場，並在那兒遇見了蘇塞克斯的偵探長懷特·梅森先生。這起案件的被害人傷勢慘重，屍體前胸橫著一件稀奇古怪的武器——一支槍管被人從扳機往前一英尺的地方鋸斷的火槍。屍體附近還發現了一張卡片，上面用墨水寫著兩個大寫字母“V.V.”和數字“341”。被害人前臂中間的地方有著一個奇特的褐色標記——一個包裹著三角形的圓圈。他的結婚戒指被人拿走了，手上的其他戒指相應變換了位置。除去窗台上帶血的腳印，凶手沒有留下任何線索，那人似乎從護城河趟著水逃跑了。被害人道格拉斯丟失了一隻啞鈴，福爾摩斯全集對此事念念不忘。塞西爾·巴克是道格拉斯的密友，經過警官們的輪番質詢，他顯得相當狼狽，巴克承認，他對道格拉斯太太的過分關注已經引起了道格拉斯的嫉妒之心。福爾摩斯全集從管家艾穆絲那兒了解到，前一天晚上巴克曾穿過一雙沾有血跡的拖鞋，福爾摩斯全集把那雙拖鞋與窗台上的腳印進行對比後發現，兩者完全吻合。福爾摩斯全集告訴華生，他認為道格拉斯太太和巴克對這樁謀殺案心知肚明。他建議其他幾位偵探放棄對這樁案件的調查，並向他們承諾，當天晚上他將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訴他們。與此同時，幾位偵探給巴克寫了張字條，聲明他們次日打算抽乾護城河中的水。晚上，福爾摩斯全集一乾人等在護城河附近碰頭，他們從藏身處看到，巴克拖出了一個大包袱。所有人衝進屋內後，福爾摩斯全集從包袱裡取出了一雙長筒靴、一把刀和一些美國製造的服裝，還有就是那個丟失的啞鈴！福爾摩斯全集對這一發現的推論更讓人吃驚，他建議由道格拉斯本人來講述他自己的故事：福爾摩斯全集的話音剛落，一個人幾乎是從牆裡冒了出來。那正是道格拉斯本人。他解釋說，兩天前有人企圖謀殺他，出於自衛，他殺死了那個人，然後躲了起來。那個人他在美國的時候就認識，對方追蹤了他很多年，由於他們兩個身材相似，令道格拉斯心生一計。他試圖讓人以為自己被殺身亡，而凶手已經逃脫了。道格拉斯讓死者穿上自己的衣服，兩人手臂上相似的烙印使得這個詭計愈發有效。貝克竭力提供了一些誤導線索幫助好友，其結果正如我們所知。道格拉斯在躲藏期間寫下了這樁悲劇事件的原委，他把記錄交給華生道，“這就是恐怖谷的故事！”第二部分——死酷黨人場景轉換到了二十年前的美國，在一列從芝加哥開往西部的火車上，自由人會的成員約翰·麥克默多遇見了隸屬分會的斯坎倫兄弟。麥克默多似乎犯了事正在逃亡，他告訴斯坎倫自己正前往維爾米薩，打算住在雅格布·謝夫特經營的旅館裡。根據前一章的內容，麥克默多乘坐的火車一路向西行駛，因此，這列車的出發地很可能不是芝加哥，而是費城（一個距離“吉爾默敦山”西面非常遙遠的地方）。威廉·H.康威和琳達·L.康威認為，費城與瑞丁鐵路很有可能是麥克默多的選擇。在《海濱雜志》接下來刊登的《恐怖谷》故事連載中，沒有再出現過前情提要。

  [116] Vell，實際是”Well（好）”一詞。在這裡強調謝夫特的口音其實毫無意義。雖然德國人一般將“w”發作“v”的音，但是根據謝夫特的其他發音和舉止，完全看不出他可能是個德國人或者瑞典人（按照《海濱雜志》的說法）。

  [117] Acushla，這是一句愛爾蘭語，字面意思是“我的脈搏或我的心跳”，通常引申為“我心愛的”。

  [118] 專門研究莫利·馬貴幫派的專家H.T.克朗在與編輯的私人交流中提到，特德·鮑德文就是“莫利幫派的主要頭目”湯姆·赫爾利。在《麥克克魯雜志》上一篇有關莫利·馬貴幫派的文章裡，作者克利夫蘭·莫菲特記敘了赫爾利的一次復仇殺戮，一個名叫格莫·詹姆斯的酒吧招待遇害。根據莫菲特所述，赫爾利點了一杯啤酒，詹姆斯迅速端了出來，赫爾利扔下一枚五美分鎳幣，左手舉杯假裝飲酒，右手緊握住口袋裡上過膛的手槍，在嘴唇碰到杯子的一瞬間扣動了扳機。然後，他若無其事地喝完酒，假模假樣混入尋找凶手的人群中。當時他並沒有受到懷疑，除了大衣上的一個洞，沒有證據能證明他殺過人。

  [119] Assessments，意為“稅額”。在《海濱雜志》和英國單行本中，采用了這一涵義的英式說法“rates”。

  [120] 在《福爾摩斯全集的淵源》一文中，根據沃爾特·克蘭菲爾特的研究，這裡邁金蒂的形象描述與《莫利·馬貴幫派和偵探》裡阿倫·平克頓對傑克·科隆的形容非常相似。尤其是，平克頓指出科隆頭髮繁盛，腮須和唇髭又黑又密，模樣非常奸詐。

  [121] shove the queer，把偽幣混入貨幣流通。

  [122] split，揭發同夥的行為。

  [123] 麥克默多自稱他鑄造過金幣。1875年時，自由女神像和印第安頭像的金幣正在流通，他鑄造的模板很可能是其中之一。1873年，當時的議會頒布了史稱“1873年惡法”的硬幣法案，廢除銀幣流通，停止了銀幣的鑄造。在1895年的俄亥俄州共和黨大會上，參議員約翰·謝爾曼竭力支持廢除銀幣的法案，他表示，“盡管有很多人對金本位製持反對態度，但黃金每次都能在貨幣戰爭中獲勝。金本位製從來都是無害的。這個世界永遠都會尊崇黃金的價值。英國人曾經一度以為他們能擺脫金本位製，但是後來還是恢復了黃金的流通。“1875年1月，拉瑟福德·海斯總統通過了“1875年紙幣回收條例”，由美國財政部收回所有現存的綠背紙幣，轉而在1879年開始恢復硬幣支付，借此減少流通中的紙質貨幣。在麥克默多鑄造金幣的時代，黃金貨幣價值非凡。幸好，當時的美國民眾對綠背紙幣的價值深信不疑，而財政部又積累了足夠多的金幣換回紙幣，1879年恢復的硬幣流通並未造成貨幣轉換的狂潮，綠背紙幣依然在貨幣流通中保有一席之地。不過，麥克默多特意提到說，這些硬幣不是華盛頓鑄幣廠造的，這句話略有不妥。雖然1873年時，美國鑄幣局總部搬遷到了華盛頓，但是那裡從未鑄造過硬幣。

  [124] 在美國版本中，這裡直接稱之為“礦警”。威廉·H.康威和琳達·L.康威指出，當時煤礦公司只要向州政府提出申請並支付一美元申請費，就可以隨意雇請警察力量，無需進行任何背景調查。這裡的煤鐵礦警察是瑞丁鐵路公司和其他煤礦主雇請的私人警力。

  [125] 羅伯特·林登很可能就是歷史上馬文的原型人物。林登是平克頓偵探社芝加哥分社的主管助理，1875年後被平克頓調派去波茨維爾擔任瑞丁煤鐵礦的警察隊長。在《為莫利·馬貴幫派哀悼》（1964）一書中，阿瑟·劉易斯記錄了一樁與此相似的歷史真實事件，林登隊長曾突擊搜查過波茨維爾的謝裡丹會館。而韋恩·梅蘭德則在《美國早期的福爾摩斯全集》一文中提出，福爾摩斯全集曾在美國呆過，他就是馬文隊長。

  [126] 根據哈頓《俚語詞典》（1865）的定義，這句話的意思是“不太真誠地為同夥提供暗示，在他贏得遊戲或賭局後平分收益”。

  [127] 這裡是諷刺的說法，聖職申請者是指那些申請成為牧師或宗教團體中神職人員的候選人。

  [128] 這裡可能化用了約翰·P.瓊斯謀殺案。瓊斯是蘭斯福德地區利海和維克斯巴爾煤礦公司的主管，1875年9月3日在去礦區途中遇害。1876年春季，斯古吉爾縣拉菲山的愛爾蘭人會成員邁克爾·J.道爾和愛德華·凱利因參與這樁謀殺案而被控一級謀殺罪。

  [129] 根據莫利·馬貴幫派的協定，如果一個地區的身主曾經在某次行動中請求另一位身主提供協助，那麽前者（這裡即為溫德爾）有義務在今後的日子裡“回報”後者。所謂“去年秋季你們和巡警發生糾葛”可能是指1875年7月6日發生在塔莫奎的事件，當時，警員本傑明·約斯特被人槍殺，案情鬧得沸沸揚揚。克利夫蘭·莫菲特指出，策劃這起謀殺的是詹姆斯·“火藥桶”·克利甘，他後來宣稱自己殺錯了人，約斯特由於和他的真實目標調換了轄區而遭到誤殺。1876年5月，約斯特被殺事件第一次開庭，克利甘的妻子芬妮·希金斯·克利甘出庭作證，她表示，克利甘不僅是一個告密者，還是一個可怕的騙子。然而，一位陪審員死亡後，這場審判宣布無效。1876年7月，第二次審判開始，芬妮·克利甘這一次沒有出庭，針對她丈夫的控告一經撤訴，他們就一同移居去了維吉尼亞州。最終，有五個人因為約斯特被殺案獲罪，其中四人在第二次審判時定罪，另一人定罪於審判之後。1877年6月21日，這五個人在波茨維爾被絞死。由於同一天另有五人也因為參與莫利幫派的謀殺案件在斯古吉爾和卡本縣處以絞刑，這一天又被稱為“絞刑日”。

  [130] 在美國版本中，這裡改為“尊敬的身主”。“尊敬的主人”是共濟會所用的行話，指共濟會分會首領，也許美國編輯認為這一稱呼宗教色彩太過濃鬱。

  [131] 對華生而言，要套用一家維爾米薩公司的名字，最好的辦法肯定是去查閱報紙。1912年時，法國喜劇演員馬克斯·林德（1883-1925）是世界上片酬最高的電影明星。林德原名加伯裡爾-馬克西米利安·勒維埃爾，在查理·卓別林出現之前，他是舉世矚目的默片大師，以滑稽幽默的表演令觀眾著迷。在早期的電影中，林德身兼編劇、導演和演員數職，劇情通常以貴族單身漢（“馬克斯”）追求年輕美女展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林德去軍隊服役，由於遭遇毒氣攻擊後來又發生精神崩潰，他的事跡廣為人知。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早期，林德屢經商務敗局，於1925年和妻子一同自殺身亡。

  [132] 根據哈頓《俚語詞典》（1865）記載，這裡是指“那種對任何事都持沮喪態度的人；一個危言聳聽者”。

  [133] 傑克·崔西認為，這首歌可能是指民謠《愛爾蘭移民的悲傷》，1843年由蘇格蘭音樂家威廉·R.登普斯特（1808-1871）作曲，由達弗林夫人海倫·塞琳娜·布萊克伍德（1807-1867）作詞。這首民謠開頭唱道：“瑪麗，我坐在籬垣上”，傳達了一個男子離開愛爾蘭的思鄉之情，他離開了愛爾蘭，也離開了妻子在故鄉的墳塚。

  [134] “在亞蘭河兩岸”是一首民歌，由英國人馬修·劉易斯（1775-1818）創作，他同時也是著名哥特小說《僧人》（1796）的作者。這首歌中提到一位年輕的女子，人們常常能在蘇格蘭中部的河岸看到她，一位無恥的士兵已然令她心碎。歌詞唱道：“在亞蘭河兩岸/當美好的春天來臨/磨坊主可愛的女兒/才是其中最美麗的。”在托馬斯·哈代的小說《遠離塵囂》（1874）的慶功宴上，巴絲謝芭·艾芙鄧恩曾演唱過這首歌曲。

  [135] 十二世紀時，亨利二世途經愛爾蘭，將這片土地歸入英國主權之內，愛爾蘭人對此非常不滿。之後的幾個世紀裡，支持新教的政府既把愛爾蘭這片廣闊的天主教土地看作資源寶庫，也視之為一種威脅。1845年至1849年間，愛爾蘭發生馬鈴薯大饑荒，讓那些原本依賴馬鈴薯維持生計和家庭收入的人群從勉強度日陷入了赤貧之中。因饑餓、傷寒和其他饑荒相關疾病死亡的人數達到了一百萬。農民們支付不起土地租金，土地擁有者的資金也消耗殆盡，英國政府撥了八百萬英鎊試圖救災。然而，這種支援其實付出得相當勉強。歷史學家西蒙·斯凱瑪在其著作《英國歷史：卷三：帝國的命運1776-2000》中寫道，當時的財政部副部長查爾斯·特裡維廉爵士受命負責救災行動，站在中立立場上，相信這場災難是上天對愛爾蘭的考驗，神要借此把愛爾蘭從痛苦中帶往更好的生活。他得出了一個悲哀的結論，上帝正在審判這些消極又不知自立的人們，用災難當作教訓，因此，勢必不能太過緩解這種不幸，自私懶惰的愛爾蘭人必須接受懲罰，才能迎來嶄新美好的未來。於是，即便饑荒愈演愈烈，愛爾蘭農民依然被迫向英國出口糧食和肉類，而愛爾蘭當地人民則根本沒錢購買食物。從1847年到1854年，有160萬愛爾蘭人離鄉背井前往美國，紛亂的移民潮一直持續了幾個世紀。那些在遷徙中幸存下來的愛爾蘭人對曾經的政府痛恨不已。約翰·邁克爾是一位愛爾蘭律師兼新聞記者，根據斯凱瑪的記敘，邁克爾因針對愛爾蘭聯合政府發表“煽動性言論”被流放到了塔斯馬尼亞島，逃亡美國後，他成了“大饑荒中最好戰也最忿怒的請願者”，控訴“全能的上帝給馬鈴薯帶來了蟲害，而英國人卻造成了饑荒……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少被英國政府深思熟慮地緩慢餓死了。”這一“愛爾蘭問題”持續影響著英國和愛爾蘭的關系，19世紀70至80年代，兩國間爭奪主權的政治鬥爭屢見不鮮。斯坦格所謂“自歐洲專製政體下逃亡來的難民”應該不僅僅是指逃離馬鈴薯大饑荒的愛爾蘭人。當年，普魯士、奧地利、意大利和其他歐洲大陸政權與德國發生紛爭，許多德國移民逃往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煤礦區域流入了大量德國人和愛爾蘭人。

  [136] Judge Lynch，莫利斯這裡是象征性的說法，在英語中，"lynching"意為處以私刑，莫利斯是在暗示死酷黨人可以動用私刑。不過，歷史上真的有過一位“法官林奇”，這個人名叫查爾斯·林奇（1737-1796），是一位美國大革命時期的鬥士，也是維吉尼亞州貝德福德縣最高法院的法官。當時，林奇為了打擊英帝國主義，在審判中故意避開殖民者的司法程序，集合保守黨同謀者建立了一個法律之外的“法庭”進行裁決，被人們稱為“林奇的法律”或“私自刑罰”。

  [137] 在美國版本中，這裡寫的是“記者們”。

  [138] 這裡斯坦格的遭遇很可能是基於《謝南多厄先驅報》的編輯托馬斯·福斯特發生的事件引申出來的。福斯特曾在自己撰寫的社論中直言不諱地抨擊過莫利·馬貴幫派。根據阿瑟·劉易斯在《哀悼莫利·馬貴幫派》一文中的記載，有一次，福斯特和報社記者托馬斯·菲爾德斯用槍支擋住了一夥莫利幫派成員的去路，然而不幸的是，菲爾德斯眼睛高度近視，他不僅一時找不到自己的眼鏡還對槍支一竅不通，以至於福斯特不得不大聲承認：“我還是和莫利幫派呆在一起更安全些。”後來，幫派成員四散離開，並沒有人受傷。雖然這些鬥爭導致報社財物多次受損，但這位編輯從未受到過人身傷害。

  [139] 1848年，奧利弗·費許·溫切斯特（1810-1880）在康涅狄格州紐黑文開辦了一家襯衫廠。因為獲利頗豐，他又於1857年買下了一家連發槍公司。1867年，這家公司重組為溫切斯特連發槍公司。這位槍械製造商大膽制定了一條經營策略，主動推出各種槍支設計，其中就包括由首席技工兼任製造廠長的B.T.亨利設計的杆動式連發步槍。1860年，這一槍支取得專利，在美國內戰中廣泛應用。溫切斯特連發槍公司也生產了美國西部移民最愛使用的73型步槍（比1873新型步槍略短），立法者和比利小子、懷亞特·厄普以及水牛比爾之類的暴徒都對此非常推崇。這款槍支大約連續生產了52年，製造數量達720610支。可能這裡的煤鐵礦警察使用的也是73型步槍。

  [140] 邁克爾·哈裡森在《追隨歇洛克·福爾摩斯全集的腳步》一書中認為，密勒山是塔瑪卡當地的最高點，位於火車站後面。如今這個地方並沒有公園，而是矗立著一座現代教堂，不過旗杆還在。威廉·H.康威和琳達·L.康威（以及大衛·L.哈默在《遊戲開始了》中）提出了另一種說法，他們認為塔瑪卡的聖傑羅米公墓是這裡所指的“密勒山”。

  [141] 這是一種為會員及其家人提供健康和生命保險的俱樂部。1868年，一隊鐵路機修工人在賓夕法尼亞州的裡德維爾組建了一個保險團體，自此美國掀起了互助救濟保險運動。在此之前，保險行業隻為富人服務，但隨著中產階級的壯大，保險的需求也隨之增長。互助救濟保險組織能夠為會員提供生命保險，當他們因疾病或事故喪失收入時，如果保險費沒有其他方面的支出，他們可以獲得經濟上的救助。某些組織甚至通過收取固定費用來提供醫療保健，由參加組織的醫生進行服務，這在一定程度上類似於如今的健康維護組織（HMOs，由與保險公司專門簽約的特定醫療機構提供醫療服務，並製訂一系列的規則來控制開支）。與效率低下、管理松散的法定保險公司相比，這種“互助救濟保險”的模式非常受人歡迎。根據萊斯利·西德利的估算，1920年，超過九百萬人參加了互助救濟保險組織，各種保險組織團體超過200家，保險組織分支機構更是超過了12000家。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市場的戒嚴和規則調整，此類組織全部衰亡。

  [142] 莫利·馬貴幫派那些不利於公眾的行為是不為天主教派所接受的。莫利斯不是唯一一個被逐出教會的人，當時，那些聲稱自己加入莫利幫派的礦主們都常被逐出教會。

  [143] 喬治-雅克·丹東（1759-1794）是法國大革命的兩位主要領導者之一，托馬斯·卡萊爾在其巨著《法國大革命》（1837）中把丹東形容為“身材高大魁梧，黝黑的面容粗暴無情，說起話來聲若洪鍾”。丹東曾經擔任過公共安全委員會的領袖，這一組織在戰時特別成立，目的在於消除那些反對革命的行動，穩健的丹東一度成為了委員會中最直言不諱的批評家。在恐怖統治的時代裡，有人指控丹東圖謀推翻政府，1794年，他被送上了斷頭台。當時的公共安全委員會正由丹東的宿敵馬克西米利安·羅伯斯庇爾（1758-1794）執掌著，根據卡萊爾的形容，這個人“焦慮，纖弱，看上去有些無能”。羅伯斯庇爾此時已經開始失去革命黨人的支持，丹東死後幾個月，他也被處死了。在卡萊爾看來，丹東和羅伯斯庇爾是法國大革命成功的首席功臣，不過，卡萊爾表示，對於一場革命而言，有一位這樣的功臣其實就已經足夠了。

  [144] 礦渣，在熔爐中經高溫熔融過的碎石塊。

  [145] 這裡可能是指托馬斯·桑奇和威廉·烏仁的被殺事件。桑奇是西頓公司的老板，烏仁作為一名礦主，當時正寄宿在桑奇家中。1875年9月1日，他們兩人一同前往吉拉德維爾附近的瑞文潤礦區，途中遭人槍殺。

  [146] forlorn hope.維克·霍利解釋稱，盡管這句話在英語中的字面意思是“渺茫的希望”，但其實它引申自荷蘭語“verloren hoop”，意為“失敗的隊伍”。英語軍事俗語中，這一說法代表了“行進中的軍隊”。

  [147] 在美國版本中，殘忍的編輯還加上了以下這段內容：他曾高聲求饒，這求饒聲被死酷黨人一遍又一遍重複著當做笑料。“讓我們再聽聽他怎麽慘叫。”這些匪徒們叫喊道。

  [148] 在戰場上負責攜帶軍旗的士官。雖然許多學者認為，這一軍階只在英國軍隊中存在，但內戰時期，美國軍隊中也存在許多護旗中士。比如，根據族譜記載，有一位B.F.謝夫斯就曾擔任過美利堅合眾國弗吉尼亞北部軍隊格魯吉亞志願步兵第十七團K連隊的護旗中士，而另一位安德魯·傑克遜·史密斯則擔任過美利堅合眾國波托馬克軍隊馬薩諸塞步兵第五十五團的護旗中士。

  [149] 平克頓偵探社由阿倫·平克頓（1819-1884）創立，他原本是蘇格蘭人，1842年移民到了伊利諾斯州。平克頓曾經在靠近芝加哥的西丹地漁港定居過，還在那兒開了一家箍桶鋪。作為一名徹底的廢奴主義者，平克頓的商鋪自願為地下鐵道的站台提供服務。一天，當平克頓在福克斯河的一座荒島上砍木頭時，他偶然發現了能夠逮捕一夥偽造業匪徒的證據。讓這夥人落網後，平克頓於1846年被任命為凱恩縣的副警長，他是芝加哥警隊中的第一位偵探。不過，平克頓很快意識到，當警察是永遠不會發財的。1850年，他離開芝加哥警隊，開設了自己的私人偵探社，這是芝加哥的第一家私人偵探社，而當時全國也只有寥寥幾家私人偵探社。平克頓偵探社專攻鐵路劫案，並且多次獲得成功，1861年時，他們還在巴爾的摩挫敗了一起刺殺新任總統林肯的計劃。內戰期間，平克頓為北方聯邦軍效力，他帶頭組建了一個專門收集南方分裂勢力軍事情報的組織。內戰結束後，平克頓偵探社的偵探們隱藏身份，滲透進入了莫利·馬貴幫派。平克頓偵探社的大門上寫著一句格言——“我們永不入眠”，旁邊還畫著一隻眼睛，這一持久的形象後來演變成了一種慣例，人們常借此來形容“私家偵探”。有十六本書以平克頓名義出版（作為“阿倫·平克頓偵探故事”的一部分），包括《莫利·馬奎斯和偵探》（1877）——許多歷史學家如今認為是對勞工爭議懷有偏見的作品——以及《犯罪回憶和偵探短篇作品》（1879）。這裡並不是正典中唯一一次提到著名的平克頓偵探社。在《紅圈會》一案裡，葛來森就曾把一位來自美國平克頓偵探社的萊弗頓先生介紹給福爾摩斯全集和華生認識。

  [150] 在手稿中，這裡寫的是“費城”。與此相對應的“芝加哥”也被替換了。

  [151] dose-tiled，密切守衛。在共濟會及其他類似組織進行集會的時候，他們通常會專門派人進行守望。

  [152] 1852年，霍勒斯·史密斯（1808-1893）和丹尼爾·B.維森（1825-1906）首度在康涅狄格州諾威奇進行合作，共同生產一款杆動式連發手槍。由於經濟上出現困難，他們不得不把公司賣給了奧利弗·溫切斯特（詳見上文注釋140），溫切斯特利用他們的原始設計為自己的公司帶來了成功。不過，1856年時，史密斯和維森又開辦了一家公司，生產出了第一把彈藥筒一體化的轉輪手槍（命名為Model1），這種槍和槍的彈藥筒分別獲得了專利。在1872年專利權滿之前，史密斯和維森是這一手槍的唯一生產商。1870年，兩人開始向美國出售Model3型手槍，當時這是市場上第一把大口徑彈藥筒一體化的轉輪手槍。邊境地區和西部立法者都非常喜歡這款自動上膛的轉輪手槍，單美國騎兵隊就購買了1000把。麥克默多的手槍很可能在這些型號之中，也許，他選擇了當時最流行的點45口徑手槍。

  [153] 柯林·普雷斯蒂奇指出，這裡的描述顯然有誤。關於“資金”的問題應該由司庫卡特來管理，而“卓越的組織策劃者”則應當是書記哈拉維。前文曾經形容哈拉維是一個“灰白胡須、面如禿鷹的老人”，與這裡的描述並不相符。在《恐怖谷》的手稿中，哈拉維原本的設定是“財務秘書”，而“司庫卡特”則是“書記斯廷頓”。道格拉斯的記錄把這些全部弄混了。

  [154] 愛德華茲選擇的化名“麥克默多”的確與愛爾蘭有所淵源，他當時可能想到了阿奇博爾德·麥克默多上尉。1839年至1843年，詹姆斯·克拉克·羅斯率隊前往南極探險，麥克默多上尉是其中一艘船隻“驚恐號”上的軍官。如今，南極羅斯島南部盡頭的一塊陸地被建設成了麥克默多永久基地，坐落於南緯77°55'、東經166°40‘的麥克默多灣。

  [155] 《最後致意》一案中，福爾摩斯全集化名“阿爾塔蒙特”加入到布法羅的一個愛爾蘭秘密社團，借此取得他們的信任。伊恩·麥克伊恩認為，這很有可能就是效法了麥克默多的經驗。

  [156] dime novel，在美國，這是一種內容聳動的通俗文學，印刷低廉，每本售價在10美分以下。許多福爾摩斯全集的故事就曾以一角小說的形式在美國出版，很多作者還對華生的寫作手法進行過模仿。如果想要大概了解一下福爾摩斯全集正典故事的一角小說版本，可以參考J.倫道夫·考克斯撰寫的《阿瑟·柯南·道爾：一角小說作家》或《藏書家們的珍寵》，以及尼爾斯·諾德伯格撰寫的《有志人士對福爾摩斯全集的搜集》或《一位世界級偵探的災難》。這些文章中也追溯了歐洲出版的福爾摩斯全集一角小說。

  [157] 歐文·杜德利·愛德華認為，麥克默多顯然知道自己殺了斯特科羅亞爾市的威廉·黑爾思，我們只能假設，那些幫派成員和那對驅車路過的夫婦都在這起案件的訴訟中進行了回避。而伊恩·麥昆則提到，道格拉斯並不清楚鮑德文服刑的十年是從判決生效之日開始計算還是從被捕之日開始計算，像這樣一個罪犯居然可以獲得保釋，這點非常不可思議。

  [158] 迪安·W.迪肯西特在《兩個好人》一文中提出了一個驚人的推測，1875年，莫利·馬貴幫派在內華達州策劃復仇，從芝加哥一路追蹤著愛德華茲來到加利福尼亞。而《伯爾斯通的偽裝》一文中，西奧多·W.吉布森認為，阿倫·平克頓保護了真正的鮑蒂·愛德華茲，約翰·道格拉斯為了轉移復仇者的注意力，偽裝成了愛德華茲的身份。至於在《伯爾斯通騙局》這篇由查爾斯·B.斯蒂芬斯撰寫的有趣推測中，他認為塞西爾·巴克才是鮑蒂·愛德華茲。斯蒂芬斯指出，華生之前曾把巴克描述為“身材非常高大，顯得粗壯有力，臉總是刮得乾乾淨淨，臉型長得像一個職業拳擊手，濃濃的黑眉毛下是一雙黑眼睛，目光中充滿了殺氣，看那樣子，好像不用動手，他就能從敵陣中輕松地殺出一條血路來”，據此，斯蒂芬斯推測巴克來到英國後滲透進了莫裡亞蒂教授的幫派，化名為“波爾洛克”，回國後又和馬文隊長一同工作過，而馬文隊長正是福爾摩斯全集！
  [159] 毫無疑問，鮑蒂·愛德華茲（也稱傑克·麥克默多或約翰·道格拉斯）這個人物是根據平克頓偵探社的偵探詹姆斯·麥克帕蘭塑造的。1873年，鐵路公司的老板富蘭克林·高文擔心莫利·馬貴幫派的勢力和能力會影響到他的經營收益，特意向阿倫·平克頓求助，希望他能出手幫忙搗毀這個秘密團體。於是，平克頓派出了善於交際的愛爾蘭天主教移民麥克帕蘭接手此案，麥克帕蘭很快便巴結上了莫利幫派中最有勢力的人物，在組織中逐級高升。他自稱為“詹姆斯·麥肯納”，花費兩年時間在莫利·馬貴幫派中收集信息，對他們的行事作風了如指掌。最終，麥克帕蘭身份敗露，當他發現頭領傑克·科隆對自己產生懷疑並計劃除掉他時，麥克帕蘭迅速逃離了這一地區，在一系列指控莫利幫派的審判中作為關鍵證人出庭。根據他的證詞，超過五十名莫利·馬貴幫派成員受到製裁，科隆和其他十八名成員被處以絞刑。然而，奇怪的是，1889年，在距離科隆絞刑身亡第十一個年頭不到一周的時候，富蘭克林·高文神秘自殺了。麥克帕蘭的臥底事跡與愛德華茲的故事在許多細節上都非常吻合。麥克帕蘭同樣聲稱自己是一個偽幣者，借此來解釋他招待新朋友時闊綽的出手。抵達莫利幫派的所在地後，麥克帕蘭立即在幫派成員聚集的謝裡丹會館大出風頭，他跳了一支號笛舞，唱了一首歌，接著還與本地身主搭夥一同玩起了尤卡牌戰。根據克利夫蘭·莫菲特的記述（這個故事可能純屬杜撰），當時麥克帕蘭憤怒地指責一個彪悍的幫派成員使詐，他絲毫不顧忌對方身高力壯的優勢，在打架中大獲全勝。莫菲特寫道：“麥克帕蘭把波茨維爾的暴徒打倒了整整六次，第七次的時候，暴徒弗雷澤面朝下倒在地上，再也沒能爬起來。”和鮑蒂·愛德華茲相似，麥克帕蘭也告訴別人自己曾殺過人，盡管很少取得成功，但他總是千方百計阻撓一些襲擊行動的開展。不過，愛德華茲與麥克帕蘭的故事到底還是有所差異。現代歷史學家指出，根據麥克帕蘭自己的證詞，他經常主動參與到莫利幫派的暴力行動中，試圖趁機挑起一些爭端。他曾在賓夕法尼亞州多樁有爭議的案件中出庭作證，這些案子不是找不到事實證據就是提供公訴人證詞的證人根本靠不住。在麥克帕蘭上庭指證莫利·馬貴幫派之後，他並未就此隱姓埋名，而是前往科羅拉多州擔任了平克頓偵探社西部分社的社長。1906年時，愛達荷州州長弗蘭克·斯圖恩貝格被殺，槽糕的調查過程把麥克帕蘭一並牽扯了進去，他存有疑點的功績和行事策略被辯方律師克拉倫斯·達羅全部大白於天下。退休之後，麥克帕蘭於1919年在丹佛逝世。

  [160] 這一英式書面用語意指“治安法庭”或“巡回法庭”。

  [161] 福爾摩斯全集從這封“奇怪的信”中看出了什麽呢？大衛·塔爾伯特·考克斯推斷，這封信的文字中很可能含有希臘字母ε，福爾摩斯全集先前在波爾洛克的信件中看到過這個特征，他立即意識到這個“波爾洛克”就是莫裡亞蒂教授，一心想要對福爾摩斯全集的干涉進行報復。不過，克裡斯托弗·F.鮑姆卻根據華生對人物的臉部描述，否定了莫裡亞蒂就是波爾洛克的可能性，而且，福爾摩斯全集並沒有明確表示他在信件中看到了希臘字母ε。

  [162] 唐納德·A.雷德蒙在《歇洛克·福爾摩斯全集：來源的研究》一文中指出，根據1890年5月28日的《泰晤士報》記載，當時有一艘名為巴爾米拉號的輪船被鐵鏟激起的火星濺到，在泰晤士街的福瑞謝碼頭著起火來，所幸沒有造成多大損失。如果年代學家的研究沒錯（詳見“附錄3”），這件事應該發生在輪船從非洲返航之後。那麽，火災有沒有可能是莫裡亞蒂為了毀滅船上的證據而引起的呢？
  [163] 聖赫勒納島是大西洋中的一座孤島，距離非洲西岸1200英裡。1834年時，這座島嶼成了英國的殖民地，一直持續至今。1815年，拿破侖在滑鐵盧戰敗後被流放到了這裡，他所居住的木製農舍離詹姆斯敦的首都只有三英裡，拿破侖在那兒一直住到1821年逝世。在柯南·道爾的另一部歷險小說裡，主人公艾蒂安·傑拉爾德準將曾在一次失敗的救國行動中到訪過聖赫勒納島，他望著海岸線說道，“這裡就是我夢中的島嶼！這裡就是我們偉大的法蘭西之鷹被禁錮的地方！”

  [164] 這裡是文中唯一一次提及道格拉斯太太的名字。

  [165] 西奧多·W.吉布森推測，這裡所謂的“幕後指使者”很可能正是別出心載的傑克·道格拉斯本人，他先前試圖冒充鮑蒂·愛德華茲在人們的視線裡消失，但是計劃被中途插手的福爾摩斯全集打亂了。詳見後文注釋170.
  [166] 科尼利厄斯·黑爾林在一封寫給《福爾摩斯全集雜志》的信件中提出疑問，為什麽福爾摩斯全集這樣一位對犯罪分子了如指掌的“活寶典”需要在約翰·道格拉斯的解釋下才能辨認出“這一夥罪犯”呢？他明明已經觀察到了賓夕法尼亞小型武器製造公司製造的火槍和死者手臂上的標志，還看到了那張寫著兩個大寫字母“V.V.”和數字“341”的卡片，怎麽會沒有立即想到維爾米薩谷裡那群臭名昭著的死酷黨人？那件事僅僅發生於十五年之前，而且著名的平克頓偵探社偵探鮑蒂·愛德華茲也牽涉其中，福爾摩斯全集理應立即辨認出約翰·道格拉斯就是愛德華茲。或者，難道福爾摩斯全集有必須保持沉默的理由？（當然，那樣的話，字條上的大寫字母就應該是“M.M.”或“A.O.H.”，而福爾摩斯全集聯想到的名字也變成了“詹姆斯·麥克帕蘭”。）
  [167] 艾倫·歐丁認為，後面那段內容無疑把整個悲劇的淵源都囊括了進去，這顯然是福爾摩斯全集最大的一次失敗。仔細分析這些評論的話，我們會發現，受了挫敗的偵探意識到他從一開始就受製於人。他先是毫無疑問地相信了那封來自“秘密渠道”的密碼信的價值，而後又讓自己成了那個“黑社會頭目”的操縱工具，他所謂的成功一直是在自欺欺人。

  [168] 這句話到底是福爾摩斯全集承認了自己的失敗還是他在為自己辯護呢？歐丁對此提出疑問。

  [169] 歐丁感歎道，“福爾摩斯全集，你錯了！”歐丁指出，福爾摩斯全集在很多案件中都對承認過錯的大人物寬容相待，不再進行過問，比如《第二塊血跡》和《博斯科姆比溪谷秘案》。那麽，他為什麽不能對鮑蒂·愛德華茲也網開一面呢？畢竟，這個勇敢的人曾親身涉險，無私地為責任和法律做出了貢獻。D.馬丁·達金也提出了相同的疑問，如果事實依照道格拉斯的計劃進行，鮑德文找到了他，而他又用巧計成功偽裝了自己的死亡，那麽追蹤就已經解除了，道格拉斯和他的太太完全可以從此過上安穩的生活。我們不得不得出一個不幸的結論，只要福爾摩斯全集當時沒有說出真相，就像他在《格蘭其莊園》和《魔鬼之足》中為克洛克船長和斯特戴爾博士所做的那樣，或者只要他不曾介入到這起案件中，這個故事就會有一個圓滿的結局。難道狡猾的莫裡亞蒂真的必定會發現真相嗎？

  [170] 邁克爾·沃倫貝格在《對行業協會的專業思考及〈恐怖谷〉中對勞工的誹謗》一文中指出，為什麽福爾摩斯全集需要一點時間來打敗莫裡亞蒂？文中的這段對話很可能發生在1890年年初（詳見“附錄3”），沃倫貝格推測，當時莫裡亞蒂的手下也許已經完全滲透進入了英國各行業協會，福爾摩斯全集不想因此給正在進行的工人運動帶來不必要的傷害。到了1891年時，幾場庭審已經賦予了行業協會罷工和監視工廠的權利，他們和犯罪團夥的關系被逐漸廢棄，此時，福爾摩斯全集可以全力對抗莫裡亞蒂團夥，而不必擔心會對行業協會的工人運動產生影響。

  [171] 戈登·R.斯派克在《弗萊德·波爾洛克的身份》一文中也認為，莫裡亞蒂利用化名來隱藏自己的雙重身份，借此除去組織中不服從自己或能力不強的成員。

  [172] 鮑姆認為，莫裡亞蒂教授不可能是波爾洛克。小唐納德·K.波洛克在一封寫給《貝克街雜志》的信件中對此表達了自己的不同意見，波洛克指出，對於波爾洛克信件中的筆跡，莫裡亞蒂是完全可以偽裝做到的。鮑姆回信道，一個人幾乎不可能三次偽裝出同一種筆跡。不過最終，鮑姆認可了波洛克的說法，莫裡亞蒂教授和莫裡亞蒂上校的確可能筆跡相似，因此斷然推論莫裡亞蒂上校就是波爾洛克顯然太過絕對。那麽，波爾洛克到底是誰？

  [173] P.H.伍德對這種說法嗤之以鼻，他認為這顯示了韋伯斯特“驚人地缺乏維多利亞時代的生活常識”。在《和福爾摩斯全集上床》一文裡，克裡斯托弗·雷德蒙詳細討論了一番維多利亞時代的性生活習俗及其在正典中的體現。

  [174] 此表由茱莉亞·卡森·羅森布拉特匯編，收錄在她為《恐怖谷》（印第安納波利斯：蓋斯欽圖書公司，2004）一書撰寫的精彩序言中，阿瑟·柯南·道爾作品的這一版本由萊斯利·S.克林格主編。

  [175] 詳見上文注釋6.
  [176] 對於這一時間的其他年代學推斷還包括1891年1月、1897年以及1900年前後，詳細內容可參考安德魯·傑伊·派克和萊斯利·S.克林格撰寫的《“日期是——？”：年代學時間便覽》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