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起訴失敗之後的那段時間裡，我顯得格外的意志消沉，迷失了方向，沉迷在一個失落的城市裡。

  這座城市時不時發生遊行示威以及恐怖襲擊。

  空軍襲擊地上，工業區的廠房被摧毀被焚毀都是常常發生的事情。

  巧克力蛋糕就成為我人生中的一道甜品，每次我品嘗的時候，都能意識到心裡的苦悶。我認為應該有人可以製止目前的混亂，改變眼前的一切。

  可是我仍然處於迷惘的狀態中，無法從上一次失敗的陰影中走出來，我也很清楚，必須要盡快回到原來的工作軌道上，才能恢復正常的生活。

  而我的工作則是不變的辯護，處理法律中帶來的繁瑣事務。

  那時候的我處理了很多的法律糾紛。其中就包括了婚內出軌，婚內強暴；一段婚姻中，丈夫在外面有男朋友，妻子在外面有女朋友，當相互被識破的時候仍然在互相指責對方。

  我還處理了城市中富豪們的遺產繼承問題，基金的問題去向是他們的核心討論內容，我為他們提供十分寶貴的法律意見，建議他們把剩余的財產變為一個基金會，每個月可以提取額度進行消費，但是額度必須要限制，不能透支，一旦透支就要支付更多的利息以及面對律師團隊的調查，調查他們的消費力度以及消費集中大致方向在哪裡。

  我提出的方案很合理地綁住了遺產的流失問題，讓他們的後代可以很容易地面對生活上遇到的經濟困難，這可是一個很好的主意，他們很喜歡我的建議，給了我一筆相當豐厚的報酬，可是我卻開心不起來。

  我拿了這筆錢裝修了自己居住的公寓，裝修了律師樓，甚至還提高了索馬裡亞的薪酬待遇，用自己的名義擔保了她在德國銀行的一筆貸款交易，盡管利息很高，而且很不合理，可是她堅決要執行這一筆貸款，我也隻好幫助她。

  或許是因為我幫助了她，她開始留意著我在生活上的習慣以及細節，她幫我處理了大部分很浪費時間的應酬，甚至很用心為我篩選利潤豐厚而且還相當容易辦理的案件。久而久之，她成為了我唯一的得力助手，因為其他的助手都已經被她趕走。她知道我的一切，我每天都行程都會提前告知她一聲，她會為我安排相關的具體事宜。例如看電影的座位安排，例如演奏廳的位置分布，還有出門的道路規劃。

  在自我恢復的時間裡，我似乎還學會了玩股票。

  坐公交車時，我的眼睛會一直盯著報紙上公布著有關股票的財經消息；走路的時候我仍然會打開線路上的收音機，收聽股市裡的動蕩。

  股票是一個很神奇的魔術，我贏了不少錢，當然也輸了很多，有時候輸的比贏的還要多。因此我常常會欠下巨大的債務，財務公司的核對人員一個星期找我三次，他們明明是很斯文的紳士，身上卻帶著鐵鏈以及棒球棍還有鐵錘。每當我面臨危機的時候，要麽就是股票的谷底反彈救了我，要麽就是新案件帶來的訂金替我解決了麻煩。

  總之我現在已經完全麻木了，對於債務的積少成多，對於律師樓的虧損程度都已經不再計較，也不再思考問題的嚴重性，我只知道我要很困難地生存下去。

  當時與我一起讀法律的朋友們多半已經在某些集團的律師團隊裡混得風生水起；其他的朋友就算沒有在律師的圈子裡打滾，也去了做投資創業的經紀人，他們有著很好的口才，往往能給予非常合理而且很穩定的投資方向，遇上繁榮的股市趨勢的時候，他們就能過上相當不錯的好日子；可是當股市蕭條的日子到來的時候，他們的日子顯然就不太好過。我曾經不止一次去探望過他們，但是很奇怪，他們租的房子都很簡單，衣服全部都塞在一個行李箱裡，也不拿出來，要知道衣服一直塞在一個地方很容易皺起來，但他們就是不聽；就寢的時候也不愛穿睡衣，固定電話常常欠缺話費，每次都等到電話公司的工作人員上來拆電話的時候才勉強拿出錢來交付電話的費用。

  我覺得他們的生活很有意思，除了幾個真的朋友之外，其實也沒有人其他人知道他們真正住的地方，我們也不會隨便透露。畢竟做投資者的顧問其實是很困難的，賺錢了當然能拿到好處，可是不賺錢呢？當然就會被找麻煩。

  外面有謠言聲稱所謂的虛假繁榮其實就是一個巨大的騙局，但是我的朋友們卻堅稱謠言四起只不過是為了控制股票市場的動蕩，他們認為樓市可以帶旺股市，於是注意力都集中在房地產那裡，哄投資者把所有的資金投在房地產裡就是他們的最終目的。

  所以說，21世紀其實是一個房地產的時代，帶來了太多的神話故事。

  只不過就算這個故事明知道是虛假的，仍然有人為它美化。

  那天的早上下著傾盆大雨，撕裂的天空時不時會閃出一絲絲的白光。

  我從趕到律師樓的行程中的心情變得異常糟糕，鞋子上粘了雨水與泥土以及植物的花瓣，我討厭那雙精致的鞋子被弄髒，一路上我都極其苦悶，我下了計程車，帶著煩躁的心情踏入了律師樓的辦公區域，鑽進了辦公室。

  索馬裡亞隨後就到了，她第一時間給我端了杯熱騰騰的咖啡，手裡拿著雨傘，看樣子她出門的時候也被雨水給弄濕了，雨傘是中途才拿到手。

  我假裝在檢閱桌面上的文件，很不耐煩地向她下逐客令：我還有很多文件還沒有看，如果你沒有其他的事情，那麽請你出去。沒有特別重要的事情，你不必闖進來。

  索馬裡亞對我的命令視若無睹，若無其事地陳述著：我昨晚提醒了你，早上會有雷雨天氣，我特意把雨傘留在前台接待處，還特意叮囑你離開之前記得帶走雨傘，可是你偏偏不記得，那可是我唯一的一把雨傘都借給你了，你卻不懂珍惜。

  原來她的雨傘是在前台接待處拿到手的，本來是為我預備的，但是我卻……不行，現時期的我是處於極度叛逆的時期，我最喜歡對著乾，無論是什麽事情，我都要反過來做。

  我故意氣她：這是你自己多管閑事，我可沒有要求你把雨傘留給我。

  她貌似也沒有太計較，反而還提醒我：你看到桌面上的案件了吧？這是最新的案件，當然我不奢望你能夠全部接下來處理，可是我希望從眾多案件之中挑一個來處理，就當是為律師樓分擔工作重責也行，隨便找點事情做分散注意力也好，無論如何，你自己選一個吧。

  一大早就要思考工作上的問題，我的頭很劇烈地疼痛著，我繼續發揮叛逆的性格：擺在我面前的案件相信已經被你篩選過，你乾脆直接念給我聽好了，這樣更能節省時間。

  她很溫順地坐在沙發上，陳述著各個案件的內容：編號1981，一名與妻子離婚多年的丈夫，出於報復的心理，長期性侵犯著自己的孩子，長達5年，昨天他的孩子終於承受不住痛苦的折磨，跑去警局報案。他已經被逮捕，目前還在拘留所裡，他指定找我們律師樓的人幫忙。很明顯，他看中了你上一次為劉易斯做起訴工作的經歷。

  我很痛苦地閉上眼睛，好奇地問著：慢著，這個所謂的當事人是黑人？

  她不以為然地說著：當然是黑人，要不然他也不會直接找你。

  我撐著額頭，毅然決然地拒絕了這個當事人的委任：下一個吧。

  她沒有問我原因，直接就陳述了第二宗案件的內容：編號1874，一名男會計因為銀行帳戶莫名其妙多了一筆巨款，該巨款與他的職業收入完全不對稱，當警方向他詢問該筆巨款的來歷的時候，他無法合理地解釋，更巧合的是，他負責會計工作的那家公司恰巧有一筆帳目不翼而飛。因此法院起訴他私吞公款，前提是，他無法解釋來歷不明的收入。在他被逮捕的7個小時之前，他就已經打電話過來，委任我們律師樓為他安排辯護律師—當然，他直呼其名，要求你為他辯護。

  我感覺快要被逼瘋了：這個被懷疑私吞巨款的當事人不會又是黑人吧？

  她帶著歎息的口吻說著：很遺憾，他的確是黑人，早期在美國讀書，後來因為移民政策發生了改變，他被迫遷移到布達拉美宮，乾著一份薪水微薄但是工作很累，任務還特別繁重的活。4年來，他一直忍受著貧困生活的煎熬，猶如行屍走肉地活著。他以前相信美國，認為美國可以實現他的夢想，可是後來他的夢想破滅了，生活依舊貧困；接著他來到美宮，以為可以追尋新的夢想，結果還是被他的老板懷疑私吞巨款。他無路可走，沒有人相信他，他的同事也帶著懷疑的目光凝望著他，他覺得自己無法正常地在這裡生存，法院起訴他的理由也相當的諷刺：因為你是黑人，所以我們要起訴你，當然你可以找律師。所以他要找的就是林肯律師。

  我本來想好好利用叛逆的心理故意接受這個黑人的委任，然後隨心所欲地發揮我的法律知識，可是在我真準備答應她的時候突然腦子一轉，還是拒絕了她：故事很感人，我也很同情他，不過感情歸感情，律師費可不能省。你剛剛說他的生活那麽困難，相信也無法支付沉重的律師費用。所以我不考慮這個案件，下一個吧。

  她開始變得有些不耐煩了：我幫你篩選案件，已經到了很詳細的程度，可是你一口氣就排除了兩個案件，你這樣我很為難。如果以後都是這樣，秘書的工作我看我無法勝任了。

  她這就開始要揚言威脅我了，當然我不可能與她正面交鋒，我帶著敷衍的口吻對她說：“最後一次機會，接下來的這個案件，無論他是亞洲人也會、歐洲人也行，猶太人也罷，我都接受他的委任，總行了吧？

  她帶著半信半疑的神情看著我，宣讀下一個案件的內容：案件編號9630。一名年僅14歲的初中生就讀於潘多拉聖靈中學，他被控告謀殺了一名同班同學。法醫在死者的身上找到微量的精液以及被性侵犯的跡象，因此可以斷定死者是死於遭受性侵犯的過程中由於某種抵抗而被殘忍殺害。

  他之所以被逮捕，是因為當時他發現了屍體，恰巧被其他的同學看在眼裡，於是一口咬定他是殺人凶手，隨後其他同學喊了學校的校工，通知了校長，最後報警。這個案件還比較棘手，因為我們的當事人曾經公開向死者示愛，而且不止一次向死者表達心中愛意，可是最後都被死者拒絕了。死者拒絕他的原因只有一個，他是一個黑人，而且塊頭很小，沒有男子氣概，膚色暗沉，種族問題始終是矛盾的存在關鍵。他被逮捕之後，也看了新聞報紙，知道林肯律師是幫助黑人的司法人員，於是他指名道姓要你做他的辯護律師。

  我忍不住要吐槽她：怎麽會這樣！你確定有篩選過案件的類型？三個案件，三個當事人全部都是黑人，你在跟我開玩笑吧？
  她很認真地對我說：“很不幸的是，事實上，自從你為劉易斯起訴聯邦警察，雖然失敗，但是那些黑人卻已經深深地記住你了，他們認為你很勇敢，而且大公無私，對黑人不抗拒也不反感，毅然決然為他們爭取正義的審判。光是這一點，你在他們心裡的形象就很偉大了。”

  我心不在焉地說著：這麽看來，我得重新定義“偉大”這兩個字了。

  她從沙發上彈起來，拉著我的衣領，很激動地朝我怒吼：好了，你現在可以告訴我，什麽時候去見我們的當事人。

  我好奇地問著：我什麽時候答應你替他辯護了？
  她提醒著我：大約在三分鍾之前，你自己親口說的，最後一個案件，無論誰是當事人，黑人也罷，猶太人都可以，你都會為他們辯護；如果你拒絕，那麽誰為他們辯護呢？

  我把桌面上的案件全部折起來，疊在一起，捂著臉說著：“你就當我是一時衝動誇下海口吧。我真的不想再接觸黑人的案件，其他的案件都可以，只要不是黑人，什麽都行。”

  她緩緩地開口：沒有了，目前我們律師樓接到的案件都是關於黑人的。白人的案件已經跑到其他的律師樓那裡了。我們現在等於是白人的公敵，意識形態基本已經對立。

  我隨口地說著：哪有那麽誇張。

  她的手撐在桌子上，歎息著：你有權不相信，但是你必須給我一個答覆，究竟要選哪一個案件作為接下來的辯護工作。

  我捏了捏下顎，頓時給出了一個建議：要不你代替我出庭作證吧，到時候你就在法庭上向法官鄭重其事地解釋著：法官大人，各位陪審員，我是索馬裡亞事務律師，由於我的搭檔林肯律師在心理上出現了問題，他無法出現在法庭上為他的當事人辯護。我勸了他很多次，他都堅決地拒絕了我的好意。我覺得很憤怒，我很討厭這個家夥，他就像一個懦夫那樣，不敢面對失敗，逃避曾經失敗過的事實，放棄了曾經的信仰，背棄了以往的道德觀念。我看著他變得如此墮落，我很心疼又很悲傷，我絕對不允許一個如此悲觀的男人出現在我眼前。於是在某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我趁他不注意，拿起已經沒有人用的拐杖，狠狠地在他的後腦杓敲了一下，把他擊倒在地上。我謀殺了這個男人，可是我完全沒有經過周詳的計劃謀殺他，我不能算蓄意謀殺，也不能算故意殺人罪。在這裡，我懇求法官大人與陪審員判我有罪，但不是謀殺罪，而是傷人罪。

  我說完，從桌子的抽屜裡拿出一頂假發給自己戴上，現在我可以為我的當事人辯護，隨後我再為我自己辯護，我無心殺人，實在是情有可原，林肯律師的屍體被我收藏在歌劇院的某個包廂裡。

  她被我剛剛表演的一幕給徹底驚呆了，她捂著嘴巴，那神情不知道是笑還是哭還是生氣，她很艱難地吐出一句話：我覺得你真的很有問題，或許你應該去看心理醫生。打擾了。

  她奪門而出，我卻喊住了她：先別跑，我們現在可以商量接哪個案件了。

  她很乖巧地往回走，手裡拿著四份檔案，還有一宗案件，我甚至不知道是什麽類型，不過無所謂了，反正我都要從這些案件中挑選其中一個來處理。

  她問我：怎麽樣，決定好沒有？要挑哪一個案件？
  我本著從案件中的實際情況來做決定：第一、第二案件就算敗訴最多就是賠償金錢或者坐牢，而且像這種情況，案件的難度不會特別大，任何一個稍微有點經驗的律師都能處理妥當；可是第三個案件涉及的是謀殺罪名，一旦罪名成立是要判處死刑的，他是黑人，估計在法院遭受不平等待遇將會是不可避免的。好吧，既然是這樣，那麽我知道自己的決定了。

  她盯著謀殺那宗案件的檔案看：你真的決定好了？那可是謀殺的案件。

  我好奇地問著：有什麽問題嗎？

  她從後面櫃子的抽屜裡，拿出一盒雪茄，裁剪其中一根，點燃了雪茄，遞給我，我接了過去。恰巧的是，我的煙癮犯了，只不過我尤其喜歡雪茄那股淡淡的氣味。

  她分析著：首先，死者的父母是白人，被懷疑是凶手的是黑人，就是一個這麽已知條件你大概就能猜到這個案件是多麽的棘手，我不是在質疑你的能力，可是上一宗案件的打擊仍然在影響著你，這個是無容置疑的。我擔心你目前的狀態無法處理類似的謀殺案，而且我們的當事人並不是簡單的嫌疑犯，他的背景十分複雜，在陪審團那裡的印象本來就已經大打折扣。我可以很坦白告訴你，勝算不大，你如果真的選擇這宗案件，可能導致的結果是，你會再次遭受同樣的挫折。

  聽了她的分析，我當然覺得很有道理，可是我仍然要這樣做，反正我已經處於生存或者死亡的程度。再大的打擊，再過不去的挫折對於我來說，已經沒有區別。

  我倒是很期待更加猛烈的暴風雨，這樣我會舒服一點。

  我掐滅了雪茄的煙火，宣告著：好了，我們的時間不多了，爭取時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