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你所願，我正式投入所謂的工作狀態中，一位律師應該履行的工作—替他的當事人辯護。在當時看來我並不知道是否一個明智的決定，當我去了拘留所，路過被困住的黑人的牢房的走廊上，那一群黑人看到我頓時就沸騰了起來，一個個伸出手拉著我的肩膀，向我哀求幫助他們，苦悶聲連綿不絕，我匆匆經過那條走廊，帶著敷衍的語氣應對著他們的求助。

  索馬裡亞倒是很鎮定，冷眼旁觀著我遭遇的一切。

  我困惑不已地問著：為什麽這裡會有那麽多黑人？

  她則是一副見怪不怪的樣子：全世界的監獄裡最多的就是黑人，要不然怎麽會說他們犯罪率很高呢？還有一個說法，我相信你一定沒有聽過。如果你有一個黑人朋友無緣無故失蹤了，那麽請你別擔心，要麽他在犯罪的道路上徘徊著，要麽就是已經犯罪，處於逃亡的路上。實在是找不到，你大可以去全國的監獄去尋找，說不定就可以找到他們的身影。

  我對這種看似幽默的說法毫無感覺，隻說了一句：真無聊的說法，他們可真悲催。

  很快，我們就坐在了接待室裡。

  在獄警通知我們當事人過來之前，索馬裡亞就已經遠離了我，站在後面。

  我好奇地問著：為什麽要拉開與我的距離呢？

  她神秘兮兮又帶有半點調皮的口吻說著：如果我們坐在一起，我擔心他會分不清哪一個是辯護律師，哪一個是事務律師。

  我隻說了句：眾所周知，林肯律師是一個男人，顯而易見的事情，對吧？
  她假裝無辜地說著：誰知道呢？
  我被她氣得不行，但是又不方便發作，我隻好暫時忍耐著。

  過了一會，有人進來了。

  在昏暗的環境，微弱的燈光裡，我始終看不清他的樣子，連他臉上的神情都看不清楚。

  她倒是很主動地走向前，與他握著手：很遺憾在這裡遇見你。我是你的事務律師索馬裡亞，這一次我找了林肯律師幫你辯護，我旁邊這一位就是林肯律師。

  我下意識地與他握著手，他的手很瘦弱，我幾乎都要摸到骨頭了，在模糊不清的視線環境下，我貌似看到他手臂上的淤痕，我再抬起頭打量他的臉龐，這一回我終於看清了他的模樣。

  左邊的臉龐腫了一大塊，下方顯然有著被劃傷的傷痕，鼻子塌了，左眼黑了一圈，耳朵被咬傷，已經凝固的血液暴露在耳邊的四周。

  看著眼前這位當事人所受的傷害幾乎讓我無法容忍，我咬緊牙關問他：是誰打傷你的？
  他很想哭，但是很堅強地控制著，維持著很有禮貌的笑容：我也不知道……我無緣無故就被抓了進來，大半夜裡，突然跑進來十幾個人，按倒我在床上，對著我拳打腳踢，我的褲子被扒開，衣服被扯爛，他們拉扯我的頭髮，不顧我的反對，不斷用腳踹在我身上。我有反抗，可是根本起不了作用。他們就像野獸那樣，趴在我身上發泄著。

  我維持著耐心：你是否認得毆打你的人，如果認得，我們現在可以先去驗傷，然後去找出毆打你的人，傷人是很嚴重的刑事案件，我們可以維權。

  他很失落地說著：傷人的確是很嚴重的案件，可是在他們眼裡，黑人算是人嗎？他們只不過把黑人當成了野獸罷了。完全沒有進化的動物，被上帝剝奪了智慧的種族。

  她連忙阻止我們要討論的話題：好了，我們先別糾結這個。很顯然，被控謀殺與被毆打比較起來，還是被起訴謀殺要嚴重。我們大可以談談這個案件的細節。

  我在不太明亮的室內稱呼著他的名字：喬治·斯仃尼先生……噢……很抱歉，看年齡你只有14歲，在我眼裡，你只是一個孩子，我實在是不知道該如何稱呼你。你是我處理過眾多案件之中，年齡最年輕的一個嫌疑犯。

  他苦笑著，搓弄著手掌：忽略先生的稱謂就可以了，我不是那麽講究的。

  我不敢相信地問著：他們是認真的嗎？居然要起訴一個只有14歲的孩子。

  他說了句：14歲的孩子確實不應該被起訴，但如果是黑人，那就屬於政治正確了。

  他說得我無言以對，我隻好問他：現在你可以把事情的經過一五一十地告訴我們好了。

  “我是潘多拉聖靈中學的一名初中生，這是一所由政府機構舉辦的公立學校，所有入讀的學生都能享受免費的教育資源。但說來可笑，初中部是分為兩棟大樓，白人學生就讀新裝修的大樓，黑人就讀多年沒有維護過的舊建築物大樓；明文規定，白人學生可以進入黑人的教學樓，但是黑人就不可以進入白人學生的教學樓范圍；用餐的時候永遠是白人學生比黑人提前一個小時，黑人必須有義務為白人讓座，這是學校的規定；考試的成績，白人可以加分，但是黑人就不可以；藝術課程只有白人可以享受，新的體育器材也只有白人可以使用；公共娛樂場所，黑人不允許踏入白人學生的區域，當黑人與白人學生一起違反了紀律問題，受處罰的只有黑人。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讀了兩年的中學，你能夠想象我的感受嗎？我相信是肯定的，不過這也是自欺欺人的說法罷了。還有誰會傾聽我們的苦難呢？”

  我玩弄著手裡的書本，敦促他盡量交待主要內容，別浪費太多的時間。

  “貝蒂·曼迪是白人，她是一個相當文靜、溫柔以及沒有種族概念的女孩。她從來不抗拒與黑人學生玩在一起，她對我們就像家人那樣，總是充滿著熱情、奔放以及保持著禮貌。我們與她相處得十分愉快，她成績也很好，我們常常會找個安靜的地方一起討論關於學習上的事情。有時候身邊有這麽一個美好的朋友簡直就是人生中最美妙的事情，對吧？可是，有一件事很遺憾，黑人與白人之間永遠不可能和平共處。我與她很友好的那段時間裡可是被其他的白人同學看在眼裡的，他們不喜歡我融入白人的群體，常常帶著其他的人欺負我，侮辱我，甚至還毆打我。縱使是這樣，也從來都沒有影響過我與她之間的感情，我們仍然很聊得來，有時候她還會為我處理傷口。說實在的，她確實是一個很不錯的女孩，我挺欣賞她的。”

  他似乎一直沉浸在過去美好時光的回憶裡，因此我不得不粗暴地中斷他的回憶：很好，這是一個很感人的故事，我確實被感動了。只不過我們還是聊聊關於案件的細節，記住是關於細節。

  他一臉享受的神情消失了。

  “那天我與她在草叢裡聊天，剛開始那會，我們還聊得好好的，可是後來我們談到了一些其他的話題，那是關於……噢，我還是不明說。總之我們吵了一會，我不想破壞我們美好的關系，因此我離開了草叢，回到了學校提供的宿舍。那真是一個相當糟糕的地方，一個星期有兩天是停電狀態，有兩天是停水的時期，還有一天會發出噪音，影響了那棟宿舍的學生的睡眠，但還好，他們只是黑人罷了。”

  “你離開的時候是幾點鍾？”

  “晚上的八點鍾左右。”

  “你的意思是，你晚上與一個白人女孩坐在草叢裡聊天，而且還能吵起來。”

  “有什麽問題嗎？”

  “對於我來說，與一個女生坐在一塊聊天是很不可思議的，那簡直就是人類的迷惑行為。不過那也只是局限於我而已，沒事了，你繼續吧。”

  “後來到了十一點鍾左右，我肚子餓了，想爬牆出去吃東西，經過草叢那裡的時候，我聽到了一些動靜，好像有人在喊救命，但是我不確定，我擔心會出事情，所以我慢慢靠近草叢看個究竟。沒想到我就這樣發現了貝蒂·曼迪的屍體。我當時以為她只是昏睡了過去，因為她常常很容易犯困，一旦困了就會很容易入睡，我還想著喊醒她，可是我發現無論怎麽推她，她都沒有反應。我下意識地探索她的呼吸與心跳，結果我發現她已經沒有了生命跡象。我當時被嚇了一跳，完全不知所措，血腥的氣味也開始蔓延，我這才意識到她已經死了。就在這個時候，有其他的同學也恰巧路過草叢，看到我摟著她的屍體，就認定我是殺人凶手，慌慌張張地跑去報案。就這樣，我被逮捕了。猝不及防的意外讓我陷入了牢獄之苦。”

  我捂著嘴巴：聽起來很遺憾。好吧，那個我必須要問你幾個問題。

  “說吧，只要我可以回答你。”

  “當時有沒有人看到你對死者不利或者意圖不軌呢？”

  “不！我沒有做過這種事情！”

  “那就是沒有人看到案發的經過，可是他們為什麽可以落案起訴呢？”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因為我是黑人的緣故吧。”

  我下意識地看了一眼死者的死亡時間：根據法醫官的報告，死者的死亡時間大約在9:00·10:00之間，在這段時間裡，你在哪裡，在做什麽？
  “我回到了宿舍，可是我很不開心，因為我跟她發生了爭吵，我需要一個安靜的環境，於是我去了另外一個草叢，躺在那裡，就一個人躺在那裡，直到11:00，我才意識到自己肚子餓了，於是就想著爬牆出去吃東西。”

  我突然起了一絲絲的警惕：慢著，你的意思是，你一個人躺在草叢裡，躺了兩個小時？

  “是的，事實就是這樣。”

  “有沒有人可以證明你所說的話？”

  “沒有，當時只有我一個人在草叢裡，看著滿天的繁星。”

  “那就是說，沒有人可以證明你所謂的不在場證明，對吧？”

  “這很重要嗎？”

  “相信我，一個不在場的證據比十萬個證人還重要。很顯然，你現在沒有，對吧？”

  “是的，我要是知道自己會被當成凶手，我肯定會拉一個人陪我一起。”

  “你再次想想，有誰可以證明你在死者遇害的時候沒有接觸過死者？”

  “真的沒有。其實這根本就不重要，我沒有做過，一定會沒事的。”

  我很沮喪地說著：“是的，很久之前也有一個人像你這樣想，結果他的墳頭草都有三丈高了。”

  他還不斷地強調著：我還只是一個孩子，他們會相信我的。

  我嘲諷著：如果你是白人，這個案件他們壓根就不會落案起訴你。

  他陷入了沉默，隨後從牙齒裡擠出一句話：我聽說在庭審期間是可以保釋外出的對吧？你可以幫我向法院申請嗎？我不想待在這裡，這裡的人都是瘋子！

  索馬裡亞隻好向他說明情況：你的處境我們很明白，在來這裡之前我們已經向法院申請過，可是這次的案件是涉及黑人侵犯以及謀殺白人，影響很惡劣，他們很憤怒，尤其是白人組織的代表不斷向法院機構施予壓力。保釋外出是不可能的了，輿論也在一邊倒，我們幫不了你。

  他很絕望地呐喊著：不可能的！這是赤裸裸的種族歧視！

  我附和著他：這種現象可是長期存在的。不過沒關系，我很有信心，早晚會瓦解這種令人費解的制度。

  索馬裡亞突然變得很嚴肅：如果你真的希望我們幫助你，你就要老老實實告訴我們，離開死者的兩個小時，你到底跑去哪裡了？
  他很驚訝地問著：我剛剛不是說了嗎？
  她眨了眨眼睛：你的確說了，可是有很大的漏洞，我都能看出你在說謊！
  我輕輕地拉著她的衣服，示意她暫時不要刺激這個孩子。

  他全身都在顫抖：我說了實話，可是你們不相信，我也沒有辦法。我要說的就只有這麽多。

  她再次警告著他：你在我們面前說謊沒有關系，可是你要是在陪審團面前說謊被主控官當場揭穿，到時候沒有人會相信你，就連上帝也拯救不了你。

  他很委屈，眼睛裡帶有淚光，一句話也沒有說，直接離開了。

  我看著她發出一聲歎息，也跟著離開了。

  我們走在拘留所外面的人行通道上。

  “你不應該質疑他。”

  “是的，你是對的，可是你應該也能看得出來，這個孩子在說謊。在法庭上說謊已經夠糟糕，他還是被人歧視的那一類人，這就等於是自找麻煩。”

  我不禁提醒她：哪幾個當事人一開始就願意合作的呢？況且我們不知道他在隱瞞什麽事實，說不定這些事情對他很重要，所以他才不肯透露。

  她很冷漠地說著：“我不知道他在隱瞞什麽，我只是知道如果他繼續隱瞞下去，到了法庭很容易會出事。一般的謀殺案可能可以在某個律師的手裡變成誤殺，誤殺的罪名相對比較輕，最多就是坐牢；可是現在種族歧視的風氣越來越嚴重，況且受害者是白人，我認為這一次不可能有誤殺的裁決。要麽謀殺罪名成立，要麽無罪釋放，可以無罪釋放當然好，但是一旦罪名成立，等待他的將會是死刑！
  我被她的邏輯推演弄得快要暈了：你這個想法太長遠了。我認為應該與這個案件的檢控官聊幾句，對基本的情況有一個了解再討論這個問題吧。

  她沒有作出回應，我實在是搞不懂她為什麽會那麽激動。

  為了摸清楚檢控方的想法，我去了一趟律政司，奇怪的是，我沒有找到辛波斯卡弗，倒是在電梯的走廊上遇到了嵐伽俐，他手裡還抱著很厚的一棟檔案，他的眼睛幾乎都被擋住了，我下意識地跑過去幫他打開辦公室的門，他隨口說了聲謝謝，然後就把所有的檔案都放在桌面上，直到他的視線移平了之後，他才發現我的存在。

  “嘿！原來是你啊，小小英雄，黑人的救星。”

  “我想知道，最轟動的那宗14歲黑人奸殺白人女孩的案件是誰負責的？”

  他把目光轉移到堆積如山的檔案中：你看到我辦公室目前的環境，還需要問這個問題嗎？
  原來是他做檢控，我嚇得不行，還好不是辛波斯卡弗，要知道她是一個相當棘手的檢控官。我最擔心與她交手，總能遇到不好的事情。不過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如此轟動的案件居然不是她做檢控，我假裝隨意地問著：對了，為什麽不是辛波斯卡弗來負責這個案件呢？畢竟奸殺是一個相當嚴重的案件。

  他對此不感興趣：誰知道呢？本來我手裡的案件已經夠多了，無緣無故還要再塞一個案件給我處理，看來這個月的假期又得泡湯了。

  我拉開椅子，坐了下來，好奇地問著：其實我研究過該案件的所有資料，你們手裡的證據是非常的少，起訴的要點也不是那麽充分，為什麽還是要落案起訴呢？
  他歎了一口氣：沒錯，這個案件沒有目擊證人，按道理來說，證據不充分是不能落案起訴的。可是有證人可以證明他的作案動機，最重要的是，受害者是白人，還是未成年的小女孩，嫌疑犯是黑人，這就很容易看得出黑人與白人之間的矛盾是一直存在的。我們當然不希望落案起訴，可是白人組織團體不斷向我們施壓，工會與立法會也在呼籲我們為死去的孩子討回公道，嚴懲凶手。在輿論的壓製下，我們只能按照程序做事，別無他法。其實我也不想起訴他，不過我的上司下了命令我也只能照做。

  我歎息著：我也在煩惱這件事，替他辯護將會承受很大的壓力。

  他這才意識到：慢著，你是那個孩子的辯護律師？

  我回答著：是的。我看起來不像辯護律師嗎？

  他立馬警覺起來：你要是辯護律師，那麽我可就不能與你討論太多關於這個案件的問題與觀點了，這樣很容易造成妨礙司法公正。

  我示意他冷靜下來：我只是想搞清楚是誰負責這個案件的起訴工作而已。

  他這才放松戒備：這樣而已？那就簡單了。沒錯，我們又變成對手了，我倒要看看，你的技術進步了多少。

  我觀看著整個房間，確定沒有人其他人在偷聽，我才告訴他：其實，我最近的心情很糟糕，可是我的助手非要我接手這個案件，我目前的狀態實在不是很適合出庭辯護。如果可以用一個相對公平的方法去解決這個案件，節省時間，會不會是一個很好的提議呢？
  他沉默了，似乎在思考我的提議：其實我也想簡單解決這個案件，減輕壓力。你有什麽好的提議呢？我想知道。

  其實這個提議從我離開拘留所開始就已經在醞釀了：你可以嘗試與詹斯建議，如果我的當事人願意承認誤殺，能不能爭取最大的寬容處理呢？最起碼不用判死刑。

  他不禁笑了，是很尷尬的笑容：很抱歉，我的上司已經下了命令，要麽承認謀殺，沒有誤殺。而且他的態度很堅決，不可能爭取減刑。

  果然是這樣，輿論一邊倒的影響力在此時此刻就展現出來了。

  我隻好與他握著手：那麽……我們隻好在法庭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