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澤明在法官宣告後天結案陳詞之後，他得了一場不算很嚴重的感冒，就是咳嗽有些猛烈，咳嗽一旦咳起來，他的肺都要咳出來了。

  他居住的郊區裡突然出現了一批來歷不明的人，更為奇怪的是，這裡沒有港口，沒有船渡，為什麽會出現那麽多外來人口呢？而且他們臉上的神情極其萎縮、沮喪、充滿了恐懼。他們的身上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喜歡咳嗽，也不是說喜歡吧，他們就是有咳嗽的習慣，常常跟你談話談到一邊，他們就會無可奈何地把臉扭過去，咳一會兒，然後再回過頭來繼續與你交談。

  他還發現這一批散落在郊區與商業中心的外來人口，他們的英語很標準，口音聽起來有點像倫敦的腔調，但是問他們的時候，他們卻不肯承認自己是從倫敦來的，雖然他不知道倫敦發生了什麽事情要封城，但是據說有瘟疫在倫敦活動著，他很快就能把瘟疫與倫敦外逃的人口作一個串聯。倫敦人流落他鄉，在這個國家過上了異鄉人的生活。白天很優雅地排隊領取救濟食品，中午又很文雅地與其他人在交談著，談吐方面確實很溫和，到了晚上他們再領取一次救濟食品，他們就會回到由政府提供的廉租房。

  說到廉租房，黑澤明很快就想起了國家還有失業補貼金可以發放，他第一次與第二次去領了兩個星期，後面他就再也沒有去。因為很簡單，那些開支是政府為貧困者準備的，他有律師樓在支撐著經濟命脈，盡管生意很不好，純收入也很低微，他過上這種清貧的生活也不是一兩天的事情了。他很清楚自己不能與其他人爭奪這些由政府發放的資源。他一度很欣賞也很喜歡約翰遜總統提出的《偉大社會的複興計劃》，尤其是解決了房子的問題。克裡斯仃拿到了由國家分配的房子，雖然空間是小了一點，但是總體上來說，還是可以維持生活的。她很快就從“1874”搬離，她很感謝黑澤明這段時間為她提供了居住的地方，有了政府房子，她就可以不分晝夜接客，當然這種事情是很低調的，在登記資料的時候，她在職業空白處那裡填上了事務律師，她當然不能讓其他人知道她的真實職業，生活窘迫貧困的原因她只寫了一個，律師樓的生意不理想，每個月的薪酬太低，無法使她過上正常的生活，房子被銀行給收走了，失去了居住的地方。因此，她沒有領取政府救濟金，但是她卻住在了廉租房裡。

  在她搬離“1874”那天，黑澤明還幫她收拾行李，她則顯得有些迷茫，整個人坐在床上發呆，一句話都不說。

  黑澤明在收拾東西期間，在一個小盒子裡發現了大量的避孕套與避孕藥，他驚訝地問著：為什麽你會準備那麽多避孕套？
  她回過神來，回答著：噢……是這樣的，有些男人不記得帶避孕套在身上，他們又不肯下去買，我只能預先為他們準備吧，免得破壞了和諧的氛圍。

  他覺得很奇怪：不是，你準備了避孕套很正常，可是你都準備了避孕套，為什麽還需要避孕藥呢？難道現在的避孕套的質量變得那麽差了嗎？你知不知道避孕藥吃多了對身體不好的。

  她無奈地解釋著：你以為我想啊？有些男人就不喜歡戴套，總想體驗真空上陣的快感。

  他委婉地說著：他不肯做安全措施，你大可以不做他的生意。

  她咬牙切齒地說著：我現在不是接官司案件，不是說不做就不做，反正他們肯加錢，無所謂了。

  他沉默了，她從他的眼神裡看出了某些感覺：嘿！別把我想得那麽糟糕，我辛辛苦苦工作也是為了錢罷了。

  他反駁著：如果你不是為了錢，那才是真的恐怖。其實你沒有必要申請廉租房，你在我這裡住得好好的，為什麽要搬走呢？
  她很糾結地搓著手掌：老是住在你這裡，我過意不去，況且我還是做那種工作的，肯定給你帶來了不少困擾。搬出去也好，這樣就不怕打擾到你。

  他很抓狂地說著：你搬走了以後，新的環境不一定能適應。

  她點了點頭：我知道，可是我還是要搬走。打擾了你那麽久，很抱歉。他沒有說話，她看上去快要哭了，說了句：對了，案件貌似快要結束了，我先恭喜你……她很突然地伸手去擁抱他，他沒有反抗，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了句：案件還沒有結果呢。

  她說著：我知道……時間差不多了，我想，我該走了。

  他站在陽台窗口的位置，看著她拖著行李，如同負擔著沉重的石頭那樣前進著，他始終在凝望著她，她走著走著，下意識地往回看，視線移動至窗口的位置，他連忙躲到一旁，不讓她發現自己的身影。

  他知道，那是一場漫長的告別……

  珍妮特穿著很輕薄的絲質睡衣，黑色的壓抑風格，裡面空空如也，很容易看到她的胸部，她在烘著麵包，同時在煮著熱牛奶；辛波斯卡弗則在客廳的中央位置撰寫著結案陳詞，桌面上擺了好幾本法律詞典還有好幾份類似的經典案例，多半是為了自衛殺人而最後罪名成立的，不過這種類型的案件獲勝的概率是少之又少，就算有的被判刑了，受到的處罰也很輕，根本不足以提起。因此她壓力很大，一方面她希望成功入罪三名被告，這樣對詹斯在工作上有一個好的交待，但是如果入罪成功了，她又擔心因此毀掉了三個年輕人的自由與前途。她始終無法尋找到一個適當的平衡點，在這一點上，她覺得很困惑，於是在撰寫結案陳詞的時候，她總是刪了又重新寫，寫完又要改，修修補補，十分糾結。

  珍妮特剛剛從英國逃回來的那幾天心情總是糟糕透了，這幾天她的心情總算恢復正常，所以她才有心情給辛波斯卡弗烤麵包，麵包烤好了，熱牛奶煮完了以後又放了冰塊，牛奶的溫度很快就適應了。

  她把麵包與牛奶遞了過去，摟著辛波斯卡弗的肩膀，很溫柔地問著：怎麽樣？還有什麽事情想不通？看你寫的結案陳詞寫得很焦慮，你以前可不是這個樣子的。

  辛波斯卡弗不禁調侃著自己：我以前沒試過的事情可多了去了。

  她好奇地問著：你究竟在擔心什麽事情呢？

  辛波斯卡弗把手裡的筆往餐桌上一扔，松了一口氣，重新整理著自己的頭髮，接著她拿起一塊麵包咬了一口，然後含糊不清地說著：你覺得我在法庭上如此這般指控三個被告是否妥當呢？

  她不以為然地回答著：這個是一定的，這可是你的責任呢，你必須這樣做，你也只能這樣做。

  “可是死者的情況很明顯是活不久的，這種情形的謀殺其實是不是值得原諒的呢？”

  “我不知道，可是死者也有生存的權利，而不僅僅是被當作一個犧牲品。”

  “犧牲品？我可喜歡這個名詞了。”

  “對了，早上有電話找你，好像是一個警察。”

  “哦，你說的應該是諾曼，他找我估計是某些事情有了眉目。”

  “好吧，我很好奇，你說的事情是關於哪些方面的呢？”

  “那是關於猶文太被磚頭砸死的案件。”

  珍妮特手裡的杯子瞬間掙脫至地面上，摔個粉碎，玻璃碎片灑滿了客廳的地板上。

  辛波斯卡弗反應很快，蹲下去，豎起手指，小心翼翼地清理著地面上的玻璃碎片，輕聲地譴責著：怎麽那麽不小心呢？

  珍妮特說話的語氣似乎很內疚：真的很抱歉，我也不想這樣的。可是，你為什麽會調查這個事情呢？他的死不是一個意外嗎？

  辛波斯卡弗收拾玻璃的動作很緩慢，大概與大腦正在思考問題有關：嗯……我也不知道，沒錯，表面上看起來這的確是一個意外。可是我總覺得這個意外來得太巧合了，意外發生的時間恰巧卡在我做手術之前，如果我沒有做手術意外會不會就不曾發生了呢？如果與我的手術有關，那麽意外是人為因素所造成的？如果是這樣，是什麽人會做這樣的事情呢？

  珍妮特露出尷尬不已的笑容：可是當時的警察已經調查過，在案發現場沒有人目睹整個事情發生的經過，也沒有發現可疑的人物，也沒有發現可疑的地方，一切看起來很平常，所以才會推斷為意外死亡事件。

  辛波斯卡弗已經把地面上的玻璃碎片給收拾乾淨，她的拇指不小心被割傷，珍妮特連忙幫她護理著傷口。她說了句：我也知道沒有可疑的地方……可是我心裡總有一種感覺……事情不是那麽簡單。或許是因為我太想念他了吧？所以才會出現這種偏激行為的猜測。所以我委托了諾曼為我展開調查，抽取意外死亡事件的宗卷進行重新研究，既然他現在有了新的發現，我想我也應該去見他一面。

  珍妮特很緊張，急著說著：慢著，你明天就要做結案陳詞了，你現在應該集中注意力，集中精神處理剩余的工作。調查的事情往後再說吧。

  辛波斯卡弗很快被說服了，點了點頭：你說得也對，估計他沒有查到很可靠的線索……

  珍妮特把裝著玻璃碎片的袋子提了出去，走到街口的拐彎處，有一個垃圾房，平時六點鍾就會有一輛卡車專門回收這些垃圾，把垃圾送到堆填區，現在很顯然還不是卡車到來的時間，沒有人會在這個時候把垃圾提出來，但是她的確這麽做了，不過她的心思倒不在扔垃圾的上面，她突然露出一副猙獰的面目，從兜裡掏出一把鋒利的刀子……

  在結案陳詞的之前一個夜晚，黑澤明躲在自己的房間裡撰寫詞稿，很顯然，他無法集中精神，在狹窄的房間裡，時不時會散發出來自克裡斯仃身上的氣味，使他情不自禁想起她的模樣，他撰寫詞稿的同時，會出現幻覺與幻聽，妄想克裡斯仃仿佛還在房間裡。他再也無法忍受這種朋克的感覺，於是他敲開了具有西班牙裔少女的房間。

  她的房間裡擺了一台小巧玲瓏的電視機，看樣子是從二手市場淘回來的，左上角的玻璃碎了一片，信號接收不好，偶爾會傳來很沙啞的電視破音，她很專注地觀看著美國的綜藝節目《黃金女郎》，盡管畫面的素質很差，但她還是很沉浸在其中。在他看來，看電視已經屬於比較安全的一種娛樂方式。在外面仍然流通著身份不明的倫敦人，當然不止是英國發生了人口輸出的問題，世界各地都出現了類似的情況，瘟疫爆發的時間其實持續了一年，歐洲各國對瘟疫的管理貌似不是很專業，整治方案錯漏百出，過於放縱群眾熱愛的自由，給社會造成了一種不可估計的傷害，到了現在，瘟疫似乎已經變異，他們再也無法控制病情，於是出現了人口大量逃出的情況。過去的難民是從美洲逃到歐洲，或者是非洲逃到歐洲；現在則是歐洲紛紛逃到美洲，尤其是中部地區，這一隱患問題顯而易見。

  在約翰遜提倡的《偉大社會複興計劃》之中，可沒有想過要照顧從其他國家逃過來的難民。

  普通法院

  所有人已經到齊，黑澤明有些緊張，喬治·威爾則顯得信心十足，老爵士就比較囂張了，他根本就不曾緊張過。

  法官從外面走了進來，坐了下去，看他的樣子很疲勞，一坐下來就敦促著：主控官，你可以開始進行結案陳詞。

  辛波斯卡弗站起來，朝著陪審團鞠躬著，把早已經寫好的詞稿豎在架子上面。

  “法官大人，各位陪審團，本案是我做檢控官有史以來遇到過最殘忍最血腥的一宗案件，它有著相當奇怪的故事。四個年輕人一起去登山冒險，結果在路途中不幸迷路，在饑荒侵襲到他們每一個人的身上的時候，他們感覺到徹底的絕望與沮喪，他們想要活下去，他們隻想著與命運做鬥爭，不肯輕易放棄生命的主動權。對於這一種倔強的生存意志，我認為是相當令人敬佩的，可是很遺憾，他們選擇活下去的代價竟然是殺害結伴同行的朋友，活生生殺了他，而且還把他身上的肉煮熟，分而食之。吃人肉向來是隻存在歷史的浪潮之中，當時的社會文明還沒達到一種程度，可能會發生這種情況也不奇怪，無可厚非；可是到了21世紀仍然存在吃人肉的現象，那麽就變得不可思議了。盡管三名被告聲稱，他們在決定犧牲死者之前是曾經做過嚴謹的思想交流以及討論，他們很清楚地指出，死者是自願犧牲自己的性命來挽救他們，如果事實真的如他們所說，那麽我們也沒有什麽好追究的地方。但問題是，他們所說的一切就是事實嗎？這個世界上真的有人可以如此偉大，犧牲自己來救同伴？如果我們對此有所懷疑，那麽我們就應該懷疑三位被告的供詞。他們三個所提供的內容大致相同但又不盡相似，甚至在某些地方還出現了相互矛盾的現象，我們很難分得清楚究竟是誰在說謊，誰在客觀陳述事實；還是說他們都在說謊？根本沒有人在陳述事實呢？我們無從考究，因為當時的現場只有他們四個人，除了死者之外，知道整件事情的真相的人就只有他們四個，他們無法做到供詞統一一致，相反是錯漏百出。我們是否應該相信他們所說的話呢？另一方面，被告們紛紛指出，是被告自願犧牲自己的生命來挽救他們，關於這件事是否屬實，我們暫時還不得而知；但是就算死者當時提出自願犧牲自己的性命，三名被告是否有權力剝奪他人的性命呢？被告們聲稱，當時已經沒有食物可供他們食用，他們正在餓肚子，飽受著痛苦的折磨，仿佛已經到了那種沒有東西吃就一定會悲慘地死去的境界—但是我們應該很清楚，一個人在沒有食物沒有水的情況下，是可以堅持三天到四天，尤其是沒有食物是可以堅持到四天，被告們在經歷著餓肚子的時長最多就是一天多幾個小時，他們就聲稱無法忍耐饑餓帶來的痛苦，認為自己隨時會死去，所以在死者同意自我犧牲之後，毫不猶豫地將其殺害，蠶食他的屍體……我覺得很荒謬，從醫學的角度來看，他們當時哪怕沒有食物，再堅持兩天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但是被告們似乎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他們沒有想過要堅持忍受著痛苦，他們只知道殺戳，犧牲同伴，以最短的時間內分食他人的屍體……這種輕率的行為是不可原諒的，他們口口聲聲指出，是為了活下去，為了生存才迫不得已吃掉同伴的肉，難道同伴的生命就不屬於生命了？犧牲了同伴的生命就可以稱作為生存嗎？難道同伴就不應該活著？他就沒有生存的權利？他有，只不過他的生存權利被三名被告給無情奪走了。他們似乎對生存這個名詞有著很大的誤會，建基於犧牲他人生命的大前提所形成的生存是不可以被理解的。沒有任何人能夠擅自剝奪他人的生存權利，更加沒有權利殘害他人的生命。如果為了救一個人而犧牲另外一個人的生命，那麽這種情況還能算救人嗎？同樣有人犧牲了，只要有人犧牲，這個邏輯就不能成立，因為條件不允許，理由也並非很充分。因此被告們抗辯理由是圍繞著生存作為大前提，我認為是不能接受的，他們要救自己就要犧牲其他人是一種很自私的行為。況且我們還不能完全認為，死者是否自願自我犧牲，還是他們先謀殺再將其屍體食之呢？這是一個很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我們不能稟著主觀的意念去看待該案件，我們的目光不應該僅僅是放在被告們可憐的遭遇上面，我們更應該去感受死者對於生命的哀嚎，對於生存的渴望，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加客觀去判決該案件的實際性質。無論死者的生存意志如何，我們都不能擅作主張結束他人的生命，這樣無疑是違反了人權，我們渴望自由同時也需要自由的高度。在種種事實陳述的大前提下，在這裡，我懇請法官大人以及陪審團判三名被告一級謀殺罪名成立！”

  她指著三名被告，態度十分堅決，隨後她就坐了下去。

  黑澤明側過身子念叨著：全部讓你給說完了，那我還能說些什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