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的桌面上上有一個透明的塑料袋,裡面是她在出庭之前剪下來的長發。她之所以剪了它是因為受了某些程度上的刺激,每當感情上受到挫折的時候她就會產生類似的念頭,尤其是這一次,她發現這段婚姻已經搖搖欲墜,總是在吵架上不斷徘徊,危機眼看已經出現,她大受刺激,所以剪下了長發,希望以新的形象面對生活上的變故。生活上受到的刺激導致了她對法律理解的扭曲,她變得像以前那樣,變得狂妄自大,目中無人,囂張至極。
當傑克法官提醒她:辯方律師,你可以開始作結案陳詞。
辛波斯卡弗的短發使她時不時感覺到寒風在她後腦杓襲擊而來,在法庭裡保暖工作做得挺好,但仍然無法阻擋寒風凜冽。
“法官大人,各位陪審員,這個案件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一個很嚴重也很奇怪的問題,被告欄那裡是空了出來的,原本屬於被告的兩位醫生也成了控方證人,控方要指控的是一家製藥的上市公司-馬爾醫藥公司,這家公司是股份製,有自己的製藥工廠,銷售渠道、貿易對策……每一個複雜的環節都由不同的人負責,我實在不是很明白,控方到底要指控哪一個。在早期的醫生供詞裡,我們可以了解到,每當他們開這一款止痛藥給患者服用的時候,他們都會告誡患者,這一款止痛藥的確比市面上要好,成癮性遠遠低於其他藥物,請注意其中的詞義,是遠遠低於其他藥物,是低於,並不是完全沒有成癮性,況且他們也提醒了患者們,當身體上的疼痛康復了之後就要立刻停止用藥,否則就會很容易造成不堪設想的後果。這個所謂的後果其實就是會上癮。醫生給患者們的忠告已經很清晰,毫無疑問,但是他們意志力不夠堅定,當疼痛的感覺完全消失了之後,他們明明已經不需要再服用止痛藥,可是他們仍然堅決要購買這一款藥物自行服用。可能在這裡你們存在很大的爭議點,醫生明明知道他們購買這一款藥物就是上癮的現象,然而他們仍然銷售這些藥物給患者,分明就是罔顧患者的身心健康,實行牟取暴利,隻關注自身利益而忽視了患者的健康問題。不過我要在這裡提醒你們一點,我們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的自由市場,買賣是自由的,我們任何人都沒有權利干涉消費者的選擇。他們既然要購買這一款藥物,那麽,在購買、服用之前他們就已經想到會持續上癮並且會無法擺脫這種依賴的感覺。他們心裡很清楚,但是他們還是這樣做了,並且絲毫不猶豫。換言之,上癮是他們的自由選擇,醫生們的引導只不過是利用止痛藥幫他們解決疼痛帶來的苦惱,他們康復之後,醫生的任務已經完成,他們再渴求這些藥物,是醫生不能控制的范圍。這樣就無法構成控方所謂的指控:惡意銷售成癮性藥物給無辜的患者,誘導他們服用這些並不符合標準的藥物。那麽在整個過程裡,我們到底要責怪誰?無辜的受害者?因為他們的意志力不夠堅定?不不不……我們不能說出那麽不負責任的話;製藥廠?那很難定義,製藥廠的責任隻負責生產藥物,生產的藥物要往哪裡銷售,並不是他們可以控制的;罪魁禍首難道是醫生們?他們可是人類的白衣天使,救急扶危,擁有一顆仁慈的心,他們想要做的,只不過是減輕患者們在肉體上所承受的痛苦,減輕他們的負擔,從這方面來看,他們的做法並沒有錯誤,謹慎引導輔助藥物是正確的,他們已經很謹慎,引導了危險性最低的藥物,從而減輕了存在的風險問題。那麽馬爾醫藥公司自身呢?它有沒有問題?我覺得沒有問題,該公司一年銷售的藥物品類就有60000種,注意,這只是止痛藥類型的藥物,還不包括抗癌藥物、抗抑鬱藥、安非他命……容易上癮的藥在市面上多不勝數,在美國更是十分猖獗,我不是很明白,控方憑什麽認為我代表的馬爾醫藥公司生產的藥物是非法的,非法的定義是什麽?權力的背後允許對付的就是非法的;權力背後不允許對付的就是合法的?這個定義的界限我相信是很模糊的,誰也無法回答我這個問題,我相信你們也無法回答我這個問題。顯而易見,涉案的藥物的副作用在所有成癮藥種的確是最小的,誰也無法否認這個事實。因此我認為控方的起訴根本就是無稽之談,如果真的要起訴,那也應該是副作用更大的某種成癮藥,而不是涉案的那種。在這裡,我懇請各位陪審員判馬爾醫藥公司涉及的控訴全部撤銷,理應以無罪作為定義,絲毫不需要賠償。當然,鑒於受害者們的處境,我代表的馬爾醫藥公司是很樂意補償他們承受的痛苦,不過就不是以“非法藥物公司”的名義來進行賠償,而是以慈善公益事業的角度來進行賠償。我陳述完畢,謝謝各位。”
傑克法官此時已經戴上眼鏡,他有近視的老毛病,不過平時不戴眼鏡,只有在閱讀紙質文件時才需要。他抬起鏡框凝望著桌面上的文件念叨著:很好,本席非常感謝控辯雙方的結案陳詞,那麽陪審員是否還有其他疑問?如果有,現在可以提出來,這個案件的自由度十分充足,可以盡量發表你們內心的想法。來吧,什麽都可以談,有什麽不可以談的呢?
黑澤明歎息著,站了起來,拉直了黑色的衣袍:法官閣下,請允許我做一段結案陳詞,是比較重要的。在西區的犯罪率中,黑人的犯罪率是普遍的增高,佔比也很大,案件中涉及的通緝犯碰巧也是黑人,聯邦警察在執法的期間是要承受具有危險性的風險,通緝犯的凶殘程度他們很清楚,絕對不能給敵人還手的機會,因此在當時他們的生存念頭只有一個—那就是必須射擊他們來保證自己的安全。如果你們無法理解涉案的通緝犯的凶殘程度,你們可以去搜查通緝記錄,一切都有佐證。案件中死去的受害者我率先表示對他們產生無限的同情,在當時的那樣的環境下,黑漆漆的一片空間裡,聯邦警察進屋搜查途中,突然發現了可疑人物,已經警告過他們不許亂動,但是他們仍然不為所動,在為了保證自己的安全情況下,他們隻好進行射擊。要記住,他們進行的是無差別射擊,是不考慮是否致命部位,他們承受了很大的生命威脅壓力的情況下才會開槍,是出於保障自己的立場。絕非控方所提出的故意謀殺或者是出於種族歧視來表達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如果控方的指控是成立的,當天開槍的其中一位聯邦警察也是黑人,他開槍的次數是最多的。難道你們會相信黑人也在歧視黑人?如果你們承認,那麽黑人給你們是一種怎麽樣的感覺?如果不是,那就說明他們開槍是出於保護自己。你們要相信聯邦警察當時在執法還是在種族歧視,是你們的自由選擇;如果更傾向於種族歧視,那麽就會打擊聯邦警察的執法積極性。不幸的悲劇已經發生,是無可挽回的,難道你們還忍心讓正義的聯邦警察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如果開槍的兩位聯邦警察都是白人,那麽肯定是種族歧視在影響他們執法,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開槍的也有黑人警察。至於是否要激發黑人與白人的對立矛盾,就要看你們如何判決。我的發言到此為止。
聯邦警察在執法的過程中錯誤開槍打死兩個完全無辜的黑人成了當地最受爭議的案件,城中沒有律師敢接涉及種族鬥爭的司法案件,擔心遭到暗殺或者激烈的報復。就在沒有人敢為白人辯護的時候,黑澤明勇敢站了起來,接了辯護的工作,為飽受爭議的聯邦警察代理謀殺辯護。當然,他並沒有那麽勇敢,他之所以敢踏出這一步完全是因為他與珍達成了交易,是珍刻意讓他為涉案的聯邦警察辯護,很簡單,司法與聯邦警察的關系向來鬧得很僵,很少有合作愉快的時候,雙方都在嘗試干涉內部,矛盾在增加,根本無法控制。珍不希望與聯邦警察的關系繼續鬧僵,她一直想找個機會化解所有的矛盾,就在她毫無辦法的時候,聯邦警察誤殺無辜民眾的事故發生了,成了謀殺案件,剛好提供了一個寶貴的機會給她。然而她不能出面偏袒涉案的聯邦警察,她也不希望聯邦法院會令涉案的警察罪名成立,因此她必須找一個精明的律師利用巧妙的角度與邏輯為他們脫罪。於是,珍找到了黑澤明,讓他接手這個案件,把他推向風尖浪口。至於黑澤明的想法則很簡單,他想要擔任起訴馬爾醫藥公司的檢控官,負責起訴的工作,幫聯邦警察辯護,擺脫謀殺的罪名就是他展現實力的一部分,他必須取得珍的信任與認可,這樣他才可以順利接手起訴的工作。
在陪審團的多次爭執,終於有了最終結果。
聯邦警察的謀殺罪名不成立,但是必須賠償無辜死難者的家屬一筆錢,每個月都要支付3000美元的費用,一旦沒有遵守協議,法院就會再次介入關於賠償的問題。判決剛剛宣布就引起了黑人的暴動,他們無疑認為法院在偏袒白人,踐踏黑人的生命與人權,找了個借口鬧了起來。黑澤明更是成為他們要報復的律師,不過他絲毫不在乎,他已經沒有什麽可擔心的了。20萬黑人不知道從哪裡借來了一批軍火,他們朝著法院開火,利用炸彈炸毀了附近的街道建築物,屠殺了牧師與神父,他們似乎在宣示主權,勢必要為自己爭取合法的權益。
黑澤明在警察的掩護下順利進入了法院,不過他沒有找到珍,又去了律政司,終於在辦公室裡找到了她,不過此時她正在會見一位女性客人。他只能在外面等候,大概半個小時過後,他可以進去,不過女客人還沒有走,看樣子是一個專業人士,大概是因為她身上的白襯衫以及胸口的那個很大的蝴蝶結,看著就不簡單,眼神中充滿了信心,絲毫沒有迷茫。
“讓我來為你介紹吧。這一位是黑澤明大律師,他很有本事,經常與我們合作,幫忙起訴一些很難處理的案件;這一位是馬爾科姆·雷蒙,是新來的檢控官,她對於起訴公司或者企業很有一套,也很有心得,專業領域很豐富,就是沒有實戰經驗,還沒有出席過法庭。不過她以後會有很多機會接觸到起訴的案件。”
他與她在珍的面前握手,一副惺惺相識的樣子,看來認定了是朋友的身份。
馬爾科姆跟珍打了聲招呼就走了。
直到辦公室裡只剩下兩個人,她才放松了態度:怎麽樣?找我有什麽事?
“對於我那天在法庭上的表現,你覺得怎麽樣?”他很謹慎地問著,試探真是一件很冒險的事情,他必須謹慎小心。
“很不錯,懂得利用轉移矛盾的方法分散陪審團的注意力。判決下來了,他們只需要賠償,不用坐牢。那邊很欣賞你,我們的合作很順利,以後還有更好的發展。”她說著說著,拉開了抽屜,試圖搞點小動作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關於起訴醫藥公司的案件,我認為我可以勝任。”他不想再試探。
“盡管他們逮捕了兩位醫生,證據還是不足,我們到底是控告醫生還是控告醫藥公司呢?控告醫生可能會引起社會的輿論,爭議點太多不容易展開審訊;控告馬爾醫藥公司則顯得證據不足,最重要的證人如果不肯出庭作證,我相信希望不大。在她同意出庭作證之前,我是不會考慮落案起訴。立法會與聯邦法院盯得我們很緊,我們不能任意妄為,那樣會導致事情越來越嚴重。”她很無奈地說著:所以說,我覺得你最好還是要有心理準備,我們不一定能落案起訴。
他在強顏歡笑著,想發怒又不好發作,只能說一句:很榮幸看到你。
他轉眼去了探望柏妮,她今天的情況好了很多,已經可以正常進食,精神好了不少,恢復了笑容,還能跟患了白血病的小朋友玩耍。他看到她,沒有說話,默默把鮮花插在花瓶裡,問了句:怎麽樣?你還好嗎?
“挺好的,胃部已經沒有那麽難受,隔壁的小朋友雖然患了白血病,但是他們很樂觀,從來不擔心未來。”她笑著說:如果我也能那麽樂觀就好。“你向來很樂觀,你什麽時候悲觀過。”他問著,笑了笑,找了張椅子,坐在她旁邊。
“律政司是否已經落案起訴馬爾醫藥公司?”她很平靜地問著,一副不著急知道答案的樣子。
“沒有。證據不足,不能輕易落案起訴,聯邦法院會監督律政司,不能亂來。”他重複了珍的回答。
“我跟你說的兩個醫生,你還沒有找到他們?”她問著。
“逮捕了他們,可是他們什麽也不肯說,況且他們與馬爾醫藥公司毫無利益關系,難道真的要控告他們?”他好奇地問著。
她變得沉默了,良久以後才問著:那怎麽辦?
“沒有辦法,沒有足夠的證據他們是不會落案起訴。況且兩個醫生被逮捕,說不定已經驚動了馬爾醫藥公司的法律顧問,他們估計已經在商量對策,提前做好了準備工作,要入罪就更是難上加難。這也沒事,最多就是增加受害者,他們的營業額再翻一番,上癮的患者越多,他們的利潤就越高。你說對吧?”他在故意刺激她。然後還問著:對了,你當初為什麽會選擇吞下那麽多藥?難道你不知道這等於在自殺?
“我不知道,我隻記得我當時很痛苦,上癮的感覺一直存在,我對藥物產生了依賴,無法自拔,我不想這樣。我很渴望擺脫它,可是我真的做不到,我覺得很痛苦,一下子受了刺激,就把所有的藥都吞了進去,就圖個痛快。沒想到還是出事了。我的胃一點也由不得我自己,它一直在扭曲,釋放出大量的胃液,胃酸倒流,使我產生了乾嘔的現象。我很害怕這種感覺會出現,我要抵製它,就只能這樣。”
“服食過量的止痛藥自殺的案例是非常的多,你這種情況一點也不稀奇。”他很冷漠地說著。
“你在說什麽?”她表示很驚訝。
“最近有很多自殺案例是由吞食過量止痛藥造成的。你比較幸運被救了回來,他們可就沒有那麽幸運了,睜開眼睛就見到了上帝。”他站起來,挪開凳子,緊緊握著她的手:你是對的,你完全沒有義務站出來指證馬爾醫藥公司,我不能對你進行道德綁架,祝你早日康復。他一隻腳踏了出去,她就喊住了他:慢著,有些事情需要我們去做,我們就必須要做。你跟珍說一聲,讓他們放心落案起訴吧,我會完成我的工作。
看來他的過度煽情起了作用,他心滿意足離開醫院,此時珍妮特的身影出現了,這幾天她一直在跟蹤他,監視著他。她知道他想要什麽,他想伸張正義,那麽她就絕對不會讓他得償所願,她從中搞破壞,那麽如何破壞他與律政司的合作關系呢?其實在她心裡早就有了全盤計劃。她的這個計劃不僅僅可以破壞他的形象,說不定還能破壞他與辛波斯卡弗的婚姻關系。她找到了一個工具人-瑪麗娜。瑪麗娜是黑澤明之前在律政司工作的私人助理,曾經一起工作過一段時間,其余時間也有合作,兩人的公事接觸也很頻繁。她調查過瑪麗娜的私生活,盡管她不在乎薪水的多少,然而她卻揮霍無度,把金錢浪費在奢侈品身上,信用卡的開支完全超過了限定的數額,每個月都要面臨堆積如山的債務,她根本就不在乎,面對債務她不慌不忙,但是也在尋求解決的方案。這個方案就是對金錢的渴望。珍妮特找到了瑪麗娜的弱點,她要利用瑪麗娜破壞黑澤明的婚姻、事業以及社會的聲望。不僅如此她還要讓他體驗眾叛親離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