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決定性的前一夜，所有人的心情都是極度複雜的。

  三名被告在拘留所徹夜未眠，他們躺在各自的床上，心情沉重地望著天花板。

  他們都在擔心一旦罪名成立，就再也沒有機會看到更多美麗的夕陽。他們隻好將這一切的期望放在了各自委托的律師身上。

  此時此刻，他們的律師在做些什麽呢？

  維斯瓦科·辛波絲卡弗目光呆滯地窩在沙發上，桌面上擺滿了過往同樣類型的案件，稿紙鋪滿了密密麻麻的文字與符號，有很多是專業名詞，以德文代替，其他文字是無法直譯的。電視機播放著的聲音絲毫沒有影響到她哀傷的情緒，不知道為什麽，以往她每面對一宗案件的結案陳詞，她都是非常輕松並且毫無壓力，偏偏唯獨這一次，她像是滿懷心事那樣，寫滿了苦難。

  桌面上除了擺滿了法律文件以及過往的案例之外，還放了一些小小的藥丸，那是拿來壓製她心臟病的有效良藥，但是說實話，其實她一直在承受著心臟的疼痛所帶來的壓力，甚至在法庭上盤問證人的時候，她都是有所保留，不敢過於用力，一旦情緒失去控制，心臟機能負荷不了，說不定她就會因此一命嗚呼。

  她在不斷地提醒自己，明天做結案陳詞的時候，是不能太激動，千萬要穩住情緒，這是醫生對她的忠告以及關心。她一定要等到心臟可以移植的那一天，熬到那一天，她的生命就可以重生，這樣她就可以打破辛波絲卡弗家族被詛咒的命運，這也是唯一的方法。

  她別無選擇。

  她默默地向上帝祈禱，希望得到無名般指引。

  她愛主，為什麽總是讓她如此孤獨呢？一個個地離棄了她，你怎麽可以答允？

  黑澤明則是一如既往那樣，將自己鎖在房間裡，拿著一本比資本論還要厚實的法律詞典以及龐大的分析案例作為結案陳詞的參考，他永遠是這樣，左手拿著香煙，右手拿著鋼筆，在白紙上井然有序地撰寫著詞稿，在他進行思考的時候，他的一群損友都會跑進來騷擾他，誘惑他去酒吧花天酒地，當然他上一次喝醉了以後，就再也不敢亂喝酒。他永遠想不明白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麽他的那些損友永遠都在他做正經事的時候才去跑過來搗亂，平時需要他們的時候，卻一個也沒有出現。這是他永遠都想不明白的一個問題。

  在神聖損友的再三要求下，他還是拒絕了他們的請求。

  “你們這些家夥啊，能不能別在我做正經事的時候跑來騷擾我！“

  ”你平時也很喜歡鬧著玩的，不用假扮上進青年耶。“

  ”明天就要結案陳詞了，不是開玩笑的，你們別鬧了，外面有吃的有喝的，你們去外面看球賽好了，等這宗案件完結了以後，我們再去玩。“

  ”哎呀，真是沒意思，遇到一個假扮上進的青年。我們去玩吧，不用管他了。“

  他提醒著：喂！記得關門啊！別老是不記得關門！
  他繼續埋下頭撰寫結案陳詞，寫著寫著，他臉上的神情逐漸也流露著對明天對未來的一絲絲焦慮與不安，這一次的檢控官可以說是用盡了九牛二虎之力起訴他們，他不禁對自己的能力開始感到不應該存在的懷疑。

  窗外閃爍不停的星星似乎在照耀著他複雜又憂心忡忡的內心……

  朱迪斯的結案陳詞早就已經寫好，擺在了桌面上，她擁有著異於常人的記憶力，更何況是自己寫出來的東西，早在德國柏林的時候，她就已經對世界目前對經濟以及政治的狀況演講過，隨後在愛爾蘭以及蘇格蘭也有演講的經歷，結案陳詞對於她而言是一件簡單得不能再簡單，而且是異常熟練的事情了。

  因此她不必遭受結案陳詞所帶來的恐懼。

  她站在窗戶前，拿著毛巾，擦拭著律師帽，很用心地清潔著上面的細菌，旁邊就放著一個小小的木箱子。窩在沙發上看雜志的克裡斯仃看到了這一幕，她頓時就聯想到電影《控方證人》開頭的那一幕。

  她不禁坐起來好奇地問著：明天之後，你就要將這頂象征著律師身份的帽子藏到箱子裡了？
  朱迪斯歎息著說：誰知道呢？也不知道以後還有沒有機會戴上它，或許還有萬分之一的概率呢？這個世界除非毀滅了，不然低概率的問題仍然有可能發生的。

  她忍不住嘲笑起來了：看你的樣子那麽傷感，就像是將一個人送進棺材那樣沉重。

  朱迪斯若有所思地說：說不定是真的將某一個人送進了棺材呢？這很難說的。

  她不禁好奇起來：明天的結案陳詞，你有多少把握？

  朱迪斯似乎並不打算正面回答她的問題：我也不知道，隨緣吧。

  煎熬的一夜終於過去，取而代之的是美麗的朝陽，照耀大地，上帝賜予光明，賦予希望。

  高等法院
  三名被告回到了本來的位置，他們的目光都留在了各自的辯護律師身上，他們的希望都寄托在他們的身上。

  法官：現在是結案陳詞階段，主控官你可以開始了。

  帕特麗夏站起來，右手握著左手的手肘：
  “法官大人，各位陪審團，接下來我將會為你們陳述一宗極度令人痛心疾首的謀殺案。本案的死者只是一名簡單的學生，光明正大地與同班的女同學約會，本來男歡女愛是一件平常的事情，我們是不應該戴有色眼鏡看待男女之情。但是本案的第一被告因為對前度女友念念不忘，繼而對前度女友的新男朋友產生了深深不忿的怨念，他無法接受以前的女朋友找到新歡的事實，在酒精的催促下，他竟然在心裡萌生了報復死者的念頭，不僅如此，他甚至以金錢利益誘惑促使其余兩名被告，也就是本案的第二、第三被告，與他一起結伴同行，齊齊去找死者麻煩，並且藏有攻擊性武器。而其余兩名被告也因為無法忍受金錢的誘惑參與了打鬥。很遺憾的是，死者體格健碩，孔武有力，一般的人是無法擊倒他，死者的奮力抵抗惹惱了三名被告。最終死者因為體力不支，無法與三名被告匹敵，最後失手被擊倒，在倒在地上，滾到牆後面之後，三名被告仍然窮追不舍，在死者完全失去抵抗力之後，無視人權，踐踏生命，繼續對死者拳打腳踢，在這個過程中，沒有人想過要停手，最終導致了死者心臟停頓，出現休克，生命接近消亡的狀態，最後證實重傷不治而死亡。一個不應該發生的悲劇就這樣出現了。較早之前，法醫的檢驗報告也證實了，在上救護車之前，死者已經沒有生命反應，換言之死者是死在了停車場。保安主任也親眼目睹三名被告與死者發生打鬥的情況，控方也列舉了三名被告參與毆打的動機，而且也有證據指出，凶案現場找到的攻擊性武器是第一被告刻意攜帶過去的，換言之他根本就是有計劃有預謀地去謀殺死者。雖然攝像頭無法拍攝到死者滾到牆後面之後所發生的情況，但是三名被告有份參與毆打死者，導致死者死亡卻是鐵一般的事實！這一點，任何人都不可以否認，這是無容置疑的。在該案件中，第一被告與第二被告紛紛指出當時他們都已經停下手沒有再毆打死者，唯獨第三被告還在毆打死者；但是到了第三被告出庭作證的時候，卻指出是第一被告在死者倒地以後，還繼續毆打死者，導致了死者的死亡。在兩個故事的版本裡，我們到底應該相信誰提供的情況是屬於事實呢？或許我們應該相信第一被告與第二被告所說的話？還是說我們應該相信第三被告所說的話？畢竟真理是掌握在少數人的手裡。但是我們為什麽不認真思考一下，三名被告出庭作證的動機與意圖呢？他們只不過是在互相指責，互相推卸責任，以此擾亂陪審團的視線，稟著犧牲一人利益，爭取其他人利益的心理而作出的指控。當然我們是非常不願意相信，三名被告全部在最後的時刻都有份參與毆打死者，但是事實往往是非常殘酷無情的，我們不得不面對這個事實，那就是：三名被告都有份謀殺死者，而他們為了逃避責任，嘗試著攻擊對方。在基於證人與證物以及種種事實賦予我們真相的大前提下，在這裡，我懇請各位陪審團，判第一、第二、第三被告謀殺罪名成立！”

  法官在本子上簡單地寫著，漫不經心地說著：第一被告辯護律師，你可以開始結案陳詞了。

  辛波絲卡弗從座位上站起來，朝陪審團點了頭：

  “沒錯，這的確是一宗看起來是謀殺案的案件，但是我必須要提醒大家一件事，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個謀殺的指控，必須是要建立在毫無疑點，毫無疑問，證據確鑿的大前提下，方能提出謀殺的起訴。正如控方所指出的那樣，死者滾到牆後面所發生的事情，沒有人知道，只有誰知道？只有參與毆打的三名被告才知道後來所發生的事情。我當事人已經很明確地指出，當時在死者奄奄一息躺在地上，完全失去抵抗力之後，他已經停下手，沒有再動手對死者進行毆打，這個已經是一個很明確的事實：我當事人只是參與了前期的打鬥，也就是攝像頭可以拍攝到的位置，到了牆後面所發生的事情，他已經沒有再參與，真正繼續毆打死者的人並非我當事人。盡管控方有足夠的證據證明我當事人有殺人動機，可是這些只能證明我當事人在處理感情失敗時候的脆弱狀態，並不能作為非一般的殺人動機，因為這樣對我的當事人是有失公允的。看不到牆後面所發生的事情就是該案件的最大疑點，究竟是誰還在毆打死者呢？沒有人知道，我不知道，陪審團也不知道，也正因為我們都不知道，我們是沒有權利去裁定我的當事人是有罪的。謀殺的定義是必須要具備真實的證據，證明謀殺曾經發生過，但是很明顯，控方所提出的指控是含糊其辭的，死者滾到牆後面的事情我們只能憑空想象，根本不能百分百肯定，究竟是不是我當事人毆打死者致死的事實。在種種證據都存在常規性矛盾的情況下，在這裡，我懇請陪審團裁定我當事人謀殺罪名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