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醫院裡，瑪麗把自己困在病房內，不肯出去，反鎖著門，也不讓護士進來。任憑他們在外面怎麽叫喊，她都沒有理會。病房內還掛著日歷，她的眼睛在凝視著用紅色標注的日期，今天是開庭作證的日子，也是她被迫答應英國法院出庭作證的時刻。她一點也不喜歡英格蘭，總覺得他們的法律很霸道很無理，一點也不民主，她不希望指證男朋友，可是站在法律的范圍內，她又不得不這樣做。她充滿了悲觀的想象：當她站在法庭上指證彼得的時候，他必然恨死她了吧？他必然會這樣，他很容易激動。她用力咬著手指，內心很慌亂，直到莫妮卡等人在外面喊她，她這才打開病房的門，讓她們進來。

  “聽護士說，你情緒很激動。”

  “沒有。他們在胡說八道，你這是在無中生有。”她坐在病房上，無所謂地說著。

  “你準備好了嗎？現在時間還早，我們可以吃點東西再去法庭。”莫妮卡坐在她旁邊，緊緊握著她的手。

  “我沒有別的選擇了嗎？”她問著。

  “很遺憾，幾乎沒有。”

  “那我懂了。”

  她正準備跟著莫妮卡辦理臨時出院手續，醫生在這個時候出現了。他那雙充滿慈祥的眼睛，始終在關注著瑪麗：噢，我想起來了，你要去法庭。不過要記住我說的，不要激動，不要悲傷也不要過度悲憤，那樣會影響你的身體。我會安排護士在法庭上看著你，一旦出現什麽情況立馬就會送你回來。

  瑪麗轉過身對醫生說：“謝謝你，我想我會沒事的。”

  “走吧。”莫妮卡的聲音比較低沉，她明白瑪麗的顧慮，說不定這一次的出庭作證會影響他們的感情，但是沒有辦法，她是知情人，也只能這樣。

  理查德這幾天的心情很愉悅，大概是因為他完成了“兄弟會”委托的任務，抵消了上一次任務失敗的罪過。今天是開庭審理的日子，他一大早就收到了一封從醫院寄過來的信封，他閱讀了簡短的內容，這讓他很是糾結，他知道這是違規的，不符合法律程序，可是他無法主張，只能接受。他手裡緊捏著信封的紙張，想了一下，還是將信件塞回信封裡，揣進抽屜裡，假裝什麽也沒有看到，站在桌子前，給自己調了一杯“瑪格麗特”加了冰塊，吃點麵包，他的臉很紅，大概是喝了酒的緣故，不過不影響他在法庭上的發揮。英國法律可沒有規定律師在上法庭給當事人辯護之前不允許喝酒，現在可不是酒駕。他準備了計程車，計算了時間，應該可以在指定的時間內到達地點。這幾天他都在打聽“共濟會”的行動細節，無法確認那天與他一起爭奪信函的人的身份，這一點一直纏繞在他腦海裡，他對此很執著，對方身手不錯，行動迅速，做事也很有效率，他非常願意與對方結交朋友。只可惜他追查不到對方的身份信息。他剛剛換上褲子，突然好像感覺到什麽在頂著他，他順手一摸，意識到是槍械，他頓時松了一口氣，將槍械從褲兜裡卸下來。上一次任務失敗之後他一直擔心會有殺手來報復他，他提心吊膽了很久，一直攜帶著槍支在褲兜裡，絲毫不敢掉以輕心。現在他完成了新的任務，最終彌補了之前的失敗。現在他就再也不用害怕了。放下槍械之後，他反而還更加安心了。

  他提起外套就出門了，當然還有律師的卷發，沒有這玩意，說不定還會被趕出法庭。

  理查德的問題解決了，莫妮卡的問題又增加了。

  她的情況剛好相反，到了法院之後，她走進女廁所的最後一格，躲在裡面，她在腰後放進槍械，很短很小的槍支，藏在身後基本不會被注意到。按道理來說，到了開庭時間，她就絕對安全了。可是她仍然擔心在法庭上會遭到槍擊，所以提前做好準備也不是不可以。不過這玩意的確挺沉重的，槍套裝的腰帶纏繞在身體上，重量還是會感覺到。

  她從廁所出來，梅菲斯打量著她：你在裡面待了很久。

  “我在補妝。”

  “在法庭上不需要化妝。”

  “這是我的習慣。”

  莫妮卡從容淡定地從梅菲斯的身旁走過，隨後一直在拍著胸脯，看來她還是不太能習慣說謊，很容易露出破綻。

  他們如約走進了法庭，司法人員都在默默各就各位，不知道為什麽，她今天好像意識到司法人員與之前的不太一樣，她內心充滿了不安與恐懼，勉強坐了下去，她觀察著旁聽席位上的每一位公民，總覺得他們很陌生，當然他們本來也很陌生，可是她總覺得他們有點不對勁，好像一直在盯著她似的，她擔心在旁聽席上會隱藏著一位殺手或者槍手，或許會在她盤問證人的時候對著她開槍；噢，不，不一定是旁聽席上的人，也許是陪審團的成員也說不定。大陪審團的成員選拔制度跟美國的不太一樣，她沒有研究過英國的大陪審團組成機制，對於是否品流複雜，她也說不準。這樣就導致了她在法庭上坐立不安的表現。她甚至還很小聲問梅菲斯：英國法庭有搜身的慣例嗎？

  梅菲斯以為莫妮卡在開玩笑，不以為然地說著：你進來的時候有沒有搜身？

  “沒有。”

  “那不就得了。況且沒有理由的搜身被認定是侵犯人權，這裡還是法庭，他們能搜身嗎？”

  “英國以前有律師在法庭上被刺殺嗎？”

  “噢，親愛的，英國歷史我不懂，或許有，但那也是英國還是海盜國家的時期。它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就搖身一變，成了紳士。”

  “你今天有穿防彈衣嗎？”

  梅菲斯頓時覺得很無語：“什麽？你到底是怎麽一回事！整個人都心不在焉的。”

  此時法官進來了，梅菲斯提醒她：趁法官剛剛到，你如果身子不舒服就要請假，後面那幾位律師可以代替你。

  莫妮卡看了看身後的律師團，再看了看理查德孤身一人，簡單回絕了：不用。

  她現在陷入了一種困境，無論看著誰都像殺手，她屏著呼吸對梅菲斯說：“如果我死了，麻煩你將我剩余的財產全部捐給民主黨吧。我相信民主黨可以帶領美國走向更繁榮的發展局面。”

  梅菲斯思考了片刻，無奈坦白道：是這樣的，你這種話已經不止說過一次，但是呢，根據我們的記錄，你的銀行帳戶裡並沒有任何的存款，身上還欠了不少美元債務，也就是說，哪怕你死了，債務還在呢。

  她這才反應過來：是嗎？那沒事了。

  布魯斯的位置正好在中間，他正在宣布著：檢察官，你可以開始傳召證人。

  莫妮卡：按照慣例，我們應該第一時間傳召法醫出庭作證。

  布魯斯：本席批準。

  伯文·勃克很快就被傳召到證人欄裡。英國的制度與美國幾乎一樣，專家證人、法證、鑒證甚至是醫生都不需要在法庭上宣誓。因為他們的職業本身就是一種忠誠，是無限被信任。當這一類人的誠信也出現問題，那麽這個國家就應該開始反思到底是哪裡出現了問題。

  莫妮卡：麻煩你向我們講述關於本案死者的一些基本情況。

  伯文·勃克：死者的死亡時間大約在凌晨的三點四十分至四點五十分左右。死亡的原因是頭部遭遇多次重擊，導致頭骨嚴重爆裂，顱內壓突然升高就會壓迫著腦內神經，造成腦乾死亡。如果這一推論成立基本可以斷定死者是死於腦死亡，而且是遭受嚴重的虐打致死……不過實際上仍然有另外一種可能性。死者的頭顱在凶案現場爆開，頭骨散落一地，腦漿浸濕了地板，染紅了一部分。初步可以判斷，死者的頭顱是遭受近距離槍擊而導致頭顱爆裂。由於虐打與槍擊爆頭的時間太過於接近，所以基本上無法判斷到底是死者被打死以後才爆頭，還是在奄奄一息的時候被爆頭。前者發生的概率理論上當然會很高，但是也不排除後者發生的概率。除了頭顱遭到近距離的槍擊之外，死者的身上還有其余的虐打傷痕，不過多半是皮外傷，沒有多大的影響。

  莫妮卡：我暫時沒有其他的問題。

  布魯斯：第一被告的辯護律師，你是否還有別的要補充？

  理查德：有的，法官大人。你認為一個正常人在可以用棍子打死人的情況下卻偏偏要使用槍械呢？

  伯文·勃克：倒是有可能。

  理查德：站在常人的邏輯角度呢？
  伯文·勃克：那估計不會多此一舉……除非，除非凶手對死者持厭惡、憎恨的態度，補一槍當作發泄。

  理查德：那就是說，在你的潛意識內，你也認為爆頭是在死者死亡以後才發生的。

  伯文·勃克：我可沒有這樣說過。

  理查德：要不我們就當作是死者死後才遭遇槍擊爆頭！

  莫妮卡：簡直是不可理喻！辯方律師居然企圖在引導法醫回答問題！況且主觀臆斷與事實基本不相符，辯方律師企圖在混淆視線。

  布魯斯：辯護律師剛才的那一番話，陪審團可以不作記錄。

  理查德：法官大人，我暫時沒有其他問題。

  盡管他的引誘發言被莫妮卡擾亂，但是他基本上成功影響到陪審團了。看他們迷茫的目光就能猜到大概。

  麥卡倫：請問在死者的屍體上是否還有其他的另類傷痕呢？我指的是，除了虐打與槍擊，例如酒精中毒、食物中毒之類的。

  伯文·勃克：我檢查過死者的胃部，一切正常。

  麥卡倫：那就是說，在凶案現場只有兩種作案手法，要麽是活生生將死者打死；要麽是開槍打死死者。

  伯文·勃克：沒錯，你絕對可以這樣說。

  緊接著就是鑒證部的馬爾·尼爾德出庭作證。

  莫妮卡：請問你在凶案現場是否采取到有效的指紋呢？
  馬爾·尼爾德：在凶案現場，我們采取到第一被告的指紋，四處都是他的指紋，就連被懷疑曾經用來襲擊死者的棒球棍上面都發現了他的指紋以及毛發纖維、毛囊、皮屑以及人體的油脂。初步判斷是他當時緊握著棒球棍，力度過大留下的痕跡。

  莫妮卡：整個案發現場只有第一被告的指紋？
  馬爾·尼爾德：不，遠沒有那麽簡單。在地板上發現了一些鞋印以及殘余毛發，經過化驗對比，發現是屬於第二被告的；而事後我們在被告所居住的酒店裡發現了一雙鞋子，證實與案發現場的型號大小基本吻合，因此可以證明他去過凶案現場，並且短暫停留過。

  莫妮卡：法官大人，我暫時沒有其他的問題。

  理查德：除了兩名被告的鞋印之外，是否還發現了一組新的鞋印？
  馬爾·尼爾德：是的。我們在案發現場的樓下垃圾桶裡發現了一雙奇大無比的鞋子，證實與凶案現場誇張無比的鞋印是想匹配的。我想這個家夥肯定很喜歡隱藏自己，而且很喜歡浮誇的作風。擺明穿了很不合尺寸的鞋子，標新立異，以此證明自己與眾不同。這一種奇怪的心理隨處可見，真是個奇怪的失敗者。

  理查德突然下意識瞥了一眼他目前正在穿的鞋子，沒錯他向來如此，喜歡穿不符合尺寸的鞋子，故意穿更大尺寸的，這是他的習慣。剛才被鑒證老哥內涵了一番，他覺得很不爽。

  理查德：換言之，凶案現場不止兩個人進入過。

  馬爾·尼爾德：沒錯。不過那個故意穿大碼鞋子的家夥估計與此案無關，他就是個過路的。

  理查德氣得不行，但是又不能發作，只能作罷。

  麥卡倫：請問你們的同事是否在案發現場找到類似槍械的證物呢？

  馬爾·尼爾德：然而並沒有。只在地板上發現了零星的火藥殘留，子彈的型號倒是找到了，可是這種型號很普遍，在美國隨處可見，尤其是黑人的腦袋裡……或者說頭蓋骨……不好意思，我只是在開玩笑。

  麥卡倫：你覺得你自己很幽默？
  馬爾·尼爾德：我說不幽默你也不能拿我怎麽樣。

  麥卡倫：你猜對了，事實的確如此，雖然很不爽。你該慶幸這裡是英國。

  布魯斯：辯方律師，請你不要拖延時間，盡快繼續質問證人。

  麥卡倫：請問你在案發現場有沒有發現或者找到我當事人的指紋呢？
  馬爾·尼爾德：暫時沒有。目前來說，只有第一被告。

  麥卡倫：非常感謝你。法官大人，我這邊暫時沒有其他的問題。

  莫妮卡：法官大人，我要求傳召控方證人瑪麗女士出庭作證。

  理查德翻白眼，彼得倒是很激動，趴在木欄上，手掌緊緊握牢著木棍，這是他最不想看到的局面。

  理查德：法官大人，根據英國法律夫妻之間不能淪為相互指證的關系，因此我懇求法官大人撤銷瑪麗作為證人的資格。

  莫妮卡：法官大人，證人與第一被告只是情侶關系，根本沒有注冊結婚！因此他們的婚姻關系基本不存在。

  理查德：我非常讚同檢察官的說法。可是他們已經有了夫妻般的感情，也有過性生活……

  布魯斯：辯方律師，本席很明白你的心情，不過本席希望你明白，只有法律承認的婚姻關系才有存在的意義。與感情深厚沒有關系。

  理查德想阻止瑪麗出現。

  然而瑪麗還是在書記員的指導下一步一步踏入了證人欄，在那之前還宣誓了：

  “我向萬能的上帝起誓，我所作之證供均為事實以及事實之全部，如果提供了與事實不符的供詞，那麽我本人願意法律的製裁。”

  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瑪麗指證彼得，因為那樣會導致彼得很容易情緒失控。

  莫妮卡：剛才辯方律師已經為我們解答了一個問題。你與第一被告是情人關系，對吧？

  瑪麗：沒錯。

  莫妮卡：在案發的那天晚上，第一被告是否有異常的舉動呢？
  瑪麗：他那天很奇怪，準備了一頓還算豐富的晚餐，那晚他仿佛心事重重的樣子，我們還是吃完了餐桌上的食物。然後他哄我回床睡覺。

  莫妮卡：這話聽得怪怪的。

  瑪麗：大概的意思就是，他讓我早點休息，他就去隔壁的床睡覺。

  莫妮卡：為什麽要分開睡呢？哪怕你們沒有結婚也能睡在一起。

  瑪麗：我當時也有著相同的疑問。後來他的一個舉動就讓我明白了他的確有古怪。

  莫妮卡：他做了什麽不可描述的行為？

  瑪麗：那倒不至於。他給我準備了一杯牛奶。

  莫妮卡：就因為一杯牛奶你就覺得他有問題？
  瑪麗：我們在一起的日子不算短，對彼此的生活習慣還是很熟悉的。可是他似乎忘記了我對牛奶是過敏的，喝了之後全身會奇癢無比，轉輾反側無法入睡，經常會影響到身邊的人。他知道這件事，他知道我對牛奶過敏，可是他卻給我衝了一杯暖呼呼的牛奶。

  莫妮卡：接著呢？發生了什麽事情？
  瑪麗：我假裝喝了牛奶，然後倒在被窩裡，假裝入睡。本來我是想試探他到底想做什麽。一個小時之後，我去隔壁房間找他，卻發現他已經不在房間裡，也不在樓下的咖啡廳什麽的。總之他失蹤了，就在那個晚上，他毫無預兆就消失了。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

  莫妮卡：他是什麽時候回來的呢？
  瑪麗：天亮之後。他行色匆匆，慌裡慌張，滿頭大汗。他還以為我在昏迷狀態中，直到做好早餐，我才假裝醒過來。

  莫妮卡：那就是說，他並不知道你沒有喝牛奶。

  瑪麗：是的。他一直以為我處於昏迷的狀態中，尤其是他出去以後。

  莫妮卡：你認為他為什麽要在牛奶裡做手腳呢？

  瑪麗：他的目的就是讓我一直以為他在隔壁的房間睡覺，我醒來他也做好了早餐，讓我以為一個晚上什麽事情也沒有發生。其實他半夜跑出去做什麽，我真的不知道。他根本沒有想過要跟我坦白，什麽事情都隱瞞著我。那天我跟他說發生了命案，他卻不以為然，直到我們在機場，我親眼目睹他被逮捕我才意識到，那晚可能發生了並不尋常的現象，至少看起來沒有那麽簡單，他隱瞞了我，肯定不是好事情。我的直覺一直都很準確。

  莫妮卡在眾人面前展示了阿德裡的照片，無論是年輕時候的，還是年老之後的，她都找到了。

  “請問你是否認識照片裡的人？”

  瑪麗：不認識，至少我沒有見過他。

  莫妮卡：他有沒有在你面前提起過這個男人的名字呢？（指死者）
  瑪麗：完全沒有。所以我才說，我們的感情顯然存在很多的問題，他什麽都不肯說，在即將到來的婚姻裡，他選擇了隱瞞，那樣我會對我們的感情產生了猶豫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