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彪見了楊賜最近極難得一見的笑容，心中亦是一寬，道：“郭潛陽尚著人隨信送來了十幾大車珍惜藥材，因有天子做主，兒子便都收下了。”

  楊賜笑道：“郭潛陽富甲天下，聽說還有善財童子的美稱，老夫要他幾車藥材，亦吃不窮他。”隨即沉吟了半晌，方道：“只是他這首詩，卻實在是好大一份禮啊。”

  楊彪忙問其故，楊賜道：“這首詩不過區區二十八言，看似詠的是竹石，遣詞生動，語言簡單，卻又執著而有力。這是借著詠頌竹石，來吹捧老頭子，讓我多活幾天。哈哈，這個小郭斌，實在是有趣得緊。”

  楊彪聽了，心下恍然。郭斌此詩，既是說竹石，卻又並非單是說竹石，老爺子輔翼先帝與當今天子兩朝，前半生因頗多顧忌，對於大將軍梁冀的示好頗不以為意。直到當今天子登基，他方真的於仕途上有所進益。

  然而老爺子本便是寧折不彎的性子，許多時候，便是對著天子也頗不給他留面子。可要說當今天子真正的心腹重臣，還是他的三位師長。

  劉寬是高祖的十五世孫，雖博學多才，卻終因身份所限，於士林中聲望頗不甚高。而張濟雖也是豫州汝南大族，其曾祖張酺，更是官至三公，可畢竟年代太過久遠，張家久不在中樞，實力大不如前。當然這個張濟，絕不是後世極出名的那個妻子被曹操強納的張繡的叔父。

  而楊家則是世代高官，弘農楊氏名震天下。從楊彪的曾祖父楊震開始，到其祖父楊秉，再到父親楊賜，均位列三公。幾十年來因其舉薦和提拔得任高官之人，不可勝數，親信故舊遍布天下。若再加上必將位列三公的楊彪自己，弘農楊氏也是妥妥的所謂“四世三公”。

  弘農楊氏，是楊姓的郡望之一，始自西漢丞相楊敞。到了東漢朝，亦是秉持詩書傳家的祖訓。楊家自楊震起便以正直而稱於朝中，而楊震更是被一眾儒生稱為“關西孔子”。楊震德行高至，所謂“天知，地知，我知，子知”的典故，便是來自此人。

  或許是家族傳統，當年楊震不應州郡禮命數十年，至五十歲時，才開始步入仕途。而楊秉年輕時研習 家業，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四十多歲時，才接受司空征辟。楊賜年輕時也是努力研習儒學，常隱居教授弟子，不應州郡禮命。後為權傾一時的大將軍梁冀強行征辟。

  正是這種不慕榮華、沉下心來研究儒學的厚重家風，使得楊家在中原士人中有極高的聲望，而楊家又是世代以詩書傳家，因此在中原地區，弘農楊氏的影響力與汝南袁家是難分伯仲的。而這，正是剛剛繼任天子之位不久的劉宏，極迫切需要的。

  況且此時宦官弄權，挑起了黨錮之禍，使得天下士人與天子的關系極不和睦。此時的劉宏迫切需要一個可以在士林之中說得上話的，來出面安撫士人們的心情，於是楊賜便擔起了這個任務。只是楊賜為人剛正無私，許多時候亦會惹得天子劉宏大發脾氣。

  後來劉宏漸漸大了，逐漸將宦官的權力收為己有，而繼續進行黨錮之禁，壓製士人，便成了成年天子的政治訴求了。於是，一次次地與楊賜發生衝突，又一次次地將其起複。這種現象既顯示出天子慢慢成熟了，逐漸有了自己的主意，而不會再輕易受到臣子的左右，同時也彰顯了他對楊賜的榮寵。

  這位獨身一人前來京中繼承皇帝位，並在群狼環伺中求得生存的年輕天子，因為在其急需要幫助的時候獲得了楊賜毫無保留的幫助，故此對楊賜有著一種仿佛對於父親一般的獨特感情。相應的，楊賜的長子，自己的伴讀楊彪，亦獲得了天子如兄弟般的情義。所以說，當今天下，最為徹底，最毫無保留的天子一黨，可以說便是弘農楊家。

  在楊彪看來，郭斌的這首風格極獨特，被稱為“詩”的文章，確然寫出了楊賜一生幾起幾落的跌宕起伏，將楊賜不為外物所動，心思堅定，矢志不移的性格特征描寫得淋漓盡致，可謂入木三分。

  因為詩本身質量便極高，再加上天子親口評論的事跡，又是在楊家聖眷優渥的當口，這首詩定會以極快的速度在京城流傳開來。那麽無論楊賜是否能夠好轉，郭斌這首詞便算對其人格進行了極好的概括，在其故去之後若再有評判楊賜的，便無論如何都跳不過這首流傳極廣，影響極大的七言絕句了。

  人活一輩子，到了最後，留下的不是萬頃的田宅，而是後世的名聲。能夠留下個好名聲，也算是臨死之前能為後世子孫所做的最後一點兒事情。所以楊賜說，郭斌送的這份禮極重。只要他這首詩流傳開來，楊賜像竹石一般剛勁堅韌的品質，便會隨著這詩詞流傳千古。

  只是楊彪想不到的是，郭斌這首《竹石》，當夜便在太學之中引起了轟動。太學生們爭相傳抄，許多人甚至說：“不愧是郭潛陽，漫說領兵衝殺的勇武，只是單單憑著這二十八個字，便是丞相府邸亦可進得。”

  此時的郭斌不曉得自己的一封信，一首詩又惹得京師震動，他正忙著送王越南下。

  王越受何進的囑托，要將王允一路護送到潁川郡，直到其安全為止。如今人已經安全抵達，想來王允若是呆在陽翟縣城中，不自蹈險地，於安全上是沒有什麽可擔心的。陽翟縣中高手如雲，想要在郭斌的眼皮底下害了王允，那是千難萬難，便是以王越之能，亦沒有全身而退的把握。

  任務既然完成，王越便也應該走了。

  況且王允自從到了陽翟縣後，便與司馬徽極為投契。他於儒學上造詣極深，對新鮮事物又很有興趣，因此自來到陽翟，幾日之內，便曾多次去陽翟縣學中登台演說。陽翟縣學在司馬徽的主持下，好生興旺，非但以郭斌所創各門科學為教科書授課，更是常常邀請各地極負盛名、學問通達的名士們前來講學。如今陽翟縣學的講堂，已儼然成為各家大儒傳播自己思想的重要平台，許多名士、大儒，都以能夠成功在陽翟縣學發表演講為榮。

  然而，隨著陽翟縣學的赫赫聲名傳播出去的，便是其中學生們並不甚尊重演講者的“惡名”。因為每次演講中都有提問的部分，這些學生一個個思維活躍，精力充沛，卻又多是見多識廣、言之有物。他們所提的問題，更是千奇百怪、刁鑽可惡，許多成名多年的名家便是被這些半大小子們問得張口結舌，因此壞了名聲。

  所以說，陽翟縣學讓整個文壇又愛又恨，若是有真才實學，能夠將眾學子折服的，自然會獲得極高的聲譽，更有機會被陽翟縣聘任為客座教員；而若是有魚目混珠、濫竽充數者，則定會被問得啞口無言，聲名掃地。

  王氏家族是山西的名門望族，世代擔任州郡要職，在當地影響很大，威望頗高。王家世代以詩書傳家，家學淵源，而王允天資聰穎，獨具慧質，深受上輩們的喜愛和賞識。少年時期，王允就已經成為滿腹經綸、學富五車的才子，遠近文人學士都對他刮目相看。習文章、閱經典之余，王允還堅持習武強身。他崇慕衛青、霍去病的威猛和氣度，同時也佩服他們誓死衛國的精神。認真不懈的文修武練不到數年，王允便出落為一名文韜武略無不精通的全才。

  非但如此，由於出身上層士族世家，平日除了習文練武之外，王允也經常跟隨父輩們出入官場，結交許多世家名士。一時之間，少年王允不僅在同輩中間脫穎而出，而且在整個山西也小有名氣。正是因此，王允非但於儒學造詣上浸淫極深，更是眼光開闊，見識廣博。

  這在極重實用，崇文慕武的陽翟縣學之中，自然極受歡迎。

  若說在古代的西方，於數學、哲學、物理學、天文學等領域為何會湧現出一批又一批的優秀學者，而中國卻是除了春秋戰國之外便極少有這種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景象，這其中極重要的原因是國家大小的問題。

  春秋戰國時期的國家形態，與西方小國寡民的特征極為相似。因為只要不是天下大一統形勢的國家形態，各個國家之間便會出現競爭，而競爭便會出現對於人才的渴求。所謂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反過來說同樣極有道理。只要有需求，便會有人出來提供你所需求的東西。

  正是因為天下諸國為了在群雄逐鹿的亂世求得生存，其對人才的渴求便會刺激天下人為了尋求奮發圖強的道路而努力創新道路。所以，春秋戰國時期才會出現諸如儒家、法家、墨家、兵家等各家學派。這些學派所以出現，都是為了救亡圖存，同時也是為了賣與帝王家。

  另一方面，中國人極重實用，只有在現實中“有用”的學問，才會受人追捧。不像古代的西方城邦，本多為島嶼山地，單純的農業經濟極難支撐起城邦的運作，許多人便不得不去海上討生活，又或者經商求富。中國以農業為根本的經濟基礎，決定了依靠農業生產是發不了大財的，所以成立自己的國家，收取賦稅，才是最省力，也是最賺錢的買賣。

  可自秦始皇統一天下以來，至今四百余年，整個國家一直處於統一的狀態。在天下人認識到，建設自己的國家並不現實後，出仕做官便成了精英階層的唯一選擇，所謂學而優則仕，也是有其深刻的經濟基礎的。

  因此，中國的精英階層都去做官了，哪裡還有工夫在那裡著書立說？不是說中國沒有那麽多閃耀著光芒的智慧，而是這些智慧都融入到現實生活中，其流傳的方式，亦多限於家學。這就是為什麽，此時的人們講究家學淵源，因為家學淵源便意味著你有豐富的知識，有豐富的從政經驗，也將會是一個值得信賴的合作夥伴。

  王允文武雙全，是真正的才智超卓之士，其既能名留青史，此時得到司馬徽的認同，得到整個陽翟縣學的追捧，自然是極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