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7章 倫敦的反應和弗洛伊德的啟發

  兩天后，《變形記》傳到了倫敦。

  渡輪把《現代生活》和巴黎報紙的評論一同運過多佛海峽，再經由鐵路分送到倫敦的各個書報商手裡。

  最先拿到的是查令十字路附近的幾家書店，他們訂了法文原版，專供給那些在巴黎住過、或者自詡跟得上歐洲潮流的讀者。

  接著是俱樂部的閱覽室，然後是私人信件裡夾帶的譯稿。

  到了二月十一日，那些靠二手消息吃飯的報紙編輯終於都讀過了至少一半內容，於是倫敦的知識階層開始發表意見。

  起初，英國人保持了鎮定——或者說，他們保持了那種面對大陸怪事時特有的習慣性輕蔑。

  《泰晤士報》在二月十一日的第三版，刊登了一篇評論，帶著濃濃的俯視海峽對岸的優越感——

  【萊昂納爾·索雷爾先生又一次證明，巴黎的文學正在從嚴肅走向乖僻。

  繼侮辱王室、擾亂殖民地、嘲諷帝國秩序之後，他又發明了可以被命名為「昆蟲社會主義」的手法。】

  這句話很快就被各家報紙轉述，態度也大多是嘲諷。

  《每日新聞》用了類似的說法，但加了一句【法國人總是喜歡把日常生活的煩惱打扮成高深莫測的哲學】。

  《標準報》更直接，說巴黎作家找不到新題材，隻好靠寫蟲子來嚇唬人。

  《晨郵報》的評論員寫了一篇短文，把萊昂納爾比作倫敦那些誇大其詞的法語教師——在黑板前喋喋不休，其實沒人在乎。

  倫敦精英們讀到這些，幾乎都忍不住笑出聲來，覺得這不過是巴黎又一次自說自話的文學狂熱——

  甲蟲？一個推銷員變成了甲蟲？這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然而，這種鎮定的氣氛沒有持續太久。

  那些白天在聖詹姆斯街的俱樂部裡嘲笑過「法國昆蟲」的紳士們，讀完法文原版後，發現自己在當天夜裡無法安然入睡。

  比如在倫敦橋附近開會計事務所的亨利·普萊斯，就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腦海裡則是另一個畫面：

  格雷高爾在門背後聽見經理的聲音，急得團團轉，仍然想解釋自己可以趕上下一班火車。

  普萊斯先生想到了自己——他管著一間十二個人的事務所，每年要處理上千份帳目，看起來是個「成功人士」「上流社會」。

  但他知道如果自己三天不到辦公室，合夥人就會開始交換眼色；如果一個月不到，桌子就會被搬走，名字也從門牌上刮掉。

  他忽然意識到，那個法國人寫的不是巴黎的噩夢；這種噩夢，身在倫敦的他也會做。

  倫敦的現代與巴黎的現代不同——這裡的生活是分區的、分層的、分階級的，被一堵堵牆、一道道門嚴格地隔離開。

  西區的紳士可以每天都吃到烤牛肉和約克布丁，同時完全不用在意東區的碼頭工人正在用一便士的湯度日。

  體面的家庭可以把女傭安置在閣樓上，每個月隻給她幾先令工資，從來不用過問冬天閣樓冷不冷、夏天悶不悶。

  帝國各部辦公室裡的官僚可以用一句「這是規定」來拒絕所有合理的請求，語氣平和，毫不在乎會死多少人。

  《變形記》則用文字的力量打破了這些牆、這些門，赤裸裸地告訴所有人——你們自詡為「紳士」，也不過是因為「有用」！

  那隻叫「格雷高爾」的甲蟲正在每個辦公室、每個工廠、每個家庭裡提醒那些「有用之人」一個殘酷的真相：

  你被愛的全部條件，就是你能繼續有用下去！

  倫敦的保守派報紙這才後知後覺地開始警惕起來。

  《標準報》又發了一篇評論，語氣嚴厲，說這部「有損公共道德」，暗示它會讓工人「對僱主產生不必要的怨恨」；

  《晨郵報》則批評它「把家庭關係描繪成全是銅臭味的冷酷契約」，認為這種寫法「不符合英國人對家庭的理解」。

  《笨拙》雜誌則刊登了一幅漫畫，標題是《法國昆蟲正在入侵》——

  畫面上，一隻戴著法式高禮帽的甲蟲，前腿夾著一根手杖，後腿踮著腳尖，正費力地爬上一張擺著烤牛肉的餐桌；

  餐桌旁邊坐著一個肥胖的英國紳士，一臉驚恐地跳起來，椅子翻倒在地。

  倫敦人看到這幅漫畫，大多哈哈大笑，他們喜歡這種自我解嘲式的諷刺，來打發來自海峽對岸的麻煩。

  可是笑完之後，許多人晚上仍然睡不好。因為他們知道那隻甲蟲不是從巴黎爬來的，它本來就在倫敦人自己的床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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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時間的巴黎，二月十四日清晨，薩彼裡埃醫院。

  這座龐大的精神病院坐落在巴黎左岸，負責收治全法國最嚴重的神經疾病和精神病患者。

  三十歲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跟在全歐洲最權威的精神病學教授讓-馬丁·沙可身後，沿著長廊從一間病房走向下一間。

  去年，他在布呂克教授的推薦下獲得一筆留學獎學金，於十月來到巴黎，跟隨沙可學習神經病學、癔症與催眠，為期十九周。

  這一周是這次進修的最後一周。下周他就要離開巴黎，繞道柏林去拜訪兒科專家巴金斯基，然後返回維也納。

  查房隊伍走到第三病區東側的一間單人病房時，沙可停下了腳步。

  這間病房的鐵架床上躺著一個人，朱爾·羅夏爾，前巴黎醫學院教授，生理學與病理學權威，法蘭西科學院通訊院士。

  在一八八四年霍亂危機之前，他的名字曾經和巴斯德並列，被寫入醫學教科書。但如今他已經瘋瘋癲癲了一年多。

  透過門上的觀察窗，可以看到羅夏爾的頭髮亂糟糟的，眼窩深陷，嘴唇乾裂，雙手被軟布條固定在床欄兩側。

  沙可推開門走進去，其他醫生都跟在他身後。

  羅夏爾聽到聲音，猛地抬起頭來。等看清了來人，他忽然像被電流擊中一樣繃直了身體，開始用嘶啞的嗓音喊：

  「放血！每秒三十滴！鹽水是謊言！你們聽見沒有？謊言！一秒！一秒！」

  「我說了一百遍！我的數據是對的！他們說我瀆職！」

  「他們——巴斯德——索雷爾——騙子！騙子！」

  弗洛伊德站在沙可身後半步，冷靜地觀察著。

  羅夏爾的躁狂症狀很典型：言語急促、邏輯混亂、聯想散漫，同時又重複著固定的詞彙——「放血」「鹽水」「巴斯德」「索雷爾」……

  他的妄想內容和他過去四十年的專業生涯有直接關係。但他失去了名譽、頭銜、地位，於是他的精神也一併失去了支點。

  等羅夏爾的嘶喊告一段落，沙可才開口：「朱爾，今天感覺怎麼樣？」

  羅夏爾瞪著他，嘴唇哆嗦著，像條被撈出水面的魚：「他們偷了我的數據！巴斯德偷了！索雷爾偷了！一秒！一秒就是生命！」

  沙可沒有反駁他，只是側過頭，對身後的弗洛伊德說：「西格蒙德，還是由你來處理。」

  弗洛伊德內心嘆了口氣，默默走上前，身後的護士則推來了治療車。

  治療車上放著一套放血用的柳葉刀和承接杯，幾個裝著不同藥液藥粉的小瓶，還有一個用電池、銅絲和海綿組成的電療裝置。

  沙可站在他背後交代著：「標準程序。先放血300毫升，然後服用10毫升碘化汞和砒霜的合劑，最後用電擊3分鐘。」

  弗洛伊德雖然讀過最新的文獻，知道放血療法在霍亂時期已經被證明無效，碘化汞和砒霜的毒性也早就受到質疑。

  但他無法反對，畢竟在薩彼裡埃醫院，沙可就是上帝！

  他拿起柳葉刀，刺破了羅夏爾的手臂內側的一條靜脈，暗紅色的血液很快就流了出來，滴答著落在承接杯裡。

  羅夏爾起初還在喊「你們殺了我吧」「說謊的人必被上帝懲罰」……但隨著血液流淌，他的聲音漸漸低了下去。

  不一會兒，他的眼神也變得渙散，像一盞快燒完的油燈。等到300毫升血放完，他的頭歪向一側，幾乎安靜下來。

  弗洛伊德替他清洗了傷口，然後從不同藥瓶裡倒出幾滴藥液，摻進半杯水裡，讓迷迷糊糊的羅夏爾喝了下去。

  接下來是電擊治療。弗洛伊德把海綿電極貼在他的小腿內側和左手手腕上，轉動感應線圈的手柄，調到中等強度。

  電流通過時，羅夏爾的肌肉劇烈抽搐了起來；眼睛瞪得像探照燈，直視天花板；嘴唇翕動著，像是在默念什麼咒語……

  三分鐘後，弗洛伊德關掉了電流。羅夏爾的身體徹底鬆弛下來，安靜地躺在床上，眼睛半閉著，沒有任何攻擊性了。

  沙可走到床邊，低頭察看羅夏爾的神色，然後對弗洛伊德點了點頭：「你做得很好。」

  接著又轉向其他醫生，開始自己的教學：「放血療法在霍亂上已經被淘汰了沒錯。但精神病患者不一樣。

  他們的躁狂往往伴隨著腦部充血和體液過剩。放血能減輕顱內壓力，讓病人平靜下來。電流刺激也有類似的效果——

  它能讓神經系統的過度興奮得到抑製。這套方法仍然有效，至少在實踐中是這樣表現的。」

  弗洛伊德沒有反駁，只是默默擦乾淨柳葉刀，放回托盤裡。

  查房結束後，弗洛伊德獨自回到自己那張小桌前。桌上堆著一摞還沒來得及裝訂的病例，還攤著一本《現代生活》雜誌。

  這是一個星期前一個奧地利同鄉留下的，他一直沒有細看過，因為實在是沒空，也沒有心情。

  弗洛伊德坐下來，把桌上的雜物推到一邊，想繼續寫那份要交給沙可的總結報告。

  但寫了幾行字，腦子裡總是浮現朱爾·羅夏爾那張臉——

  這個曾經站在法蘭西科學院講台上意氣風發的男人，如今連自己的名字都快記不清了。

  但弗洛伊德沒空替別人擔心，他現在的經濟狀況同樣糟糕。

  維也納大學給了他一個神經病理學講師的職位，但這個職位沒有固定薪水，全看有多少學生上他的課，有一個人就得一份錢。

  可像他這樣的年輕人，哪裡能吸引學生來上課？所以來巴黎之前，他全靠從布呂克教授那裡借來的錢維持開銷。

  如今獎學金也快用完了。

  下周他本應繞道柏林，去拜訪兒科專家阿道夫·巴金斯基，在柏林的兒童醫院學習幾個星期兒科神經學，然後再回到維也納。

  但他計算過路費和住宿費之後，發現帳上剩下的錢只夠買一張直接回維也納的車票。

  他收到過幾封信。一封來自維也納的朋友，問他要不要考慮放棄學術，直接開一間神經科診所。

  對方在信裡估算了一下：「維也納有錢女人多得是，她們願意花大價錢治頭痛和失眠。只要你用沙可的名聲，不愁沒有病人。」

  另一封來自一個在美國紐約的舊同學，措辭更加直接：「西格蒙德，來美國！紐約不需要行醫資格！這裡的女人——

  猶太人、德國人、愛爾蘭人……——總之人人都說得了歇斯底裡症！你只要勤動手就能發財，她們付得比歐洲人多三倍！

  去年，我隔壁街區有個混蛋把一台古怪的治療歇斯底裡症的機器賣給了一個叫特斯拉的工程師，發了大財！診所擴大了一倍！

  只要你願意來紐約，在這裡幹上五年，就能回維也納自己開個大診所。不要猶豫了！」

  弗洛伊德確實動心，他也嚮往不用再數著銅板過日子的生活。但他又想起未婚妻瑪莎·伯奈斯，他們訂婚已經四年了。

  他答應過她，等到經濟狀況好轉就結婚。可四年過去了，他仍然是個沒有固定收入的講師，租房住，靠獎學金和借款度日。

  她從來沒有抱怨過。但正是因為她不抱怨，他才更加焦慮。

  弗洛伊德揉了揉太陽穴，想讓自己暫時不去想那些數字，於是放下了報告，目光落到桌上的《現代生活》上。

  他隨手翻開，掃了幾行目錄，然後翻到部分。一句話出現在他眼前：

  【當格雷高爾·薩姆沙從煩躁不安的夢中醒來時，發現他在床上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甲蟲。】

  弗洛伊德坐直了身體，又重讀了一遍，然後接著往下讀了幾段——

  格雷高爾沒有驚慌，沒有祈求神明，沒有認為自己發瘋；他只是在想上班會不會遲到。

  弗洛伊德把雜誌按在桌上，幾乎要跳起來。因為他猛然發現——

  萊昂納爾·索雷爾，這個全歐洲都在談論的大作家，把他內心剛模模糊糊觸碰的東西，用的形式清清楚楚地寫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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