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1章 第一百七十九 新的模式
  “新芯科技與ARM達成一項全面的長期授權協議，它允許新芯科技在協議期限內使用ARM當前和未來的全部IP。

  這是一項史無前例的協議，新芯科技從ARM的客戶一躍成為戰略級的合作夥伴.”

  在這個年代沒有人知道這件事的意義，矽谷的媒體們看在周新的面子上，在自家雜志的角落裡給這則新聞留了一個角落。

  新浪、網易、搜狐這些門戶網站，對這件事的報道都要遠比矽谷雜志更多。

  協議是以新芯科技為主體簽訂的，新芯半導體是新芯科技旗下專注於芯片設計的二級公司。

  長期授權協議，有多長期？時間是二十年，這已經是英格蘭專利法律范圍內的最長時間了。

  周新打算在2010年的時候把這個時間再延長十年。

  在互聯網泡沫開始的時候，周新收購ARM的股份超過百分之四十，再到後來，對ARM的股份收購越來越困難。

  還好通過沃倫·詹森，從某個投資機構手裡，以接近百分之百的溢價收購了ARM7.6%的股份。

  至此周新手裡的ARM股份相加，超過了51%。

  手握ARM超過51%的股份，也讓周新對於ARM技術架構授權可以一言以決之。

  關建英拿著這份授權，滿懷激烈地回到了華國。

  移動互聯網的價值沒有體現，掌上電腦只是一個很窄的業務方向，用後世的業務類型來類比的話，相當於電紙書。

  有大廠在做，有固定的受眾，這個領域也不斷有新玩家入場，但是問題就是缺乏想象力和發展前景。

  關建英倒不太在意這些，因為對於新芯半導體來說，靠掌上電腦的芯片設計活下來並不困難。

  至少這一領域養活新芯半導體這樣一家芯片設計公司綽綽有余，而和ARM簽訂的長期技術授權，讓他們可以穩定地圍繞ARM架構進行研發。

  唯一感到不安的是周新，周新對於紙面上的協議可沒有那麽信任。即便他是ARM的最大股東，有一票否決權，ARM和新芯科技簽訂了長達二十年的技術授權協議。

  即便有這麽多保障措施，他依然有種預感，未來當局勢惡化的時候，協議是沒有用的。

  技術協議可以是一紙空文，技術授權可以隨時終止，簽好的合同可以以安全為由停止供貨，唯有技術人才、技術資料積累、製造流程儲備等等這些才是可靠的根基。

  “如何評價新芯科技和ARM簽訂的長期技術協議？”

  “ARM是移動芯片領域的最大技術提供方，它主要負責提供設計方案，幫助芯片設計公司們基於ARM的技術方案上進行二次設計。一般ARM和芯片設計方的合作協議都是按照具體內核簽署協議。

  比如三星圍繞著ARM v6的架構和ARM簽訂技術合作協議，ARM會專門提供v6這個型號的軟件開發工具、技術資料和銷售許可認證給三星。

  圍繞著移動芯片架構授權，ARM和大量半導體公司進行過技術授權，包括飛利浦半導體、三星、德州儀器等一系列半導體領域的知名企業。而新芯科技作為半導體領域的新玩家，唯一值得稱道的地方在於，創始人是亞洲首富周新。

  周新除了亞洲首富的身份外，還是一名半導體領域的在讀博士，當時周新在張江成立新芯科技的時候，狐疑上關於此事幾乎全部是質疑的態度。

  認為周新只是為了討好華國官方，而搞的玩票行為。從這份ARM史無前例的長期技術協議來看，周新對新芯科技絕不僅僅是玩票這麽簡單。

  這份技術授權協議有點類似‘超市采購’，如果說其他半導體企業在ARM這裡購買的是一份一份的原材料，他們在這份原材料上進行二次加工，加工成對應的菜肴。

  那麽ARM和新芯科技簽訂的協議則是超市大甩賣，你看中了什麽原材料自己任意挑選。未來當新芯科技的芯片設計能力逐漸提高的時候，這份協議會帶來巨大的好處。

  華國也將在芯片設計領域有一家真正意義上能夠和其他半導體巨頭們競爭的企業。

  之前關於周新在華國成立新芯科技這件事，我甚至還在狐疑上看到有人說周新是為了騙財政扶持，我隻想說至於嗎？別說周新千億美元的身家，哪怕他只有十億美元的身家，也不至於要回華國騙財政補貼。

  另外我認為周新對新芯科技寄予了厚望。因為我發現他旗下公司裡，只有足夠重視的企業，周新才會用自己的名字為它命名。”

  在狐疑上有個關於新芯科技獲得ARM授權的問題，這個問題下的回答者寥寥。

  主要太專業了，在當下絕大部分華國人並不知道ARM是什麽，更不清楚IP授權是什麽。

  外界不懂沒什麽，華國官方總有懂的人。

  狐疑不知道周新控股了ARM，華國官方則是收到了消息。

  從華國的角度出發，周新已經初步證明了自己的能力和意願。

  他們只等著周新所說的手機出來，如果matrix手機能夠把整個產業鏈捏合在一起，形成雪球效應，那麽華國會盡一切可能幫助周新掃清內部的阻力。

  從申海的角度出發，現在的進度已經足夠讓他們滿意了。

  在上級的督促下，華虹半導體將新芯光刻機的樣機測試工作當成這段時間的首要大事。

  新芯光刻機的技術來自於尼康，配件幾乎全部來自國外，目前只是技術的整合方，缺乏原創的技術。

  即便如此，已經是華國在芯片領域的難得突破了。

  一個是因為其他華國企業不會把錢投到這個領域，不賺錢還要虧錢，看不到希望。

  唯一有可的就是官方組織攻堅，官方攻堅就決定了不會從國外購買技術，純自研需要花的時間太久，等你把光刻機的樣機制造出來後，早就落後國外好幾代了。

  樣機做出來，還需要測試，光刻機進入到芯片製造廠商的生產環節中，對方對良品率有極高的要求。

  因為芯片代工是一個對精度控制要求非常高的行業。軍用芯片對成本不敏感，自研成本高、良品率低，無所謂。

  民用芯片則不然，良品率關乎到芯片代工企業的生命線，良品率低意味著你的成本高，建廠成本已經夠高了，在芯片生產環節中如果成本還高的話，靠什麽盈利？
  全靠自研-技術落後-技術落後廠商不願意使用-無法進入生產環境-良品率低，可以說是惡性循環。

  華國摸索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意識到半導體領域得靠市場化的力量，靠學術界研發是不符合客觀規律的。

  後世如果不是ASML不賣最先進製程的光刻機給華國，華國的光刻機大概率是會一直落後下去。

  “我們購買的主要是尼康NSR-S201A這個型號的光刻機技術。

  這是世界上第一台超過 250納米的準分子激光步進器型號。193nm製程的ArF系統針對 130納米區域。

  我們對它進行了優化，采取基於透鏡的掃描步進器來達到滿足半導體芯片縮小特征尺寸和擴大曝光面積的雙重需求的目的。

  在測試過程中，新芯光刻機的製程已經接近該技術的極限值了，只是在芯片良品率上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林本堅在向申海方面做匯報的時候說。

  新芯光刻機購買的尼康技術，是1995年推出市場，然後優化後的二代技術。

  同樣是光刻機，並不代表把技術賣給你，你就照著造出來，造出來你也很難達到對方的效果。

  很簡單的例子，同樣的教材、同樣的輔導資料、同樣的老師，有的同學能考100分，有的同學連60分都考不了。

  尼康的NSR-S201A推出的第一年就在全球銷售超過200台，經過了尼康工程師和芯片製造廠商們的長期生產驗證和不斷優化。

  如果不是矽谷和華爾街共同選擇了ASML，尼康光刻機未必會淪落到市佔率不足1%的下場。

  新芯光刻機能夠在半年的時間，複製出一個樣品已經遠超周新預期了。

  周新在得到消息後，心想我沒有系統，不會林本堅有系統吧？

  申海方面的領導也沒有問，為什麽不買最先進的技術，這種低級問題。

  “我們什麽時候能夠趕上尼康的良品率？”

  “這需要看我們和華虹半導體的配合進度，而且不能只是實驗室製造，我們需要真正進入到生產流程。”林本堅說。

  在林本堅看來，即便免費把新芯光刻機賣給華虹半導體，都要把良品率提高上去。

  HP CD全稱是half-pitch CD，是專門用於描繪光刻機領域光刻分辨度的技術指標。

  比如說193i光刻機， HP CD極限值等於38 nm.而采取EUV NXE 3400B的光源，可以做到極限13nm.
  node CD則完全不同於 HP CD。是一個半導體器件的概念，網上媒體所說的技術節點便是node CD。

  一般而言 node CD約等於1/2 HP CD。

  而在實際製造中，不可能用HP CD極限值來製造，會放寬很多。

  提到這個的意思是，即便是相同的光刻機，光源也會影響到製程。

  “華虹半導體會全力配合新芯光刻機的工作，我們會盡一切可能配合。”

  “其實申海方面圍繞著高精尖產業如何發展在進行研究，包括我本人圍繞這個課題，做過非常多的研究。

  不同階段的思潮是不一樣的，我在1980年的時候被組織外派到國外去學習企業管理。

  當時的風潮是大企業，一定要有足夠的內部規模和范圍經濟的大公司，這樣的框架才能有所創新，在技術上才能有所突破和發展。

  這是約瑟夫·熊彼特的觀點，包括阿爾弗雷德後來的著作《規模與范圍》進一步為這種觀念增加了說服力。

  也就說工業競爭力幾乎完全依賴於內部培養能力，當時國外的半導體企業，采取的也是垂直製造方式。

  從芯片設計到芯片製造，再到封裝測試，全部都由一家公司一手包辦。

  之所以有907、908、909這些工程，都是建立在這樣的思考上。

  華虹半導體就是909工程的產物，*同志在1995年年底調研三星之後，認為我們也要有自己的大企業，後來更是說砸鍋賣鐵也要把華國的半導體產業搞上去。

  我們很多領導都非常關心關注華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909工程也是國家層面在統籌規劃。

  因為看到了三星的成功，所以我們才想把華虹打造成三星的模式。

  但是等到了今天，矽谷去中心化的模式好像也不差，甚至表現出了比大企業更強的活力。

  我前不久去燕京上課的時候，負責講課的燕大經濟學教授提出了不同觀點，那就是過分強調內部創造和管理經濟能力是不健康的做法。

  它忽略了工業進化的微妙性和歷史特性。熊彼特的觀點是新古典主義理論和政策中原子化競爭模式的天真解法。垂直一體化的製造模式，反而會造成新的損耗，過於簡化問題本身的風險了。

  公司的相對優點取決於創新是系統的還是自主的。當創新是系統性的，一個企業一樣的結構將更有利於技術的快速進步。這是因為系統性創新需要在許多不同的生產階段同時改變，而互補階段的共同所有權降低了說服和協調的交易成本。

  相比之下，我們有理由認為，當創新是自主的時，網絡包括典型的極端“市場”會更具有優勢。

  當一個生產階段的技術變革可以繼續進行，而不需要在系統的其他部分，就可以進行相應的變革。在這種情況下，該公司在說服和協調方面的優勢被創新小企業群的專業化經濟和網絡的能力所抵消。

  而創新的系統性或自主性既不是完全外生的，也不是完全由技術驅動的。

  組織的結構有助於塑造創新的模式，進而影響隨後的組織結構。簡而言之，組織結構理論也是社會制度進化理論的一部分。

  究竟是大企業的模式更好，還是中小企業群的模式更好，我們也不知道哪套更好。

  我們講究的是實踐檢驗真理，因此華國選擇把中小企業群的模式探索放在張江。

  把希望寄托在華虹、新芯科技上，希望你們能夠發揮好協同作用，帶動一批半導體領域的中小企業共同成長。”

  　這一章想解釋一下，華國當時為什麽會選擇上馬大工程，以及為什麽科研導向的光刻機不可行。

  　　周新的出現給了華國在技術創新上新的路線選擇。

  　　這一章字數只有4k，但是信息密度特別高，比我寫6k還要更累。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