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學的時候得過一次流感。

　那是大三之前的暑假，我媽的事東窗事發，他們不讓我回國。管國際學生的老師同意我繼續留在宿舍，本地同學拉著我汽車環遊了十四個州。回來之後我就病了，從前很少生病的人，哪知道得流感是什麽陣仗，最難受那兩天成日悲春傷秋。最後還是瞿芝芝看不過去，拉著病愈後的我滿麻省跑，做了個項目，我給她當小白鼠。

　那篇論文最終沒發成，我也沒能如她所願，就此振作。

　陽間地府俱相似，隻當漂流在異鄉。

　我渾身都疼，在大合唱中悠悠轉醒。寬闊的獵裝車後排有股木頭味，我顛得難受，把車窗搖到最下面。

　“姚，窗子關上！”老白衝著後視鏡對我嚷嚷。

　“不行，”我斬釘截鐵地拒絕，“我要吐了。”

　“我聽不見了——”

　“不許！”薇薇安打開她想扭大音量的手，“姚，把窗關上！”

　“關了我就要吐你車上。”我一隻胳膊枕著窗沿喘氣，“這歌聽了一千遍了，有什麽好聽的。”

　她們在跟唱《Please Read The Letter》。老白是飛艇樂隊的死忠，這一路上我被迫聽了前主唱羅伯特·普蘭特跟艾莉森·克勞斯合作的專輯，原本我對男女合唱不怎麽感冒，聽著聽著覺得倒也不錯。只是薇薇安偏要單曲循環這一首歌，再好聽也聽得耳朵起繭了。

　老白還在不厭其煩地跟唱。她就只會副歌那一段，還跑調。我服了她了。

　“你一點都不懂藍草音樂，你是個假的美國人。”老白說。

　“去你的，我根本不是美國人。”說完我又想吐，扶著窗乾嘔了一陣。抬頭時我看見塊標識，一下子驚醒了：“薇薇安，你怎麽進407了？”

　“我靠。”

　“倒回去倒回去！”

　“怎麽倒啊！”薇薇安一巴掌打在老白的帽簷上，“就說了我們晚一天出發，讓姚開，現在好了吧，進收費公路了。”

　我那點乾噦已經止住了，慢條斯理地說：“我醉成這樣了你還想讓我開車？”

　“哈，好像你是惟一一個喝了酒的人！”薇薇安透過後視鏡看我，眼裡有些擔憂，“再睡會兒吧，過關的時候叫醒你。”

　“或者到紐約了再叫你。”老白悠悠地說，“你藏起來。”

　“滾！”我作勢要打她，窗子搖上來隻留了個縫。這時又單曲循環到了第一千零一遍，為了喝杯合法的酒，從多倫多回去北安普頓的路上，薇薇安和老白又開始了合唱：“請讀讀我釘在你門上的信，世事弄人，我們要的遠比這更多……”

　真是首催眠曲，我的眼皮越來越沉。頭往下點落了個空，我蹭地竄起來，薇薇安又開錯路了？

　睜眼一看，我站在一個好高的跳台上，水池很小，像哪戶上流階層的私人泳池。一塊兒環遊北美的兩個損友不見了，只有瞿芝芝站在好遠好遠，戴著博士帽，穿了件哈佛的連帽衛衣，大喊：“李姚，你快下來啊！危險！你站不住，快下來！”

　“不行！”我腿肚子發抖，但還是沒退一步，衝她喊，“我要去漢堡啦！”

　“你去漢堡做什麽！”

　“我去救我媽，不去漢堡她就不要我了！”想到我媽我立刻堅定了決心，往前一步，深深吸了口氣。

　我要跳了我要跳了我要跳了……

　“哎呀你媽在我旁邊呢，你下來！”瞿芝芝招呼我，“我們不是要一起拿到人文學科的博士嗎？你從那兒跳，摔斷了腿，那就沒有博物館要你啦！”

　我像英雄那樣衝瞿芝芝揮了揮手，猛地跳下去。原來只是個三米跳台啊，我踩著了水——水好滑，我像坐在果凍上一樣溜到了泳池邊。芝芝還在一旁觀望，我媽隻留了個背影，而且越來越遠了。我衝上去，結果越來越慢，我的雙腿封進了水泥地，觸感卻像泥淖那般，我自信能夠掙脫，結果越陷越深。

　我媽轉過來，她瘦得皮包骨了，怎麽會這樣？

　我不知哪來的力氣掙扎到了她腳邊。我媽垂下頭溫柔地看我：“我們姚姚真的長大了。”

　水泥地一下子化作火海，火海當中，我的血淚全烤焦了，成了虎視眈眈的毒蛇。

　毒蛇響了。

　我鉗住它的頭擱到耳邊：“這裡是A社波士頓的李姚在說話。有什麽我能幫到你的嗎？”

　蛇的沉默沒有持續太久，張口道：“你住哪一層？”

　“十四樓。”我聽出她的聲音，說，“我買了一條很漂亮的裙子給你……”

　我的聲音低低的，幾乎是在撒嬌。

　“姚。”她叫我。她又叫了第三遍、第四遍，直到我應聲，她才又問：“你醒來了嗎？”

　我坐起來。

　潘德小姐。

　“呃——是的，對不起。”我扶著額，頭倒是不痛了，就是身上軟得很，“我們剛剛在說什麽？”

　“你住在十四層A，對嗎？”她避而不答。

　我下意識應了聲，還沒來得及追問，就只聽見她落下一句“給我開門”，電話已掛斷了。

　她到我家了？我皺了皺眉，身上一股酸味，於是把T恤脫下來。但這樣簡單的一件事也完成得十分困難，每塊肉都很疼，特別是背上，肌肉就好像在燒一樣。我倚著床頭喘氣，夠著件皺巴巴的襯衫罩上，測了下/體溫。

　36.2℃，退燒了。

　大約周六早晨，我開始發燒。這兩天過得迷迷糊糊的，很少吃東西，可能也沒怎麽洗漱。現在衝涼是來不及了，我也不確定自己是否有力氣衝涼，匆忙穿上衣服，將客廳的狼藉稍作收拾，門鈴就響起來。

　“我是桑妮亞。你在裡面嗎？”

　“在的。”我大聲應了她，“謝謝你來看我，可是我不能給你開門。”

　門鈴沒再響，她也陷入沉默。嗓子實在痛得很，我扶著牆走到了門邊，正要開口解釋，潘德小姐的聲音忽然響起：“過去這段時間，你有不戴口罩近距離接觸過什麽人嗎？”

　我緩慢地清了清嗓子：“沒有，過去十四天沒有。”

　“你去過那幾個爆發了聚集病例的地方嗎？”

　“沒有。”

　“你有覺得胸悶或是呼吸困難嗎？”

　“沒有。”

　“給我開門。”

　“不行！”我乾咳了會兒，勉強能繼續說話，“我有乏力和四肢酸痛的情況，而且前天我發熱了，這就是為什麽我今天請了假。”

　門那頭沉默了片刻，潘德小姐的聲音再度響起：“今天是周二。”

　我愣了一下。周一已經過了？那大會豈不是開完了，老黃怎麽沒打電話跟我說優化框架的細節是怎麽處理的？我摸了摸褲子，當然沒有手機，剛剛放在床頭忘了拿了。我說：“我已經好多了，待會兒應該就能工作。真的很謝謝你專程過來看望我——”

　“開門。”

　“我不能開。”我歎了口氣，“我不確定自己得了流感還是COVID。晚一點我會跟醫生預約做個檢測……嗯，你為什麽來？”

　“至少讓我看看你。”她的語氣溫和而堅定，但對我的話根本是置若罔聞，“見不到你我會很擔心的，而且魯德拉也叮囑說要我看到你本人。你再不開門的話，大堂的管理員可能要來趕我了……”

　“魯德拉？”我的大腦好像在燒，思維遲鈍，完全辯不過她。頓了頓，我說：“你等等。”然後把口罩戴上，扣了頂帽子，把垃圾藏進廚房深處——這時我看見搭在流理台上的橡膠手套，也給套上了。

　把客廳的窗戶一扇扇完全推開，我衝著門口喊：“你開吧，我沒鎖。”

　真的是潘德小姐。

　我喝住她：“停下。”

　“好。”她頓住往前的腳步。潘德小姐偏了偏頭，神情有一瞬間的猶疑，最終笑著說：“為什麽戴著帽子？”

　“我沒洗頭。”我有點不好意思，“你介意再戴一層口罩嗎？”

　“那不會起到更多幫助的。”她的笑意未減，“那為什麽戴著手套？你沒洗手？”

　我被她逗笑了，扶著窗咳了兩聲，勉強站直，道：“我只是看報道裡那些醫護人員都全副武裝，覺得這樣好一些。”

　她做了個手勢：“還差副墨鏡。”

　“你說得對。”我忍俊不禁，“真對不起，你第一次過來，我卻不能招待你——你，嗯，你為什麽來？我挺驚喜的。”

　雖然說“喜”的部分有待商榷吧。

　“開會時他們說到你請假了。我私下問了問魯德拉，聽說他們沒聯系上你，又不知道你的新地址。”潘德小姐眨了眨眼，“再加上我想確認你沒事。我還以為有很多人都知道你住這裡。”

　“我剛搬來這裡不久，還沒來得及。”我腳下有點虛，但腦子已慢慢清醒過來，想起之前接她電話時迷迷糊糊說的話，現在又這麽邋遢地站在窗前，我的腳趾尷尬得蜷了起來。

　她的風情一如往常。比起我不倫不類皺巴巴的襯衫和起了球的束腳運動褲，潘德小姐才精致得像是這間公寓真正的主人。

　她手上拎著個印有笑臉的塑料袋，與西服格格不入，仿佛是在提醒我：這個與我相望的、眉宇間隱藏著擔憂的，不是BCG新加坡的合夥人，也並非我的敵手。她只是恪守在底線、又不由分說闖入了我的門，有朝一日，等時局安全，她會走近我。

　桑妮亞·潘德在關心我。

　為什麽？

　我心裡很亂，岔開話題：“我很好奇，管理員為什麽放你進來？”

　“我說你是我妹妹。”她全無撒謊的愧疚之心，眼睛都在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