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的話也很玄乎。

　　和江憑的對話完全就像是兩個失了智的人扯著一些沒有什麽所謂的詞語堆砌在一起亂說一通。

　　我們兩個都很高興。

　　屋頂上的吊扇乎乎的掛著，空氣的對外流通全然依靠那扇不大的窗戶。

　　於是豆大的汗珠還是那樣的流著，浸濕我們穿著的衣服，帶來夏天所獨有的生命力——粘膩。

　　這段玄乎的話告一段落之後，我和她忽然相視一笑。

　　江憑神色興奮，“我終於能說一些大逆不道的話了。”

　　“你知道醫院裡面——尤其是重症病房很忌諱說這些話，於是說不出來的時候，就在我的腦子裡面一圈圈的轉著。”

　　“其實並不是多想死，只是不願意這樣活著。”

　　她說完這話又對我笑了笑，大概是平常安慰父母的時候總要這樣笑。

　　所以她也對我這樣笑。

　　我應該勸勉她一下的。

　　畢竟這樣堅強又懂事的人應該得到這樣的勸勉，甚至我只需要輕飄飄的說出一句，“不願意這樣活著就改變一種方式。”

　　可這樣輕飄飄的話未免太不負責了。

　　江憑肯定知道要改變方式這一道理。

　　只是如何去改變呢。

　　改變所要承擔的後果太大了，這才是問題的症結所在。

　　我們都不是擁有什麽資本可以去義無反顧的人，所以只能隨著大多數人的道路循規蹈矩。

　　在這條道路上的痛苦演化為了我所說的無病呻吟，那些斥責的人似乎忘記了，勇氣也是一種資本，而物質資本與精神力量的資本在一定程度上來說是有關系的。

　　換言之，如果我家是世界首富的話，一百萬只是眨個眼睛的事情，但實際情況是，一百萬是要我家砸鍋賣鐵才能湊個七七八八的數目。

　　這是不能夠去埋怨去怪罪的苦楚，這是需要“命”中必須要“認”的一部分。

　　於是我問江憑：“你喜歡吃西瓜麽？”

　　這樣措不及防的轉折讓江憑也有些始料未及，她有些茫然的點了點頭，“挺喜歡的。”

　　“我們去偷西瓜吧。”

　　（五）西瓜地

　　沿著河再往西邊走，走到我們村與鄰村交界的地方就有一塊瓜地。

　　看地是個老農，平常我從那裡路過的時候總也不常見他，老農養著一條狗，路過的次數太多，瓜田裡的狗都認識了我。

　　早幾年，大概是七八年前。

　　穿過這片瓜地到鄰村去上課，先上小學，又讀初中，等到上了高中之後就到縣城裡面去住宿。

　　時間總是這樣，當你折算起來的時候才發現被人漠視過、痛恨過、期盼著早日度過的那麽些年，竟然已經是人生的十分之一。

　　又漫長，又短暫。

　　蹦跳歡脫的小狗已經長了長長的毛發，它也開始變得懶惰，夏天裡頭縮在自己的小屋裡面。

　　村裡人常說它遇上了一個好的主人，老農從不打罵它，還隨著它這樣懶下去。

　　可它勤勞的，十年狗生卻沒有一個人多誇讚一句。

　　仿佛狗為這些土地上的人服務便是與生俱來的榮幸似的。

　　勤勞是應該的，不勤勞是要挨罵的。

　　一條狗要是天生不勤勞，在它老年時也不會遭受這樣多的謾罵了。

　　它每天躲在自己的屋子裡面，對外面的謾罵聲充耳不聞，可能也是聽了一輩子村裡面人的挑剔，聽的有些厭煩了吧。

　　那時候地裡面還沒有圍上柵欄，中央一間低矮小屋就是瓜老農住的地方。

　　傍晚時候他總是隨意的坐在瓜田，抽著卷的煙絲，做著尋常的打扮，日複一日的看著西邊的太陽落下去，然後等著東邊的月亮升起來，看著夏季河對岸的林子裡面充斥的手電筒的光，將黑夜照的跟白晝一樣。

　　然後長長的咳上幾聲，等到月亮升到中天了，才會自己的屋裡面去。

　　江憑沒想到我真的會帶她到地裡偷瓜。

　　小時候我們就常乾這些事情，夏天偷瓜，秋冬的時候去扒紅薯吃。

　　我們趁著天色漸晚進了瓜地，她很有原則的執意要貓著腰走，相比起來我就坦然許多。江憑不知道，種瓜老農的眼睛不好，這麽遠的距離，他基本上什麽也不能看見。

　　但體驗做賊的快樂大概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見解，她樂意貓著腰就貓著。

　　挑挑揀揀好大一會才從地裡面選出了一個不算大的瓜，江憑抱著瓜出來跑了老遠的距離嘴裡面還念念有詞，“不能這樣，人家年紀這麽大了種個瓜也不容易。”

　　我說：“當然直到不容易，白天的時候已經給了錢了。”

　　江憑反應過來，“那算什麽偷麽！”

　　我從她手裡接過西瓜，空下來的另一隻手拉起她的右手，“但是體驗到那種感覺了，不是麽？”

　　她說：“那倒也是。”

　　夏天的蟲鳴依舊悠長，我們倆在她家屋子後面用鐵杓的把破開了西瓜，你一口我一口的把這個不算大的西瓜給吃完了。

　　瓜還留著點白日裡的余溫，也不算特別甜，好在汁水豐盈。

　　我和江憑都需要一點這樣奇怪又刺激的事情來告知一下自己身體上的每一個細胞，說，“喂，你們的主人還在活著。”

　　江憑從不大聲的笑。

　　和她待在一起滿足了我對夏夜的所有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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