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手表櫃裡好像儲存著很多星星，紅的，藍的，白的，它們也在旋轉。我擦擦眼睛，說不出話，秀秀也不說話了，漸漸地，她的呼吸輕了，平穩了。我想，她睡著了。我拿起她在看的書，《說話的藝術》。

　　我放回去，這時，房間的門開了，我看過去，業皓文走了進來，幾乎沒有腳步聲，他看著我，指指秀秀，頭往一邊歪，雙手合十放在耳朵下面。我點了點頭，輕手輕腳地從被窩裡鑽了出來。秀秀沒有睜開眼睛，只是嗚咽了聲，業皓文趕緊拿起床頭櫃上的一隻狐狸公仔塞進了秀秀懷裡。秀秀抱住那隻小狐狸，翻了個身。我下了床，起身走了出去。走到客廳，業皓文也出來了，他喊我，和我說：“你的衣服洗了，晾在陽台了。”

　　我說：“我先回去了，她醒了你和她說一聲吧。”

　　我們兩個人輕輕地說話。

　　業皓文問我：“我拿身衣服給你。”

　　我說：“不用了。”我又說，“洗好了之後我快遞寄給你吧，寄去你們公司好了。”

　　業皓文說：“吃點東西？”

　　我搖頭。他問道：“你回融市？飛機還是火車？”

　　我說：“火車，現在去買票。”

　　“我送你過去吧。”業皓文說。

　　“不用了。”我說。

　　我走去玄關，業皓文跟著我，我穿鞋的時候，他站在我後面，問我：“小寶他們最近還好吧。”

　　我說：“你不用沒話找話說。”

　　他清清喉嚨，遞給我一張濕乎乎的五十塊錢，半包煙，我的手機和一只打火機。我接過來，穿好鞋，我就走了。走到他們小區門口，我約了輛車，司機二十分鍾後能到。雨停了，地上很乾，好像沒下過雨一樣，我點了根煙，煙是濕的，抽了一口就自己滅了，我咬著香煙等車。

　　一輛輛車開過來，有的司機放下車窗，從車裡看我，我也看他們，看車型，看車牌，都不對，都不是我等的車，等到我等的車到了，我坐上去，司機問我：“火車站是吧？”

　　我說是的。他在車上用微信聊天，外地方言，我聽不懂，我看外面，風順沒有什麽太大的變化，我離開它的時候它就已經是一個發展得很完備的現代化大都市了，機場，火車站，地鐵，什麽都有，什麽都很新，地鐵線路每年都在延伸，將周邊的小縣城，小村莊一個個連接起來，只要半個小時，五塊錢，就能從偏遠的郊區去到什麽都有的市中心。我們的車經過市中心時，堵了會兒車，路上很熱鬧，有中年婦女在空地上跳廣場舞的，有一大幫醉酒的男人走在路上，一個人被落下來了，在街邊狂吐，一個女孩兒坐在長凳上哭，一個男孩兒追著一顆紅色的氣球瘋跑，他母親在他身後喊他，追他。他們要回家了，氣球卻跑了，男孩兒不想和氣球分開。氣球還是自己飛上了天去。

　　我買了張最便宜的慢車車票，坐了一個通宵才回到了融市。出火車站沒多久，我接到了盒盒的電話，他媽醒了。我趕去醫院，盒盒媽雖然蘇醒了，但是還在重症監護病房，病房裡的護士看到我就問：“小余人呢？？”

　　我說：“他不在嗎？我是接到他電話才來的啊。”

　　護士和我大眼瞪小眼：“他剛才還在這兒的呢！我一轉頭他就不見了！！”護士遞給我一張表單，“去照CT！”

　　我拿過表單，看看盒盒媽，她的臉色蠟黃，面容憔悴，一雙眼睛倒明亮，眼神犀利，像我媽，也像馮芳芳。我下意識一哆嗦，避開了她的視線。我不想被這樣的兩道視線盯著。

　　盒盒應該也不想。

　　8月20號，盒盒從附一院跑了。我再沒見過他。

　　9.

　　9月20號。盒盒走了整整一個月，盒盒媽從重症監護室轉到了普通病房，我扭到的右腳腳踝痊愈了，走路不用一瘸一拐的了，好再來重新營業了十天，沒人舉報，沒遇到警察臨檢，地下室無照技師們同仇敵愾再就業的熱情由濃轉淡，又開始有人離職，有人消極怠工，有人成天地唉聲歎氣：這日子還是和從前一樣，真沒意思，真沒勁，惹得范經理天天在微信群裡罵街。

　　范經理還打算給我找幾個新的室友，我在休息室換衣服的時候，他找我聊了聊。

　　我說：“小寶偶爾會回來的。”

　　范經理問：“過夜嗎？”

　　我搖頭，范經理說：“小混帳要是在宿舍裡過夜，你要問他收錢！”

　　我笑了，范經理的眼角往上一吊，問我：“盒盒媽媽怎麽樣？”

　　我說：“恢復得差不多了，能自己下地走路了。”

　　范經理說：“不是很多地方骨折嗎？”

　　我說：“都不算很重的傷。”

　　范經理點了點頭，一會兒，他低著頭，低著眼睛抽煙，問：“那癌呢？”

　　“醫生是建議做手術，她不肯。”

　　范經理挑起一邊眉毛：“錢？”

　　我點頭。我說：“我聯系過她的家人，不是說在外地，就是說在趕過來。”

　　范經理翻個白眼，我摸摸耳朵，也點了根煙。我們兩個無言地抽著煙，休息室裡來了兩個準備上夜班的技師，他們換好衣服，坐著玩手機。范經理看了看他們，拿起煙灰缸，放在膝蓋上抖煙灰，說：“這麽一直拖著也不是個事。”

　　他皺起眉頭，費解道：“奶子對女人來說就這麽重要？”

　　我在胸前比劃了下：“我沒有，我不知道啊。”我想了想，道，“不過要是我得了睾丸癌，癌症擴散到了陰莖上，要割掉它們我才能活，我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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