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晟之言把王壬氣得差點便在殿上昏過去，王壬向楚嶽峙下跪懇請三思，表示律例沿襲多年，萬不可輕言改之，更不能輕易動用酷法。

　　楚嶽峙卻道：“鍾次輔所言，句句在理，禮在法前，何以不能改？若說酷法，這杖八十是刑，牢獄是刑，流放是刑，可如今這判刑標準尚未定，怎的就成酷法了？”

　　王壬啞口無言，楚嶽峙乾脆讓其就這麽跪著，想通了再起來，其余反對的朝臣見狀頓時未敢再多言。

　　至此，鍾清衡提議律例修改得以確立，將在與刑部及大理寺進一步商議，敲定各項細節後頒布推行。

　　十二月中旬，離正月休朝尚有大半個月，大理寺卿阮邢與內閣次輔涼忱共同提出，今民間有女子從商，其中以寡婦或因為幫補夫家而不得不從商的婦人居多，但在從商過程中，時有糾紛，因大蘅國並無相關律例，即便上報官府也難做定奪，故提案應對女子從商訂立相關律例，讓官府有法可依依例審判。

　　女子不應拋頭露面，此乃默認之禮，女子從商必然在外奔走，如此便是有違禮製，於是再次有大批朝臣進言，比起訂立規范女子從商的律例，更應明令禁止女子從商破壞禮製。

　　禁止女子從商之言，幾乎是一提出便遭到了駁斥，因與之相關的乃女子拐賣案的受害女子在獲救後，若家人不願領回又或受害女子本身不願回歸故鄉遭人指點，朝廷都將會幫助受害女子改名換姓，並統一安排她們進入由朝廷設辦的繡房與織布坊中，以自己的雙手養活自己。若是禁止女子從商，那便是在質疑朝廷多年來安置受害女子之法有錯，而那些因被拐賣而人生遭毀的受害女子豈不是又要失去棲身之所？

　　部分朝臣庭上進言，遭拐賣的受害女子乃是特殊案例，不該納入用以作為對比，且若準女子從商，豈非鼓勵女子罔顧禮製在外拋頭露面？

　　司淵渟對此引用前唐朝之例作為反駁：“《太平廣記》有記，‘唐汴州西有板橋店，店娃三娘子者……寡居，年三十余，無男女，亦無親屬，有舍數間，以鬻餐為業。然而家甚富，多有驢畜’。若夫已亡故，又無子女，寡婦不從商該以何為生計？敢情真要讓人餓死，再讓人議論，大蘅國容不下無依無靠的寡婦，還不如前朝？不僅如此，《太平廣記》中還有許多關於女子在紡織、冶金與果蔬商鋪等經營記載，足可見過往朝代歷史上並非沒有女子從商之例，前朝尚能容女子從商，何以到了今日，反倒不能容了？

　　“誠然，大蘅國開國之初也認定工商雜色之流，大蘅國對工商早已開放，海禁解除後海貿更讓大蘅國經濟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如今律例早已參照《全唐文》定下新法，應屬諸軍諸使司等在村鄉及坊市店鋪經紀者，宜與百姓一例差科，不得妄有影佔。既已允許商人與百姓可享相通待遇，且商貿繁榮也令百姓衣食有余家給人足，又為何不準部分情況特殊的女子經商立業，讓她們得以憑己謀生？

　　“長久以來，休妻遵從七出，且‘三不去’中有定，若妻子娘家已無人可依甚至娘家已不複存在，則不能休妻。休妻需經過宗族定奪，絕非輕易能定一紙休書。然妻者若只能依附與丈夫，這於男子而言難道就不是一種負擔？準女子立業從商，未見得就不是雙方互惠之事，婦人可名正言順幫補夫家；如若不幸，夫君早逝又無子女，也能從商養活自身而非只能指望亡夫留有遺產。若論事例，《唐代墓志匯編》便有記，皇甫賓之妻楊氏，在丈夫死後經營財產，會陶公之法，固得水旱無懼，吉凶有資。”

　　司淵渟之辯出於理據也出於過往記載事例，有此開頭，令阮邢與涼忱在之後的庭辯中也更立得住腳。

　　而說妻者只能依附於夫於男子而言為負擔，也不過是為了說服那些堅持己見自視甚高的朝臣們。

　　之後又再經過半個月的庭辯，終於在正月休朝之前決議，將在次年商定準女子從商立業的相關法規，一要合乎禮法，二要關注民生，三則必須嚴規女子可進入的行業。

　　至此，距離設立女子學堂之後又過去十一年，終於在宴清二十年最後一個月成功推進修改與女子相關種種律例。

　　和離以及女子立業從商等律例，最終分別在宴清二十一年九月，宴清二十二年十二月正式頒布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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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有話說：

　　引用出處：

　　“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荀子·君道》

　　“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孟子·離婁章句下》

　　“人而不仁，如禮何？”————《論語·八佾》

　　“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荀子·性惡篇》

　　鍾清衡：禮法之辯我熟，讓我來！

　　楚七：是個人才，幸好當初被涼忱罵醒了。

　　姬本末：作者本人可能已經耗盡活到現在學習過的禮法存貨了……

　　第162章 如嶽臨淵

　　楚嶽峙在早朝上倒下那天，是宴清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

　　那一日朗日風清，萬裡無雲碧空如洗，楚嶽峙在早朝即將結束之際，示意一旁的王忠將禪位詔書呈上。

　　在群臣的注視下，他自龍座上起身，伸手去拿那份早已寫好的禪位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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