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說，吃不動苦，可能就是說我這樣的。呂老板倒也沒嫌棄我，當面轉帳時問了句：“頭一次出來打工？”

　　“嗯。”我垂著頭，有點兒羞愧於自己家境並不優渥，竟然就這麽肩不能扛手不能抬的。像是剛從學校出來經歷社會似的，被撲面而來的挑戰一拳打飛到觀眾席去了。

　　“多做做就習慣了，沒事兒。”她寬慰我，在我肩頭拍了拍。

　　我決心改變了，晚上抹了藥膏，翻出我最破的衣服和最看不上的運動鞋，清早六點起來跑了三公裡，還算能堅持，在地攤上撿了件大的校服披在身上，權當是防曬了，第二天情況仍然不樂觀，但因為天氣比昨天樂觀些，有些陰雲，我的效率沒有減少太多。

　　做了一周，那一圈的青椒都揀完了，沒了活可乾，最後一天呂老板在菜裡多放了二斤肉，分到每人碗裡也就是多了三四片。我生來長得這麽瘦就是因為挑肥揀瘦，胃像小鳥似的，但人累了吃飯就香，吞下一碗菜兩個饅頭，我扶著牆在陰涼處歇息。

　　有人實在無聊，來打聽我是哪裡來的，這麽年輕，是大學生來打暑假工？我說不是，後話也接不上，我不擅長和人搭茬，於是我們各自看手機。

　　胃裡的菜超過我平時的容量，食物帶來力量過剩，這才讓我看見微信消息時沒有一頭昏死過去。

　　我的食物成了我的脊梁，撐著我直挺挺地好似一根柱子似的在原地站了好一會兒。

　　下午繼續做工，我表情木然，太陽又毒又曬，往常我都是第一個嬌氣地皺眉頭的人，此刻我面無表情，神情木然，好像太陽曬不到我，身上也沒有往外冒小紅痘，耳朵也沒有被曬得脫一層皮似的。嘴唇乾裂得對面的女工看不下去，再接下一袋時，按手停下了，拿了她碩大的銀白保溫杯給我：“喝口水。”

　　我喝水，對方看著我喝完，也沒問什麽，只是嘀咕說：“這天氣得多喝水，不然上火呢。”

　　我低頭，挑開尼龍袋的繩子，猛地抬腰，長出一口氣，頓了一下，把我的感謝聲藏在青椒咕嚕嚕流出來的聲響中。

　　那天下午的活兒格外多，呂老板趕著最後一天把所有青椒揀完。後來著急了，也沒再燒水，誰渴了，就拿起一塊青椒來啃，吮吸其中的汁水。

　　女工們議論起這些青椒的流向，但誰也沒有確定的答案，有經驗的劉阿姨說那些爛的賣給養豬場，那些好的賣給大食堂，沒經驗的趙姐說那些爛的還要挑一挑拿去大市場賣，那些好的要往北京去送，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那天直乾到晚上八點多，女工煩了，呂老板說最後一天給大家每人一百，這才算完，但也有幾個不乾的，說還要回家給兒子做飯，領了八十五塊走了，剩下的人又平添了些工作量。

　　最後還是劉阿姨牽頭，領著一眾女工跟呂老板嬉笑著，把每人的工錢提到了一百二，這才振奮起精神來，把最後一袋青椒裝了車。

　　因為劉阿姨的義舉，又因為天色晚了，大家騎著電動車簇擁在劉阿姨身側說著閑話，我不太喜歡這樣的氛圍，於是晚走了五六分鍾，等到她們消失在路口，我才去推我的車。

　　那呂老板忽然說：“好好學習。”

　　四下無人，裝車的工人都在屋子裡喝酒，收拾起來的一片爛青椒的塑料筐高高地堆起來，屋簷下點著一隻嗡嗡作響，燙死好幾隻飛蛾的黃燈泡，呂老板抽著煙站在門口，指了指我，示意她是在跟我說。

　　呂老板不是本地人，說得一口普通話，女工們私底下會叫她侉侉，意思就是帶著貶義的外地人。她那句話是用拙劣的能縣話說的，我知道她的意思。

　　我回了回神，忽然不明白她為什麽這麽對我說。

　　呂老板又笑了，換回了普通話：“你還是大學生吧？還騙我說二十七……你們好好念書，坐辦公室，別跟這樣，你看，多累呢。”

　　我摸著因為曬傷而發燙的後頸，搓了兩下，沒有回答。

　　呂老板忽然拉開門，衝裡面嚷了句不知道哪裡來的方言，過了會兒，伸手進去，接過個白色塑料袋，把煙叼在嘴裡，歪著嘴伸過另一隻手，接過一罐哈爾濱啤酒。

　　白色塑料袋裡是一些鹵味，幾乎是雜燴，像是在他們盤子裡各挑了一筷子似的，鹵兔頭，鴨腳，雞爪，豬皮，豆乾，豬頭肉，滿滿當當地塞了我兩三個拳頭那麽多，裡三層外三層地裹著，像個足球似的瓷實。

　　“拿去吃。”呂老板噴出一股煙，把啤酒和塑料袋塞進我的車筐，拍我後背，手勁兒很大，把我搡出去了。

　　“謝謝。”我只能點點頭，被那個微信消息壓得騰不出多余的思緒來應對這份莫名的好意。

　　鄭成剛出獄了。

　　他提前出來了，我騎著車，心裡想著事，被一輛麵包車刮倒了，前面的塑料擋板壽終正寢，它徹底被剝下去飛濺，半截身子被麵包車帶走，露出裡頭的電線。

　　我撿起東西扶起車，小麵包車絕塵而去，我連車牌都沒看清。

　　明年1月的時間忽然坍縮到我眼前，我失魂落魄地推著車回家。

　　我明知道此時此刻，我不能和甘玲接觸，我的肢體語言會透露出無數秘密，現在還不是告訴甘玲這消息的時候，有那麽一個瞬間，我甚至想要先甘玲一步去殺了那個鄭成剛，讓他在甘玲的視野中永遠地留在獄中，但我很快就意識到那不過是情緒的狂浪，擊打出衝動的泡沫，轉瞬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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