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思路可以，但可行性不高。”大領導接話道，“牽涉到法律的制定，兩三天時間連草案都出不來。”

　　“或者就禁止中國人參與這隻玉璽的拍賣？”姬家長輩說，“不過這樣針對性太強，高山健可能更會逆反。”

　　一刀切不行，重點打擊也不行，會議再次陷入了僵局。

　　喬清許將雙手環抱在胸前，一邊思考，一邊對姬文川說：“禁止付款好像不太行，鎏金銅佛也是我們買回來的，哪些文物可以買，哪些不可以，兩三天時間很難有個界定。”

　　“是。”姬文川也否定了自己方才的提議，“禁止這條路應該走不通。”

　　到了最後，會議也沒討論出具體的方案來，不過那位大領導聽取了喬清許的建議，說會從政策方面來考慮此事。

　　畢竟別的不說，要真成了惡意競拍，姬文川的五十萬美元保證金會直接打水漂。

　　並且，要是最後乾隆玉璽還沒追回來，那姬文川的挺身而出多少會顯得有些沒必要。

　　-

　　時間轉眼來到拍賣當日。

　　雖說喬清許並非場上的拍賣師，但他始終控制著整場拍賣的節奏。

　　一是政策還沒出來，他必須拖延時間；二是他必須裝得像個真實買家，否則別人會看出來姬文川已經和中國政府聯手。

　　最後拍得乾隆玉璽時，辦公室裡沒人感到放松。

　　不過也就片刻工夫，人群猛然爆發出歡呼聲，因為眾人期盼的政策終於出台了。

　　“是什麽樣的內容？”喬清許湊近了姬文川的手機。

　　“以非法手段出境的重要文物，”姬文川念著紅頭文件裡的字句，“再次入境時將被直接沒收。”

　　喬清許愣了愣，立馬明白了背後的用意：“好絕。”

　　許多愛國商人去國外購回重要文物，本身就是為了捐給國家。

　　但這項舉動變成強製性措施後，不想捐給國家的商人就很尷尬了。

　　沒有人規定姬文川拍下乾隆玉璽就必須捐出去，他完全可以放在雅頌博物館裡，來彰顯自己在收藏圈裡的地位。

　　現在政策一出，他沒了別的選擇，東西壓根帶不回來，四千多萬美元只能白白捐給中國政府，他還怎麽付款？

　　“確實很絕。”姬文川說，“這個政策表面上打擊的是去國外參與文物拍賣的中國人，自己人打自己人，高山健也不好說什麽。”

　　“但實際上打擊的是拍賣中國文物的行為。”喬清許說，“現在中國人去購買重要文物，只能是公益性質，這樣中國文物的價格也炒不上去了。”

　　就拿乾隆玉璽來說，如果競拍的前提是無償捐獻，那姬文川還願不願意給出四千多萬美元的價格，這事就得打個問號了。

　　假如他的心理價位只有一千萬，那競價超過一千萬後，他就不會再出價，這樣其他外國買家也沒法再把價格往上叫。

　　因為說到底，中國文物之所以值錢，無非是有中國人願意為此買單。

　　現在中國人都不願意玩了，外國人還怎麽炒中國文物？

　　這個政策一方面解決了惡意競拍的問題，另一方面也遏製了國際市場買賣中國文物的熱情，可謂是一舉兩得。

　　當然，或許也有海外華人不受製約，仍然熱衷於參與拍賣，但至少就乾隆玉璽事件來看，它已經發揮了最大作用。

　　“這個時間點出政策剛好合適。”姬文川收了手機，說，“再早一會兒都不行。”

　　“確實。”喬清許點了點頭，“如果提前出來，你已經知道會被沒收，還繼續競拍，就沒法拒絕付款了。”

　　“而我要是不繼續拍，現在玉璽已經被歐洲人拍走。”

　　其實退一步來說，就算那歐洲買家花高價拍得了玉璽，當他得知中國政府的新政策時，應該也會重新評估，玉璽還值不值這個價。

　　如果覺得不值，多半也會想辦法跟高山健進行協商。

　　“現在高山健應該也知道玉璽賣不起價了。”喬清許徹底放松了下來，“後面洽談應該會容易一些。”

　　“是的。”姬文川道，“接下來就交給時間吧。”

　　-

　　姬文川拒絕付款的事在國際上引發了熱議，但沒有人把這事定性為惡意競拍。

　　勿言堂退還了保證金，畢竟新政策限制的只有重要文物，一些普通古董仍然可以賣給中國人，他們沒必要跟身為重要客戶的姬文川過不去。

　　兩周後，高山健的態度終於軟化，同意將乾隆玉璽無償還給中國政府。

　　當然，“無償”的背後是多方的努力，各地政府同意一定程度上減免高山堂的稅收，媒體也大肆報道這一“善舉”，給高山堂賺足了好感。

　　與此同時，國外好幾場中國文物的拍賣突然取消，顯然是受到了此次事件影響。

　　乾隆玉璽成功回國、拍賣中國文物的風氣得到遏製，其實歸根結底還是和百年前相比，國家真正強大了起來。

　　否則一個新政策公布，國人自己可能就不相信自家政府，外國人也更不可能當回事。

　　而現在中國在國際上有了話語權，也不會再像曾經那樣備受屈辱。

　　和國外的輿論環境不同，國內社會都默認就是姬文川和政府聯手帶回了乾隆玉璽。

　　雖然喬清許覺得有些好笑，但事實是姬文川還真坐實了“民族英雄”這個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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