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較為直觀體現國藩思想變化的日記沒有了，但好在其家信還在，還能通過家信，或多或少的了解國藩這一年多的的思想變化。

　　國藩在(道光二十三年)寫了數封家信，比較詳盡的記述了這一年的生活狀態的變化，國藩道光二十四年寫給家人的第一封，其中寫了這樣的話:“男自四川歸後，身體發胖，精神甚好。夜間不出門。雖未畜車，而每出必以車，無一處徒步。保養之法，大人盡可放心。”

　　人逢喜事精神爽，何況國藩一下子暴富了那。

　　但在道光二十三年年初，國藩的狀態用他的話說是這樣的，“慨然思盡滌前日之汙，以為更生之人，以為父母之肖子，以為諸弟之先導。無如體氣本弱，耳鳴不止，稍稍用心，便覺勞頓。每自思念，天既限我以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之學問也。

　　故近日以來，意頗疏散。計今年若可得一差，能還一切舊債，則將歸田養親，不複戀戀於利祿矣。粗識幾字，不敢為非以蹈大戾已耳，不複有志於先哲矣。吾人第一以保身為要我所以無大志願者，恐用心太過，足以疲神也。諸弟亦須時時以保身為念，無忽無忽。”

　　前後之變化可謂天翻地覆，可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還是有些道理的。

　　在年初的時候國藩收到其諸位弟弟的信，信中言國藩“以空言責弟輩，卻又不能實有好消息，令堂上閱兄之書疑弟輩粗俗庸碌，使弟輩無地可容雲雲。”

　　這番話說的很重，國藩聽後急忙表示，絕無令堂上閱兄之書疑弟輩粗俗庸碌之意，並便是兄弟之間應該“兄以弟得壞名為優，弟以兄得好名為快。兄不能使弟盡道得令名，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盡道得令名，是弟之罪。若各各如此存心，則億萬年無纖芥之嫌矣。”。

　　之後，本著家和則福自生的原則，先是“表達理解諸弟在家中讀書的難處，如年年株守家園，時有耽閣;大人不能常在家教之;近地又無良友，考試又不利。”。

　　最後國藩想若再拂弟意，將傷和氣矣。以兄弟和睦為由，同意其“四弟欲借季弟從汪覺庵師遊，六弟欲借九弟至省城讀書。”的請求。(兄弟和，雖窮氓小戶必興;兄弟不和，雖世家宦族必敗。)

　　並叮囑其四弟與季弟從覺庵師遊，千萬聽兄囑咐，但取明師之益，無受損友之損。”其中損友之損是指:“同學之人，類皆庸鄙無志者，又最好訕笑人其笑法不一，總之不離輕薄而已。四弟若到衡陽去，必以翰林之弟相笑。……兄嘗與九弟道及:謂衡陽不可以讀書，漣濱不可以讀書，為損友太多故也。“(從此處可知國藩外出讀書時，遭到嘲笑留下的心裡陰影有多重。)

　　國藩諸弟之後來信請教國藩讀書說:其看“《禮記》疏一本半，浩浩茫茫，苦無所得，今已盡棄，不敢複閱。現在讀朱子《綱目)，日十余葉雲雲。”國藩見此隻好無奈的說:“恨早歲不曾用功，此前立志此學，無奈體氣本弱，耳鳴不止，稍稍用心，便覺勞頓，如今雖欲教弟，譬盲者而欲導人之迷途也，求其不誤難矣。”

　　但還是說了其最近做學問的心得在一耐字。並言無論何書，須先通讀數遍，不然，亂翻幾葉，摘抄幾篇，而此書之大局精處茫然不知。而且學詩先讀專集，明一體。習字須有恆。

　　並對耐字做了精妙的解答:“此事斷不可求速效。求速效必助長，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只要日積月累，如愚公之移山，

終久必有豁然貫通之候， 愈欲速則愈錮蔽矣。”(耐及不欲速，欲速則不達。)　　國藩在加信中發牢騷:“余從前教諸弟，常限以功課。近來覺限人以課程，往往強人以所難，苟其不願，雖日日遵照限程，亦複無益，故近來教弟但有一專字耳。”(這當時國藩的心得體會，在感慨自身，當時說些日記。茶余偶談，讀史十頁之類的，興頭之事，言必終身行之，結果之有寫日記堅持下來，因為一篇日記不超過一百字。易做所以容易堅持。)

　　恐諸弟不知良師益友的重要，在一處拿出來專門強調:“呂黎曰:“善不吾與，吾強與之附:;不善不吾惡，吾強與之拒”一生之成敗皆關乎朋友之賢否，不可不慎也。”

　　除了勸學和睦兄弟，國藩在最後將強調孝字，並寫自己的見解。“若細讀“賢賢易色”一章，則絕大學問即在家庭日用之間。於孝悌兩字上盡一分便是一分學，盡十分便是十分學。今人讀書皆為科名起見，於孝悌倫紀之大，反似與書不相關殊不知書上所載的，作文時所代聖賢說的，無非要明白這個道理。

　　若果事事做得，即筆下說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並有虧於倫紀之大，即文章說得好，亦隻算個名教中之罪人。賢弟性情真摯，而短於詩文，何不日在孝弟兩字上用功?《曲禮》《內則》所說的，句句依他做出，務使租父母、父母、叔父母無一時不安樂，無一時不順適;下而兄弟妻子皆藹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學問也。

　　若詩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計;即好極，亦不值一錢。不知賢弟肯聽此語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