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八年級以後，一度想不起來，是什麽事觸發我無法書寫日記，在後院子點了一把火燒毀了日記本。

　　我隻記得那一年是七年級的下半學期，我將和班裡一個筆友的信以及我的日記本都燒毀了。

　　這一行為直接導致我的記憶混亂，一想起日記本，眼前就會浮現我燒日記本時，難過地流著眼淚的樣子。

　　我便不再想要想起來了，後來一寫日記，內心深處就很難過，什麽也就寫不出來了。時間長了，什麽事情也都想不起來了。包括為何燒日記本。

　　直到八年級畢業領取成績單那天，遇到的一個女老師，她攔住即將走出教室裡的我們班同學，自顧自地慷慨激昂地開始了她的演講:“等一下，我將是你們九年級的班主任兼語文老師，九年級也是之前的初三年級，俗稱小高考，在你們的人生也是很重要的一年，這一年決定了很多人要不要上高中的命運，做為你們九年級的班主任兼語文老師，我給你們布置一個暑假作業，閱讀兩本書，一本是《簡愛》，一本是《駱駝祥子》，請你們認真寫兩篇讀書筆記，開學的時候，我要檢查…”

　　然後，我突然想起來了，我四年級的時候既然都已經讀過這兩本書了，這讓我感覺特別好。《簡·愛》我知道，她是一個女作家夏洛蒂·佛朗特的代表作品，為了能記住這個女作家的名字，我可是費了不少功夫。然後，我突然又想要將老舍先生的《駱駝祥子》重新讀一遍，因為我隻記得看完這本書的時候，一想到祥子，我的內心很壓抑，卻想不起書裡講什麽了。

　　八年級畢業的那個暑假，我大部分時間都在我家地裡乾農活，上午五點半天蒙蒙亮，便開始到地裡乾活一直到上午太陽剛剛開始熱起來，大概十點半左右。

　　然後，回家吃飯，睡午覺，看電視，再到下午五點，繼續去地裡乾到天黑便回家。

　　接著吃飯，洗漱，看電視，疲憊地睡覺，在睡夢中等待第二天，繼續重複這樣的一天。

　　隨著歲月的流轉，家裡的人都在慢慢地一個個地在遠行。還未遠行的人，跟隨著玉米的生長，在十畝地裡間苗，除草松土，施化肥，壅土一道道工序。

　　事實上，我幾乎整個小學時代和初中時代的暑假一直是這樣，只是後來，家裡的人越來越少，地也越種越少自由的日子卻越來越多，反而會無所適從。

　　這樣規律性暑假生活，在我媽的帶領下，時常忙完自家地裡的活，還要再看看東溝姨媽家地裡的活乾完了沒有，如果沒有，便要去幫忙乾活。

　　我媽常常會說:“你們小的時候，你們幾個姑媽連一塊鋪墊都沒有給過，都是你姨媽幫咱家，我們做人要知恩圖報……”

　　這樣的道德綁架在小學時代還可以讓我心存感激，青春期後便開始內心不平衡起來了。

　　一方面，自己有了自己的看法，再也不會完全認同媽媽的觀點。畢竟我們家就一直是人家嘴裡的窮親戚，始終沒有改變過。

　　另一方面，主要是內心負擔不起了。恩情的債務是還不完的，除非像哪吒一樣。而這種親情之間的給予和回報隨著時間的推移，只會越來越頻繁，越來越厚重。

　　而我們整個暑假，每一天乾完地裡的活後，實在是已經身心都疲憊不堪。

　　爸爸在外打工，需要時回會家幾天，我的兩個姐姐離開家出去上學後，暑假基本就解脫了，而媽媽，我和弟弟負擔就更重了。

　　當我弟弟迷上手機電子書後，

他便對體力活表示抗議。開始乾活的時候，草草了事，或者直接撂挑子不乾。　　媽媽也知辛苦，便也會偶爾允許他投機耍滑一兩次，直到有一次，媽媽又讓我們去姨媽家幫忙，我弟開始用不吃飯，躺在床上，玩手機和睡覺表示抗議。

　　事實上，這樣連軸轉的生活，枯燥又乏味。我也想要抗議，至少應該讓我休息一天再去。

　　可是，我媽不同意，她的權威和家長做派，讓她已經習慣了用她自己那一套道德綁架方式和我們溝通，讓我們乖乖聽話，努力乾活。

　　卻沒有意識到，我們已經長大了，我們開始有感受有自己的判斷力和思想了，不是那個她心裡一直只聽她話的小孩子。還聽她話，不是因為讚同，只是為了不讓她覺得傷心和背叛。

　　小學的時候，四年級之前，我都沒有暑假作業本，從來都不用完成暑假作業。自從開始在學校買書，有了暑假作業本後，內心的負擔也重了起來，整個暑假沒有養成看語文數學英語書和寫作業的習慣。所以，那些年，我用不寫暑假作業表示抗議，卻沒有被人發現。

　　暑假作業和勞動無法兼得，如同魚和熊掌不能兼得是一個道理。好些年，開學報名，暑假作業都是最後一天抄答案或者根本就懶得抄，更不要談認真看過，畫上兩三頁就渾水摸魚，空著交給老師了。

　　偶爾看看書，也只會是一些文學，流行的暢銷故事書。

　　那一年，我們八年級畢業以後，九年級開始提前一個月進去學習狀態補課，我卻什麽也想不起來了。

　　然後，有一天，我問伍陽:“我們初二時的班主任是誰?”

　　伍陽說:“李建呀”

　　“他是我們什麽課老師?”我還是沒有想起來。

　　“體育課呀！”伍陽吃驚地說。

　　“你怎麽這麽奇怪，突然問這麽奇怪的問題。”然後她又接著問:“你忘記了嗎?”

　　我沒有說話，事實上，我意識清楚的知道，我是真的忘記了。

　　“不過你一直都很奇怪。”伍陽似乎給我再說，也是給自己在說。

　　“怎麽了?我怎麽奇怪了?”那時，我不知道伍陽在說什麽，因為我什麽也想不起來了。

　　“你總說一些奇怪的話，比如，MBW老師對你多好呀，我有一次問你，為什麽不跟他說話，你既然說，我不喜歡別人對我好。”伍陽解釋著說。

　　我的視線一下子拉得很長，突然發現，我的確是說過這句話，以及我為什麽會說這句話，只是，當我從大腦裡提取出來的這句話時，不添雜任何情緒。

　　我突然想起來了WBM老師，常常上完語文課以後，會花幾分鍾把某個同學叫出去談話，將我叫出教室後，會給我講，“要自信”，“要踴躍回答問題”，“為什麽不說話呢?”、“遇到了什麽困難”，“老師能幫你”……諸如此類的好話。

　　老話說的好:“救急不救貧”，貧窮早已限制了我的想象。我的腦袋像一個接收器一樣地記住了這類好話，並給每一句話似乎都建立了不一樣的神經鏈接，這些錯誤語言與行為連接，比如我覺得我很自信，沉默是金也是一種自信;我就要和別人不一樣，特立獨行也是一種自信;我不會說話，因為我信奉沉默是金……而不是去尋求改變自己，去適應環境。

　　我壓抑住了自己的情緒，同樣也不再表達需要，甚至於忘記了我需要學習如何講話，如何適應環境，如何正確地表達自己的需要。

　　某一刻，似乎覺得什麽道理都可以懂了，別人的話都是對的，但是我就只會不說話，靜靜的讀書，寫作業，聽課，考試，也並不能在熟悉的環境對此類好話做出反應，或者我潛意識認為沉默就是我的反應。

　　偶爾，我還會寫日記，只是不帶情緒的思考，只是在記流水帳。流水帳卻又不是我想要的結果……然後，我便更加討厭寫日記了。

　　盡管老師們說，“名人都有記日記的習慣，日記是一種反思和總結”。

　　但我這樣的死循環，自己也根本無法跳出來。最後，便有了摧毀這個習慣的念頭了。

　　同時很長時間，除了文學書還可以讀進腦子裡，其他的也包括文學書，似乎也是裝進腦子的越快，遺忘的速度也有多快。

　　自從七年級讀了韓寒的新概念作文，我便對新概念和《萌芽》這本雜志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和好奇。但讀這些書，並不能找到，解決我生存與生活問題的方式方法。

　　一個人生活在貧瘠之地，注意視線也會變得狹窄而緩慢，連苦難的日子也變得漫長而無邊界。我對於同齡人喜歡的韓國歐巴卡哇伊表示臉盲，心更加盲。這種臉盲和心盲後來便越來越多，然後產生了累積爆發效應。

　　當我高三決定住校以後，發生了變質的化學反應。

　　我的老師們常常會用物理上還有哲學思想“量變引起質變”教育我們，哲學書上其實還說，好的行為經驗積累會引起好的結果發生，壞的行為經驗積累會引發物體改變自身性質去適應環境，是一種變質的過程。例如，一個被套在著金屬圈生長的南瓜，內心就會變得無比堅硬，無法食用。

　　然後整個九年級，我開始慢慢尋找記憶線索，想知道，八年級發生了什麽?以及那一年，發生過什麽好事。

　　然後，我想起來，我八年級竟然還當過副班長，得過一個“三好學生”獎狀，拿到手以後，便被掛扯了一段，我便偷偷地撕成了碎片。

　　可是，我是如何當上副班長的呢?如何得了個三好學生?我竟然會不願意想起來。

　　八年級時，中二病泛濫的我，被同學民主投票得了一個副班長的稱號，和班長一同輔助著體育老師管理班級，班長負責教室紀律管理，我負責學習紀律管理，比如協助老師統計每一個同學完成每一個學科作業的情況。

　　然後，在家長會上，將統計表拿給各位家人看，讓做家長的大人真切地了解自己孩子在學校裡學習的表現，私下裡還幫助班主任抄階段性教學目標責任書。

　　我清楚的記得，那時的我，用自己的方式表現的一下，我對於老師給我安排這份工作的不滿意。

　　這份工作說起來很簡單，工序卻很繁瑣。一門主修學科每天都上，一個星期老師至少會布置三次作業，兩個月就是二十一次。一門選修學科一個星期上兩堂課，也需要至少七次作業。而我們班當時有四十多個同學，有語文、數學、英語、思想品德和政治、物理、歷史和生物七門功課。

　　當我一個同學一個同學一本作業一本作業本翻完一個語文學科，畫上正字符號後，我的耐心已磨完了。可是，我又沒法表達自己，的確沒有耐心了。 然後，我便總結了一個經驗，比如，學習好的同學基本每科都會認真交作業，不交主修作業的一般選修課交作業的概率也不大。安靜看起來乖巧的同學一般不敢不交作業，不認真交作業的就是幾個上課喜歡搗亂的……

　　然後，我開始根據每個同學的日常表現胡亂編排，隨意讓哪個同學缺幾次沒有交作業。大差不差地每個人一兩三次，最多也就四五次，上課搗亂的也沒有幾個，看看交作業了沒，然後大概數一數交了幾次作業，已求蒙混過關。

　　這種投機取巧的方式，源於我內心深處中二病的叛逆，也有不想寫字，不想交作業的時候，卻還是硬著頭皮一點點完成作業。

　　那時，我猶豫長時間不保護眼睛的看書習慣，我的眼睛已經開始抗議了，俗稱假性近視。我開始坐在教室第二排看東西模糊不清，卻也不願意講出來。

　　那時，伍陽學習成績比我好，個子低，一直坐在教室的第一排，也近視了。她配了一個二百多度的眼鏡，我偷偷的戴過一次，我也可以看的很清楚黑板。

　　但是，我卻不知道該如何跟媽媽開口，二百多度需要戴眼睛嗎?

　　二姐初三的時候，給父母說看不清黑板，配了一副眼鏡，一隻眼睛五百多度，一隻眼睛七百多度。

　　二百多度，需要配眼鏡嗎?我覺得不需要。看不清黑板又不是看不見黑板，所以，很多時候，我只是聽課，然後自己去看書，全靠看過記性好。

　　當時，當我發現記憶力也不是那麽可靠的時候，我的心開始慌張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