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喵的，這真是糟糕透頂！糟糕透頂！！”

　　阿娜斯塔西婭在原屬於總督的官邸內，大聲發泄脾氣。

　　依照面前這些官僚貴族的陳訴，社會民主黨在芬蘭中部和西南部佔據優勢，特別是在鄉村裡的那些佃農和無地窮人當中，共產共地具有相當吸引力。

　　當然，它們也並非沒有競爭對手。

　　在波的尼亞和芬蘭北部，那些擁有不動產的自由農民們普遍統治著本地區;而在講瑞典語的海岸地區，瑞典人民黨搶先獲得了窮人的支持。

　　“雖然很無奈，但我們必須承認，社會民主黨的主張迎合了相當多的一部分芬蘭人……”

　　在此發言的人是小庫西寧，他相貌堂堂，舉止高雅又氣度瀟灑。

　　作為芬蘭名門的後裔，庫西寧的父祖曾屢任四級會議的參議員。

　　上推1894年，高貴的於約爾・庫西寧男爵甚至帶頭在貴族等級中使用芬蘭語進行表述，放棄了原本屬於官方地位的瑞典語。

　　也正是庫西寧家族的努力，沙皇尼古拉二世在1902年頒布了語言赦令，要求地方政府中使用的語言必須同當地絕大多數人使用的語言相符合，並且在雙語地區實行可以通用的文字。

　　於是，在1905年，芬蘭語成為芬蘭大公國正式會議的唯一記錄語言。

　　到1907年，芬蘭語更是壓倒性的取得了四級會議之後的，一院製立法機構中使用語言的地位。

　　因此，當老芬蘭黨人獲得沙皇支持，參與組建起1908年新政府時，似小庫西寧這般根黑苗正的貴族子嗣，自然而然的參與其中，獲得一些職輕權重的好位置。

　　“歸根結底，是我們芬蘭的農業危機，給了社會民主黨乘隙而入的機會……”

　　這位小庫西寧先生，邊搖頭邊將問題的由來向芬蘭女大公匯報清楚。

　　事實上，自19世紀起芬蘭的傳統農場經濟就進入了危機階段，最為艱難的是在上世紀60年代的災難性饑荒歲月裡。

　　當時每公頃產量趕不上人口的迅速增長，而人口在這個國家的某些部分裡，偏偏從1810-1860年的半個世紀內翻了整整一番多。

　　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開辟新土地進行耕種。

　　可是，隨著適合耕種的樹木繁盛的土地供給開始萎縮，燒荒種植業亦隨之萎縮，局勢還因為圈地的後果導致在許多區域土地私有化加劇而惡化。

　　尤為不幸的是，作為一個主要的燒荒種植業區域，北部多石的薩沃地區出現了人口的爆破式增長。

　　更多的北部邊緣適合耕種的土地，以及芬蘭中部的適耕地，周期性的受到谷物歉收帶來的饑荒折磨，部分或全部由樺樹皮木削成的“饑餓麵包”更是許多地區主要的消費項目。

　　這種麵包用白樺樹樹皮的內層製成，被芬蘭東部和北部的居民自古代起就廣泛食用。因為該麵包的食用是如此普遍，以致有人建議將其樣品作為芬蘭的典型農產品送往1851年萬國博覽會，好去同瑞典的臭青魚罐頭一較高低(這句純屬腦補)。

　　不過，收集樹皮是個很複雜、季節性很強的過程，這意味著在發生饑荒時製作該類食品來緊急替代不是一件容易事。

　　在芬蘭這個高度宗教化的社會中，樺樹皮麵包被視為是對罪惡的神聖懲罰;存在著對任何諸如偏離誠實貧窮生活的極度懷疑，例如他們將咖啡視為是一種奢侈的商品，貧苦是農夫的命運，必須報以耐心的堅忍等等。

　　這些信息最突出的收集在詩人魯內貝裡德的《帕沃的貧窮農夫》中。

　　於是，自助和互助成為地方社區對1867年農業歉收的首要應對方式，然而隨著危機的深化，流民帶來的疾病肆虐更加可怕的侵襲著芬蘭人，令他們在這場饑荒帶來的複合式浩劫中喪失了10萬條生命。

　　要知道在1850年，全芬蘭的統計人口也不過150萬而已。

　　若非1870年後從耕種到乳製品農場的轉變，芬蘭的農場恐怕還要飽經更多災難洗禮。但就算是生產方式的轉向改變，依舊不能解決農村的貧困問題。

　　“唉，那真是一場無可挽回的悲劇……”阿娜斯塔西婭擺出一副悲天憫人的表情。

　　但實際上，她內心並不奇怪這個結果。

　　作為歐洲的糧食出口大國，沙皇俄國很歡迎芬蘭從一個糧食自給自足的半自治公國，轉變為專精分工乳製品的國家作坊，這代表沙俄本土同芬蘭的經濟聯系不斷加深化。

　　也正是源於糧食問題的瓶頸，芬蘭人對沙皇俄國的態度才如此恭敬，因為無論老芬蘭黨還是青年芬蘭黨，他們均需要依賴宗主國的糧食度日。就算是一直鼓吹共產激進的社會民主黨，也嘴炮勝過實乾，概因口水與舌頭是變不出糧食來的。

　　這也就是1867年災荒對芬蘭獨立運動最大的教訓與懲罰。

　　“果然抓問題必須抓核心，一旦控制了糧食袋子，芬蘭人也隻有傲嬌的份，比起那幫桀驁不馴的波蘭人實在好太多了……”

　　阿娜斯塔西婭端正坐姿，繼續往下聆聽。

　　“從圖維蘭拉提到薩沃北部，由成千上萬的貧困小農們組成的人流，在每年的冬天，到森林裡尋找工作……”

　　小庫西寧的講述很平實，不帶一絲個人色彩，但條理清晰。

　　芬蘭作為一個遍布小型農場的國家，在1910年，總數達223339個農場中隻有不到1000個有超過100公頃土地。而大約一半多的，持有小於5公頃土地者，他們被參議院的土地所有權委員會認定為生活勉強度日，其中約3/4是契約租借，即所謂的“契約農”或佃農。

　　還好，自19世紀70年代起，由於對木材加工行業的需求越來越高，為芬蘭農民們創造了季節性工作的機會，即在冬季月份砍伐樹木，並在春季通過下行的水道將其運輸到工廠。

　　據有經驗的人士宣稱，伐木者營地的生活條件往往是極其悲慘的:幾十個男工人不得不躺在粗糙的雙層床上，盡可能的將破爛衣服弄乾，靠著定量的配給維持生存，偶爾還會犯個痔瘡啥的毛病(這句是腦補)。

　　收入微薄，長期生活在孤立、狹隘的空間下，他們很容易被共產主義的天堂描繪所吸引，並經常在黨派活動家和煽動者的勸說下從一個陣營來到另一個陣營。

　　“所以，想要根除共產主義毒草，我們就必須解決廣大芬蘭農民的生產生活問題，是吧?”

　　阿娜斯塔西婭以不符合年齡的嚴肅，向小庫西寧確認。

　　“是，殿下說得沒錯！”小庫西寧略顯詫異的應答，仿佛一個十來歲的女孩本不該問這些。他下意識的左顧右盼，想探尋是誰給予了暗示。

　　但緊接著的問題，讓小庫西寧不得不將視線拉回。

　　“那麽，政府有解決的辦法沒有?”

　　“抱歉，暫時還沒有預案，不過我們正在努力……”

　　“是嗎，那就這樣吧！”

　　阿娜斯塔西婭搓揉著太陽穴，一邊揮揮手，示意官員們可以退下了。

　　當魚貫而出的隊伍離開房間，沉默又渾濁的空氣才被湧進的海風吹洗清新。

　　“情況比我預期的還要複雜，複雜得多……”阿娜斯塔西婭充滿抑鬱的歎息，她塌躺在做工精美的靠背椅上，眼神迷茫。

　　如果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做法，芬蘭的左派激進主義問題，隻要將該國的農業生產有效提高就可避免。

　　畢竟共產主義那套說辭，永遠對貧窮苦悶的無產者最有吸引力，至於薄有家身的小資產階級，他們才不會把性命壓在一件風險很大的政治投資上。

　　刻薄點說，坐穩了奴隸的人，是不會同欲求奴隸而不得的人一起革命造反的。

　　人類的惰性，從生物學觀點看，也是人類自我保護意識的衍伸化產物。它或許會被很多激士唾棄，但更多的歷史時間段證明，這份保守還是有其價值與必要的。

　　但是，倘若芬蘭的農業生產得到增進，在保證自給自足的前置條件下，芬蘭的民族化趨勢和獨立運動又該如何處理?

　　對斯拉夫人來說，芬蘭完全是一片苦寒之地，他們寧願往溫暖的南方遷徙，也不願走向北方，呆在極光覆蓋之地。

　　否則，近百年來，芬蘭的人口比例也不至於純粹到現下這幅樣子。

　　共產主義，民族主義，這兩團扭曲絞纏在一起的螺旋，恰是芬蘭政治的糾結所在。也難怪冬宮的保守主義人士，會迫不及待的在這片冰冷大地上推進俄羅斯化運動。

　　隻不過，他們的焦急恰恰在芬蘭這鍋熱油上添了一把火，使紅色的赤焰升騰得愈發旺盛。

　　“欲速則不達！”阿娜斯塔西婭如是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