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琮並不關心諸如整軍、非攻、國聯之類的內容。

　因為宋國的命運不由宋國的本土貴族做主，這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情了。

　戴琮更關心的，是墨家準備出多少錢幫助搭建盟台之類，這對他而言很關鍵也很重要，也算是他主政宋國以來第一件能夠獲得民心的大事。

　很多失地的農夫逗留在商丘，這裡面就包括許多用各種非法或者合法手段兼並土地而失去土地的。

　這些人是商丘的不穩定因素，戴琮想要解決他們，至少這樣能夠得到一部分民眾的支持。

　但是他沒錢，也沒能力組織開墾墾荒。

　戴琮讀過一些管子學派的書，管子學派對於經濟的見解，是在經濟道法自然無為的前提下政府干涉，譬如在荒年的時候要鼓勵富戶消費、開展基建。

　管子學派認為社會財富總和是足夠的，重要的問題是分配，如果荒年的時候富戶可以大興土木、修建房屋、甚至於做飯的柴禾上面都雕花，這樣才能促進財富反向流通。

　然而商丘的富戶並沒有這麽大的力量消耗這麽多的勞動力，而大量的無地無業人員聚集都城的後果，戴琮心中很明白。

　現在誰是富戶?戴琮認為泗上是富戶。

　修建盟台，需要錢，需要人。人可以拿錢買吃的、穿的，可以暫緩那種暴怒的心情，可以保持都城的安定。

　雖然修建盟台花費的錢財不算多，所能以工代賑的人口也不算多，但至少……這是戴琮成為詢政院大尹以來的第一件“利民之事”，開了一個好頭。

　後續的常備軍征召、修建水渠、修築宋國東部商品化農業連接泗上水運網的道路種種這些，這都是墨家已經和他提前商量過的，也都是可以快速緩解矛盾的。

　譬如常備軍征召，和後世宋代把災民編入軍隊差不多，只要訓練得當，一樣可以擁有足夠的戰鬥力，若後世歐羅巴的火槍兵，半數是人渣，半數是人販子從各地運來的，戰鬥力倒不是問題。

　至於說修建水渠、修築宋國東部的道路這些，墨家也樂於出這個錢。

　一則墨家的志向是天下，而不是非攻立國，早晚得修，如今修了將來也是天下的一部分。

　二則是經濟利益。

　三則就是墨家現在不缺貨幣;宋國現在也不缺糧食布匹;之所以矛盾加劇源於財富的分配不公和生產資料私有導致的貧富加劇，以及反向流通問題。

　順帶著也可以迅速讓泗上的貨幣成為宋國的法定貨幣，收攏更多的黃金和銅等貴金屬，依靠糧、鐵、貴金屬和手工業品作為本位基金也足以保證貨幣的信譽。

　說是會盟台，但修築的時候其實可以作為一個將來防禦用的衛城堡壘使用。

　再加上後續的移民和吸引移民到洪澤湖區的政策，宋國東部在無為而治的整體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之下產生的諸多矛盾，其實都是可以用蘇北平原這個廣袤的緩衝區緩解解決的。

　只不過泗上要先緊著泗上工商業對於勞動力的需求來，大肆緩解一下工商業的用人荒和市場擴大下工商業作坊擴大產能的需求，等到穩定之後才能將剩余的人口送去做自耕農。

　耕戰政策固然可以快速地取得天下，但帶來的後果也是嚴峻的。

　耕戰授田在別處貴族分封建制下是進步的，但在泗上工商業萌芽已經產生的地區是反動的。

　泗上又沒有足夠的幹部和足夠多有能力的人才在蘇北搞沒有莊園主的莊園製合作社土地集中人口集中的農場，這便不可同一而論。

　整體來看，此時自耕農的生活水平還是遠高於在城邑做流傭的雇工的，可至少讓他們有口飯吃。

　有個活路，對於戴琮而言這就算是一個極大的作為，雖說民眾也知道這是墨家在背後的運作，但至少他這個詢政院大尹還不至於重走都城國人暴動的命運。

　現如今國野之別被打破，但國人的含義最開始還是居住在都城的人，在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城邑和城邑周邊的時候，控制了城邑就等同於控制了一國的根基，而政變頻發的亂世，控制了國都也基本等同於政變成功了一半。

　這個道理戴琮還是明白的，所以對於墨家的政策他是由衷感謝的，最起碼墨家似乎並沒有要兔死狗烹的意思，他這個詢政院大尹還能繼續做一段時間。

　…………

　宋地西南，陳國舊地，十余年前反叛楚國復國的王子定都城，如今楚國的陳縣，後世的周口淮陽，楚國衰落時候的郢陳，大澤鄉揭竿而起後陳勝王的都城。

　楚王熊疑巡幸於此，跟隨的除了絕對忠於楚王的車廣精銳新軍外，幾個在朝中勢力強大的屈、景、昭等氏的貴族也一並跟隨。

　這一次巡幸正是因為宋國政變導致的，楚王必須要親自處理一些事情，而陳蔡地作為楚國中原王權統治的支柱，也正是楚王巡幸至此指導這一次大事的最佳地點。

　王子良夫代王出巡於洞庭蒼梧、太子臧在郢都監國。

　太子，奉塚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塚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製也。

　除了在郢都留守的太子臧，還有幾名因為軍功而升上來的上柱國在都城，一部分陳蔡地的分到了土地的新軍也在郢都附近，倒是一些家族勢力龐大的貴族隨行，楚王並不放心把他們留在都城。

　陳地繁華，即便五年前才經歷過戰火，但借著一部分舊貴族忠於王子定的由頭，楚王在陳地實行了土改，反正改的也不是楚王的土地而是貴族的，當真是大刀闊斧，這使得陳地很快地恢復了原來的繁華，更勝一籌。

　或曰，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楚與夏因為當年問鼎和自稱蠻夷的事，使得楚和中原諸國的交往多用楚夏而分。

　中原最早發達的幾個地區諸如鄭、宋等，都在陳地附近，又因為鴻溝的緣故，使得陳地成為楚國中原地區重要的通路。

　再加上泗上的發展，陳蔡土改的進行，陳地的繁華讓楚王很是高興。

　只是這種高興是長期的，而現在楚王正在行宮中大罵一些貴族的愚蠢。

　南方傳來消息，安陸發生了一場民變，按照泗上的說法叫起義。

　民眾因為反抗安陸地的貴族選擇了暴動，奪取了大量的武器，以至於攻佔了整個安陸城，並且號稱要建立“真正的平等”，要均分貴族的土地、遏製那些依附於貴族的商賈。

　很顯然，這一次起義受到了墨家和農家學說的影響，但若說是墨家主導操控的卻又不是，怕是一些當地的人受到了一些宣傳之後自發暴起的。

　這種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起義暴動這種事常有，可這一次卻讓楚王破口大罵愚蠢的原因，又和原來不同。

　安陸地處在雲夢澤邊緣，此時巨大的雲夢澤尚未開發，當年晉國攻破了陸渾，大量陸渾的貴族逃亡，連同貴族一起逃亡的還有許多民眾，這些民眾便被楚國安置在了此地，便稱之為安陸。

　安陸背靠長江支流，下臨雲夢澤，水運發達，也使得大量的奇奇怪怪的商品不斷運來，這就包括一些火槍。

　安陸當地的貴族和封君們組建了一支不用弓弩而用火繩槍的私卒，按說這也正常，可壞就壞在是個人就能拿火繩槍，以至於大量封地上的農夫不再是作為消耗品的徒卒而是成為了投射兵種。

　這一次暴動發生後，民眾喊得口號除了真正平等之外，還有反貴族不反君王，請求君王施以善政、處置那些禍害民眾征收重稅以至於民不聊生的大夫和貴族。

　原本楚國的投射兵種是村社體系之下的“鄉射”培養的，村社體系之下，延續了重新分配土地的傳統之外，民眾也就需要服一下兵役和勞役，在沒有加大盤剝的基礎下倒也活的下去。

　舊制度氏族公社殘余之下，土地是需要在村社內部重新分配的，只是逐漸解體，但在舊制度和車戰時代的低烈度戰爭之下，卻可以保證參與“鄉射”的人口，可以遴選出足夠的投射兵種。

　鄉射是民間的習俗也是一種挑選投射兵種的、符合分封建制和村社體系氏族時代的軍製。

　這是一個圈。

　如果窮困的飯都吃不起，就沒有機會練習鄉射，所以射手部隊大部分都是過得還可以的、至少餓不死的、優於徒卒的那部分人。這部分人對於“造反”沒有興趣，而且往往是鎮壓反叛的支柱力量。

　但隨著村社氏族等等制度的逐漸瓦解、泗上大量的手工業皮和奢侈品傾銷、武器軍火的走私販賣等等，原本符合村社制度和貴族制度的鄉射體系也逐漸瓦解。

　土地制度的瓦解、私有製的深入人心，盤剝的加重，有幾個人會去有余力去“鄉射”?

　弩和弓不一樣，弓就算可以批量培養，成本也遠高於弩，更別提火槍。

　貴族們需要更多的軍隊來維護自己對抗中央政府的力量，因為楚王已經編練了火器新軍。

　這都需要錢。

　手工業又不發達，只能從封地上的農民身上下手。

　糧食這幾年又不值錢，手工業品墨家又不要，貴族們既想要更多的奢侈品又想要組織私卒，收錢就越多，矛盾就越發激化。

　矛盾激化，就需要更多的私卒以維持，更多的私卒又花更多的錢。

　鄉射體系崩解， 選不出來幾個精通射術的農夫，那就需要依靠火槍，使得原本只能做被一個脫產的士可以以一敵百的徒卒們，成為了貴族私卒手中的火槍兵。

　一場暴亂，使得當地貴族束手無策，只能倉皇逃亡。

　原來的宗法制之下，士人脫產作為武士，一個打十個;一部分吃得飽的庶民以鄉射被選為投射兵種，殺徒卒就像射靶子。農夫想要反抗，著實難。

　之前的許多次國人暴動國人政變都是國都本地人發起的，因為他們本身就是一國最重要的軍事力量。

　安陸不是國都，可偏偏火藥出現後拉近了貴族和庶民之間的差距，民眾暴動之後奪取了武備庫，趕走了貴族，甚至有了雖然不切實際、空想、局限，但之前從未有過的“綱領”——賢者與民並耕、市賈不二價、人皆有私地。

　這當真是前所未有的情況。

　引導民眾起義的，還是貴族，算得上是有良心的貴族、受到了墨家農家等想法宣傳後的貴族，因為民眾不識字也不太可能知道這些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