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以正式墨者的身份，跟隨著墨子返回商丘時，心情和從前大為不同。

　　這不是他第一次看商丘城，但是他第一次真正看看商丘這座可以追溯到帝嚳時代的古城，因為他終於有那麽一絲資格參與這座城市有關的事。

　　在此之前，城市再大，也和他沒有任何的關系。

　　商丘城是宋國都城，按照周禮的規定，公侯國的國都的邊長不得超過七周裡。

　　數百年前，周禮絕對是最符合科學的，也是按墨子所說的最秉持天志的規范，完全符合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但現在已經相當過時了。

　　當時不管是築城，還是侯甸采衛男、公侯伯子男的分封，都是按照最為有利於氏族製全民皆兵的手段來的。

　　夏商之時，邦國數萬，一大堆按照夏裡的面積的伯爵子爵。那時候一裡是二百五十米，一尺只有十三四厘米。

　　商滅夏後，改用商尺。

　　度量衡變革後，習慣性的按面積說自己是伯爵子爵的習慣沒變。

　　於是一群沒跟著商湯滅夏的伯爵們忽然發現，按照商的度量衡，自己被商降級成了子爵，一堆子爵變成了男爵，一堆沒跟著滅夏的伯爵還沒有商的子爵領大。

　　等到了周滅商，所剩下的男爵基本都是夏之前的千年古國，按照當年商給伯爵降級成子爵的習慣，才有了蠻夷都被稱作子爵一說。

　　楚是子爵，雖然弄成小西周，滅了一堆諸姬，連文王四友南宮適的封國都弄成了自己的附庸國，可仍舊在一定程度上遵守著周禮，城牆的邊長不敢逾越，只能打擦邊球。

　　宋國是周朝三恪，正宗公爵，在建國之初就可以營造邊長七裡的大城。但現在實力不濟，更加不敢逾越。

　　商丘城並非是一個標準的正方形，以現在的數學水平建一座標準正方形的城市不是難事。

　　然而正方形不容易鑽周禮的漏洞。

　　商丘城最短的城牆是三公裡，恰好是七周裡，這沒有僭越。

　　但是最長的城牆接近四公裡，超出了七周裡，這算是僭越。

　　雖然周天子當年被鄭伯一箭中了肩膀、又有楚子問鼎輕重的事，權威已無，可那些禮儀大家還是要象征性的遵守。

　　哪怕是七雄已成的時代，七雄的主城最短的城牆都是七裡，但是最長的城牆一般都短於九裡。

　　天子的城是九裡，公侯的城是七裡，所以要鑽漏洞就要最長不超過九裡，但最短的也一定不能超過七裡。

　　如果有任意一條邊超過了九裡，那就是超出了天子。

　　如果所有邊長中最短的一邊超過了七裡，那就是超過了公侯。

　　各國人才濟濟，這樣擦邊球的手段層出不窮，更是彰顯了此時的邏輯學智慧。

　　不管是周天子還是公侯國，建國之初沒有那麽多的人口。

　　這麽大的城市，不可能全都是居民區，還有很大一部分的農田。

　　現在人口增長，城內還是有一些菜田或是農田，而非全部都是住宅、集市或是宮殿。

　　營造數百年的大城，自有其過人之處。也正是靠著商丘城，宋國才能在晉楚爭霸的夾縫中不斷守城生存，也讓墨子當年止楚攻宋有了堅強的後盾。

　　在適看來，商丘城已經算是相當宏大了。

　　城牆高達十米，城牆底部寬有將近二十五米，城牆頂部的寬度也有將近十米寬。

　　城牆附近有些天然的小湖泊，大部分都是城中人用來浸麻的，有人攻城的時候也可以作為天然的護城河守護。

　　這樣的城市和春秋之時，領著幾十個人就能攻下一個男爵國俘虜男爵夫人的城市是完全不同的。

　　適的家，算是城市的中心地帶，靠近集市。

　　這一次跟隨墨子前去見面司城皇，正好要從自己的家門口經過，怎麽說自己的祖先也算是和宋國司城打過交道的人。

　　他們這一行屬於為數不多沒有馬車就能進入司城皇宅院的人。

　　適跟隨著墨子進入司城皇家中後，司城皇帶人在庭院迎接，與墨子站在庭院的兩側見禮。

　　分庭之禮，墨子當得起，司城皇也必須做足姿態。

　　進入內室後，引領著跪坐到座位上。

　　墨子坐在東邊，面朝西。

　　司城皇坐在西邊，面朝東。

　　正北方空著。

　　市賈豚、適等弟子坐在南面，面朝北。

　　主人面東，能與之分禮相抗的平等朋友面朝西，至於等級最低的就要坐南朝北了。

　　北面沒有人，因為司城皇找不出一個人比自己地位稍低、但又比墨子地位高的人坐在那裡，所以只能空出來。

　　適這樣的人，屬於禮不下庶人的庶人，但現在的身份是墨子的弟子，因而有資格坐在其中。

　　案幾上擺著各種餐具，適根本不知道該怎麽用。

　　好在只是宴請墨者，上的也只有一些粟米飯和一些豆羹，還有一些淡出鳥的酒水。

　　司城皇知道墨子要求節用、非樂，這一場宴請也就簡單的多，沒有任何的樂舞之動、絲弦之音。

　　吃飯不是目的，目的是談事。

　　適與市賈豚作為弟子，並沒有決定權，只能在一些問題上予以補充，真正和司城皇交談的還是墨子。

　　適暗暗看了一眼墨子，想到昨天晚上的一些建議。

　　昨天晚上墨者們商量這件事的時候，適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

　　昨晚上，適講完了伏羲女媧的事情後，眾多墨者稱讚不已。

　　只有剛剛解開那日適問他的三個墨者一人一升飯問題的辯五十四和適開了句玩笑。

　　“適，上回你隨口編造奚仲的事，已經讓公孫澤不快。如今又編造仲尼的事，等過幾日這些人把這裡發生的事傳過去，他定要來找你。你總不好又說這是籍設之推吧?仲尼可是三歲就喪父啊，他父親怎麽能看看他到底是單眼皮雙眼皮?”

　　適當時也是笑個不停，想到後世常用的編造名人名言的故事，心說凡事再一再二沒有再三再四，這種隨口編造名人行為的話不能再說了。

　　墨子倒不在意，此時村社之人隻知仲尼之名、不知仲尼之事，這樣的事說說也沒什麽。若說雞豚狗彘，哪裡比得上一個名士叫人容易記住?

　　他是相信適說的天志的，正如他經常舉的辯術的例子:一個人一生只見過白馬，於是認為白是馬的特征。但實際上馬的特征並非如此，而是需要總結出來尋找共同點、分出不同點。

　　適舉的大顯、小顯的例子，不是白馬那樣的孤證，因而可以被認為是正確的。

　　墨子當然不會在乎公孫澤怎麽想，反正儒墨兩方的仇怨早已結下，就算這件事傳到公孫澤耳中，公孫澤再想來找適的麻煩已經不易。

　　當時既說到公孫澤，又說到仲尼，便自然想到周禮，便又說起了如今晉之三家邀人會盟的事。

　　墨子是看得透徹的，齊國大亂，各國均想咬一口，說不準一場波及數國的大戰就要爆發。

　　秦國與楚交好，咬不到齊國，肯定會趁機去咬三晉;齊國還在商丘的北方佔據著貫丘，對齊國來說是塊飛地，但插在宋國陶丘附近，這是三四年前齊國從衛國手中搶來的。

　　司城皇的封地很多在陶丘附近，按照利益去看，司城皇很可能希望趁著齊國內亂三晉伐齊的機會，拿下貫丘。

　　但墨子實在沒想到司城皇想要的不止如此，還希望趁機借用三晉的力量來對付宋公一脈，更沒想到適手中的那些種子會成為嘉禾，借用當年唐叔虞封晉的事來一場符合天命的分封。

　　他總談非命，不信天命，因而在分析這件事的時候就根本沒往這個方向想。

　　數十墨者七嘴八舌地討論了許久，也沒有想明白司城皇要那些谷米種子有什麽用，適也沒有想明白。

　　但適早已堅定了把一些種子換錢的心思，因為墨家實在是太窮了。

　　墨者倒是有自己的工匠作坊，也能生產武器，但是這些武器從來不賣，而是隻用來守城，所謂行義。

　　若是賣了，那就算是給不義之戰提供武器，這是違背墨子想法的。

　　適心裡卻不這麽想，但這時候也不好說，只能用行義這樣的理由，想辦法給墨家弄些錢，以擴充墨家的力量。

　　既然眾人都猜不出司城皇為何要谷米種子，適便說道:“既然不知，那就不必去猜，明日叫先生問問便知。若是用來行不義之事就不賣。但如果既不是行不義，也不是行義，總可以賣。賣的錢我們用來行義，是一樣的。”

　　這一點他已經說服了墨子，墨子也同意，便問道:“你想怎麽賣?”

　　適早已想好，說道:“先生，您已經看到了村社的事，先生相信按照我說的那些辦法可以畝產兩石嗎?”

　　這一點眾墨者之中懂稼穡之事的也都同意，更別說墨子了。

　　適接著話頭道:“既然這樣，弟子有個想法。明日，我們可以包司城皇一部分土地的稅。假使他有一片地，每年可以收粟兩千石，那麽我們可以用兩千五百石包下來。”

　　市賈豚一聽，頓時明白了其中關節，擊掌稱讚道:“適的辦法好。若以什一之稅的定額，是兩千石。而用適的辦法，卻嚴格按照什一之數來取，可能會是四千石。如此一來，那些農戶反而能得利。這正是一種行義。”

　　墨子聽到包稅二字，終究想的深遠，憂慮道:“若此事成風，墨者可以做，別人學去可不好。他既以兩千石包走，心欲得利，必收四千石， 受苦的仍舊是那些農夫。”

　　適笑道:“先生多慮了。如今除了我墨者，誰人能以兩千五百石之稅得利?我們眼中的利，是行義;商賈眼中的利，是金銅。他們往來販運，即可得利。其余貴族，全無此心，亦無此能。若包稅隻加賦而不改耕種之法，農夫不滿，民意滔天。只有我墨者如今可以適當加賦，而民用更足。日後可以教出許多會新耕種之法的農夫，傳走四方，豈不大為有利於天下?”

　　“先生，我只怕先把這耕種之法傳遍天下，王侯貴族收的賦稅可就不是十畝一石了。以如今天下，能夠秉持行義利天下之心的，除了墨者又有多少呢?與其相信他們，不如相信自己。至少，我們真的可以讓人得利，積微義而成大義。”

　　“況且，若那地富足，眾人也能相信新的耕種之法。先生既然認為君之權乃臣氓之通約，弟子便認為要在新耕種之法傳遍天下之前，先達成約法，定下畝之稅額，以我墨者為監督，若其違約則……罰！”

　　“若想言罰而能罰，便必須要有更多的人知曉天志，相信墨者的規矩。積少成多、累土成山，待到通約而成，這約法中也可以全然禁止包稅之法。”

　　“先生有劍，故能賞罰。墨者約天下之劍，弟子尚未得見。賞罰天下之劍如何鑄?傳天志之言為銅、集眾人之心為炭、利天下之物為錫齊，此三物我墨家均有，何不鑄賞罰之劍?”

　　“我於村社，有此三心之劍，故可賞罰村社;若宋國有此三心之劍，可賞罰宋國;若天下有此三心之劍，便可賞罰天下，誰敢不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