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冬生的父親原來也是原川縣工商銀行的副行長，在他19歲那年，父親退休，他便接班到這家銀行工作。家庭條件好，從小衣食無憂，父母對他很是寵愛，從小就教育他要好好學習，追求進步，不能懈怠。在父母的教育下，他學習成績良好，高中畢業後參加過一次高考，和高考分數線只差了3分。他那時已經參加了工作，銀行也不錯，就是考上大學，將來畢業不也要面臨就業嗎?他就沒有再去複讀。

　　上班後，父親托關系，讓他在省裡參加近半年的專業培訓，又經過幾年的實踐煆練，進步得很快，25歲，已經是信貸管理部的副經理，令同事們豔羨。在30歲那一年，他又榮升為公司業務部的經理。今年35歲，行裡這時又要提拔一個副行長、一個黨委成員兼綜合辦主任兩個職位，薛冬生也是考核的對象。

　　可兩個位置卻有四個人爭，他排序是第三名。第一名是楊明陽，在單位資格老、威信高，應該沒有問題;第二名的汪濤，是華東金融大學的大學生，這在金融系統是一流的大學，全市這樣的大學生也不多，分到行裡，基本和薛冬生同升遷，進步得也很快，可以說是德才兼備，很得領導和同志們的賞識，在內部來說，計財科比公司管理部還更重要。所以，方方面面來看，按照正常排序的話，汪濤可是他進步途中一座不好逾越的高山。

　　後來，薛冬生的父親通過關系找到了市行，市行的一個領導說，市行考核後的初步意見，也是按縣裡的排序提拔，如果沒有什麽特殊的情況，市行的意見基本上不會有什麽變動，等到下一次吧。

　　難道就這樣算了?等到下一次?誰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呀！到下一次還有機會嗎?這時，領導角色的誘惑漸漸在他的思想裡膨脹起來。他想:只要能進領導班子，就是先當綜合辦主任主任也行呀，然後慢慢就會過渡成副行長，有權——可以批更多的款，可以給更多的人辦事......;有勢——圍繞自己的人會更多，可以得到別人的尊重，可以結識更多的領導層面的人......;有名——這是一種社會標簽，在縣城這個生存環境和政治圈，官場都知道我，這是一種潛在的軟價值......;有利——可以得到更多的錢物......。於是，他不甘心，絕不能放過這個機會！

　　現在看來，前一陣子他真是戴著放大鏡在看副行長的位置，忽視了那麽多比副行長更珍貴的東西。即使不當副行長，這樣一直乾下去不是也挺好的嗎?可他卻因爭副行長什麽也沒有了——包括自己的生命——他已經回不到從前了！

　　他怎麽也想不出什麽好的主意，想到市裡活動吧，市裡已有意見，重新推翻考核基本沒有可能，省裡也沒有很硬的關系。一度曾想:算了吧，命中沒有勿強求。可在工作的閑暇，在醒來的深夜，一天中的很多時間他都會想到它——這個可惡的‘副行長’象一個魔鬼，令薛冬生無計可逃。

　　11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他在翻閱一本雜志時，看到了這樣一個報道:周明縣公安局偵破了一起盜竊案，竊賊是一個慣偷，作了不少案，其中，在一家竟然偷了現金近五萬元，查後發現是周明縣的一個副縣長家。因數額大，公安上便把這起案情給縣裡的主要領導作了匯報，主要領導也不敢隱瞞，如實上報。後經市檢察院查處，這位副縣長被免職獲刑。他連看了幾遍，感到啟發很大，靈機一動，就產生了這種想法——盜竊汪濤的宿舍——但願能偷出一些非議之財——讓汪濤受到嚴查。

這樣，這兩個領導職位中的其中一個就歸他了。　　盡管有了這個想法，可他內心卻百不願意，小偷這個名聲也是他非常憎惡的。是啊，一個國家工作人員，中層領導，還是共產黨員，怎麽能這樣子去作?一段時間以來他跨不過心理的這道坎。

　　可當行長的欲望卻像毒蛇一樣在蠶食著他的心靈，使他不能平靜和安寧，當副行長的種種好處權、勢、名、利又不停的在向他招手，令其寢食難安，不能自己。

　　過了思想這一關，他就積極地開始準備了，買了帽子、球鞋、手套等，在購買球鞋時，他去了兩個地方，城關供銷社和縣城西邊一家鞋店。他平時穿的是44碼，卻有意購買了一雙43的、一雙42的。他對汪濤的室內和門的情況進行了觀察，發現他的辦公室門縫較大。在時間上，他知道單位的人事調整是到12月底，所以便把作案時間選在了12月上旬。

　　12月2號深夜1點多，他穿好新買的球鞋，先到洗水間，為了讓人知道是外來的‘賊’，先跳出窗外，又跳進來，然後，捂好臉，套好手套，上樓來到汪濤的辦公室門口，用他原來拍的一個B超片的一部分，捅開了門，撬開了抽屜，拿走了抽屜裡全部的錢，事後數了數是8500元。完成了自己由生以來的第一案。

　　接下來發生的一件事，又讓他作了第二起案。

　　他的分管行長叫薑紅霞，平時，薛冬生就看不慣她的傲慢和頤指氣使，對下級動則訓斥。12月4號下午，她把薛冬生叫到辦公室，她上午到市行開了全年的工作匯報會。薛冬生剛走進她的辦公室，她就把匯報稿扔到地上，指著薛冬生大聲叫嚷:“全年匯報的內容，竟有兩項工作都沒有寫上，受到市領導批評，讓我丟盡了面子，你是幹什麽吃的?......”這嚴厲的訓斥深深的刺激了他。

　　回到辦公室，薛冬生怒不可遏，他決心要爭到這個副行長的位置，突然靈機一動，把薑紅霞列入到了他第二次行竊的計劃中。這樣，順利的話，如果搞掉汪濤可以按序成為第二名，搞不掉汪濤若搞掉薑紅霞就多了一個副行長的名額，更何況還有把兩個人都搞掉的可能，這樣，我晉升的把握性就更大。即使什麽也偷不到，也是對薑紅霞的報復，以消心頭之火。

　　在5號下午快下班時，薛冬生以工作不細致，作檢查為由，來到薑紅霞的辦公室。薑紅霞正好在裡間，聽到是薛冬生的聲音就讓他先坐，他乘機抽開了薑紅霞辦公室外間的窗戶插銷。

　　當晚深夜2點左右，薛冬生蒙面跳入薑紅霞的辦公室，撬開了辦公桌的一個抽屜，拿走了15000元錢。然後，又在裡間的一個大櫃裡，看到一個手飾盒，把盒子撬開，把裡面的東西全部拿走了。

　　可就在他感到順舟順水的時候，卻出現了意外:作罷案，他從薑紅霞的辦公室窗戶剛跳出來，準備向西回屋時，卻猛的看到了姚紅，嚇得他魂飛魄散，姚紅這時候在這裡幹啥?他來不及細想，慌忙折向東，從東邊的樓梯下來，先藏到了洗水間，停有幾分鍾，聽姚紅慌亂的腳步聲、上樓聲、關門聲後，感覺比較安靜了，他才躡手躡足回到了自己的宿舍，悄悄地關上了門。

　　回到屋，他難以成眠，一個重要的問題又擺在面前:姚紅認出我了嗎?他無論怎麽想結果也只有一個:姚紅認出了他！三年來一直在一個單位工作，在一個科室，每天都在一起，說話、動作彼此都很熟悉，要麽姚紅怎麽不喊人呀，姚紅看到他時很吃驚，一隻手還捂著嘴巴。如果姚紅看到的不是他，那姚紅會高喊叫人的呀！你這姑娘這時候去做什麽呀?這可怎麽是好?這該怎麽辦?她會給別人說嗎?她會報案嗎?會去舉報我嗎?

　　他躺在床上不知不覺就迷糊著了:天好像快亮了，聽到室外一片熙攘聲，隱約能聽出是姚紅的聲音，想不到姚紅起的這麽早，還不到上班的時間，她就帶著公安局的人，公安人員穿著警服，還有齊副行長、薑副行長還有汪濤，一起來到了他的屋，把他的作案工具，他偷的東西，都找了出來。姚紅指著他對公安局的人說:他就是薛冬生！昨晚從薑行長的窗戶跳出來的就是他！公安局兩個巨人般的警察，一個人擰住他一條胳膊， 用手銬把他銬了起來，他“哎呀”一聲，翻身猛坐了起來原來是一場噩夢，驚得他魂不附體、一身冷汗！

　　他再也睡不著了，再也不敢睡了。唉！本來是想創造一個機會來實現一個夢想的，現在卻又多了一個噩夢，早知如此，悔不當初呀！來不及了，只有面對現實了。姚紅會念及友誼和情份隱瞞這件事嗎?今天是周六，不知道她會不會向領導報告。唉！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呀！

　　周六過去了，什麽事也沒有發生，正常的像過去的每一天。行裡的領導、公安局的人也都沒有人問他，一切好像是風平浪靜。是姚紅念及三年的情誼，沒有上報這件事?當時他內心真的還非常感謝姚紅！甚至還略微帶一絲感動替他保守了秘密。

　　薛冬生又在想:可這只是兩天時間，以後呢?誰能保證她以後不說，這一輩子不說呢?她什麽時間說了我什麽時間就得遭殃，她實際上已經是捆綁在我身上的一顆定時炸彈了，遙控在她的手中，她什麽時間不高興了，什麽時間想顯示正義的強大力量了，我什麽時間批評她了——就象薑副行長批評我一樣。都可能成為她隨時點按炸彈按紐的理由，會把我炸的粉碎——別說副行長乾不成——就是部門經理也做不成——就連一個正常人也當不成，我會隨著她的引爆，被炸得高高的飄到空中，飄到監獄和勞改場裡去苟且偷生，直至飄到陰曹地府......。

　　所以，從長遠看，我必須拆除這顆定時炸彈，要不，我可是永無寧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