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華人社團不直接介入當地政治,他們定期所繳納的租金,也將對文萊蘇丹穩定當地的統治起到正面作用。
只是參考西加裡曼丹的地緣政治演化路徑的話,憑借采礦積累羽翼豐滿的華人社團。
有可能會最終主導沙撈越的政治經濟,為後人留下一個名為“三條溝G和國”的政治傳說。
然而在西方勢力開始加緊瓜分世界的19世紀後期,這一願景實現的機率幾乎不存在。
最終阻止所謂“三條溝G和國”在沙撈越地區崛起的並非荷蘭人,而是將北婆羅洲地區視為自己勢力范圍的英國人。
不過比之靠“東印度公司”這種商業擴張模式,英國勢力在沙撈越的登陸方式要顯得更為神奇。
公元1838年,一個叫作“詹姆斯?布魯克”的英國冒險家,率領一條炮艇抵達沙撈越首府“古晉”港,這條炮艦幾乎花光了他所有的財產。
如果說“東印度公司”,是由眾多資本通力合作搭建而成的“有限公司”平台的話,那麽布魯克和他的炮艦就純粹是一個“個體戶”了。
在商業社會中,有限公司和承擔無限責任的“個體戶”都具有著平等的法律地位。
從這點來看,如果大家對英、荷等國或授權,或默許“東印度公司”這種企業形式。
幫助開拓海外殖民地的形式已經習以為常的話,那麽對布魯克這種個人冒險行為也不應該感到詫異。
憑借強大的武力,布魯克和他的追隨者,很快幫助穩定了當地的局勢。
並於1841年,從文萊蘇丹那裡獲得了總督之位。
也正是在這一年,華人采礦公司與他的前任簽訂了礦業承包合同。
次年,不滿足於此的英國人總督,馬來語“拉惹”宣布擺脫文萊蘇丹的宗主權,成為獨立的“沙撈越王國”。
為了與那些土著王國區別開,這個白人王國又被稱之為“布魯克王國”。
很顯然,無論從哪方面來說,轉移至沙撈越的華人采礦公司,都不會願意自己置於西方人管理之下的。
問題在於,英國人的武力既然能夠製服達雅人和文萊蘇丹,自然也能對華人采礦公司造成同樣的壓力。
因此,盡管沙撈越礦場的華人公司,一直拒絕承認布魯克的統治。
並且源源不斷的從西加裡曼丹,吸引新的礦業公司及華人加入,包括在1857年發動W裝起義,最終還是只能接受現實。
並不需要為沙撈越華人政治萌芽的遭遇感到遺憾,畢竟從大歷史的角度來說。
西加裡曼丹華人政治勢力的崛起,更多是一場意外,一場在荷蘭人暫時未能北上而產生的意外。
其積極意義不在於有沒有機會海外再造中華,而在於讓封閉保守的華人社會,有了一次自下而上重生組合的試驗機會。
只是在英國勢力幾乎同時登陸情況下,這場注定失敗的試驗,最終未能在沙撈越延續罷了。
布魯克王國的領地,原本並沒有現在的沙撈越州那麽大。
在隨後的半個多世紀中,英國白人統治下的砂拉越王國。
不斷通過租借、武力征服等方式向東擴張,包括治服原本不接受其統治的華人采礦公司。
整個擴張過程中的標志事件,發生在公元1890年。
在這一年,白人國王的的私人軍隊控制了“林夢”地區。
後世面積狹小的文萊被分為了兩部分。
位於達雅山脈與南海之間,面積不足4000平方公裡的狹長地帶,就是林夢地區。
林夢地區也是布魯克王國及沙撈越州,
最東邊的一塊土地。只是沒有哪個國家,會對這種一分為二的情況感到滿意,尤其文萊蘇丹國殘存的總面積還不到6000平方公裡。
因此直到21世紀,文萊還在試圖從馬來國手中拿回林夢。
“白國王”這種從被殖民地土著那裡直接奪取統治權,並使用當地尊號的模式並非孤例。
在華人主導西加裡曼丹的過程中,同樣出現過這種情況。
蘭芳公司崛起後不久,一位在競爭中落敗的華人社團首領。
率眾征服了卡普阿斯河下遊,距海岸線約100公裡的一個酋長國(戴燕)。
並開始以酋長/國王的身份世襲在該地區的統治,直至荷蘭人徹底征服西加裡曼丹的華人勢力,才宣告結束。
無論是東印度公司這種商業模式,還是“布魯克王國”這種冒險家模式,能夠在海外立足,很顯然都是依托於其母國的強大。
區別在於,後者可以以英國保護國的身份,存在於大英帝國的殖民版圖中。
二戰結束之後,布魯克的後繼者正式將沙撈越的所有權轉移給了英國。
20世紀60年代,沙撈越與沙巴一同加入了馬來聯邦。
與英國人在海外的花樣殖民方式相比,被中央之國的官僚地主階級,視為天朝棄民的南洋華人社群。
無論成長的路徑與這些西方人有多少相似之處,最終都無法擺脫被政治邊緣華的命運。
像同樣海外漂泊的尤太人那樣傾心於經濟,幾乎成為了必然的選擇。
在西加裡曼丹的形勢開始惡化之後,沙撈越地區並非是華人,包括後來者海外定居的唯一目的地。
位於後世文萊蘇丹國之東的沙巴,同樣也是華人尋夢之處。
這一地區原本也屬於文萊蘇丹國的統治范圍,只是早在17世紀中葉。
文萊就已經將這一地區的主權,割讓給了另一個蘇丹國——蘇祿蘇丹國。
做出這一選擇的理由,據說是因為蘇祿蘇丹幫助其平息了境內的一場叛亂。
不過參考英國人布魯克的所作所為,相信大家也應該明白,這一外交事件中,武力才是決定性因素。
在我朝的記錄中,蘇祿王國與文萊蘇丹國的前身“渤泥國”享有著同等的待遇。
這不僅因為這兩個王國在三寶太監下西洋時,先後前來我朝朝貢。
更因為跨海而來的兩國國王,都有因病離世,將自己留在了中國的情況。
區別在於,S東德州的“蘇祿東王墓”一直有子嗣留在中國守墓,並借用溫、安兩姓融入了中國社會。
而沒有子嗣守墓的金陵“渤泥國王墓”則逐漸湮沒於荒野之中,直到20世紀50年代才被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