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點你要記住，也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點。

那就是你必須仔細觀察，老百姓最喜歡上哪裡去遊玩?這個地方的格局是怎麽樣的。

我們建造這個先賢祠，最主要的就是以老百姓為主，不是針對那些所謂的少數高貴人群的。

在先賢祠裡，老百姓可以敞開心扉的玩，還能了解我們的祖先的功績，我們的文化根源。

這裡面不準任何犯罪事件的發生，不管是誰犯了這一條，殺無赦。

久而久之，這樣就形成了一條俗成的規定，任何人進入先賢祠，包括我。

在這裡面都可以自由自在的吃喝遊玩，祭奠我們的祖先，緬懷我們的文化。

淨化我們的心靈，這裡面沒有身份。

在這裡他們可以放空身心，做回自己。

最後一閣留給慈濟院，這個慈濟院主要是收留那些鰥、寡、孤、獨、殘、病的人。

祠裡面顯眼的地方都設有捐款箱，每個捐款箱打開都要當著眾人的面清點錢財。

然後張榜公示，這些錢財主要用來維護先賢祠和慈濟院用，當然，政府每年也要撥款。

而且所用的錢財一分一厘都要張榜公布出來，每個月會有審核人員審核錢財的運用。

維護人員全是志願者，做一天也行，做一年也行，做一輩子也行。

先賢祠是國家的，不屬於任何個人，政府隻負責管理。”

“如果罪犯躲進去了怎麽辦?”

“祠裡又不是不能抓人。

當然，這只是我的一個初步構想，還需要群策群力，而且以後肯定會有問題發生。

但邊做邊改嘛，最後一定會形成俗成規定的。

當然，我希望它成為華夏民族每個人的心靈的港灣。

不管是大奸大惡，普通人、小偷、騙子、殺人犯、豪商、官員。

想到先賢祠，每個人心中都是溫暖的，而不是其他，這就夠了。”

陳遠宏擦了擦汗，一屁股坐了下來，放下茶杯，對大家招了招手，笑著說道:“這鬼天氣太熱了。大家坐下來歇一會兒，我剛才所說的大家都聽到了，大家有什麽疑問嗎?都說說。”

“大帥，為什麽要費時費力費錢建這個先賢祠呢?建一個凌煙閣不就得了。”

楊曉華邊喝茶水，邊問道。

陳遠宏看著眼前100多個心腹，趁著這個時間，正好給大家講一講後世的一神教文明有多霸道。

自從我們在清末鴉片戰爭之後，被打急眼的中國精英們所實行的一系列激進政策，給中華民族帶來的隱患。

“咱們現在所遵守的社會準則是什麽?忠、孝、仁、義、禮、智、信。

村鎮一級的主要靠宗族的統治，皇權不下鄉，也下不了鄉。

但是我以後要實行的制度，會打破宗族的統治，因為它的弊端太大。

那麽粉碎了宗族的統治，基層又沒有其他的力量介入，再加上工業革命的摧殘。

我們在文化上就會失去信仰，自我迷失，那麽宗教就會卷土重來，各種殘渣會泛起。

怎麽辦?咱們先來講一講宗族。

因為在一個大社會裡，個體力量是渺小的，往往需要附著於一個小社群，才能在競爭中不被吞噬。

“宗族”就是華夏文明中，最基本的一個社群單位。

姓氏和血緣，成為了抱團取暖的凝聚點。

由此再上升一個層級，凝聚點則是基於地理位置及生存環境的共性，而形成的地域性共識。

比如晉商、徽商、溫商等商幫的形成，就是典型的例子。

人人都知道兩個人加在一起的力量肯定大於一個人。

但兩個陌生人放在一起，得出的答案卻未必是一，也可能是零。

一言以蔽之，任何社群的存在，都需要有個能幫助個體間達成共識的“地緣凝聚點”。

這個“地緣凝聚點”可以是共同祖先;可以是地域;可以是一段能引發共鳴的歷史。

在成為“地緣凝聚點”這個問題上，宗教看起來比之其它點要更有優勢。

一個宗族的擴張，需要數代甚至數十代人的努力。

但一個能滿足時人某種心理需求的“宗教”，卻有可能迅速傳播，並形成規模效應。

比如每到一個古典王朝行將崩潰時，就會湧現於“農民起義”浪潮中的各種攀附佛教、道教和一神教的宗教組織。

又比如現實生活中，形形色色幫人用“信仰”消災解難、治病養生的各類地下教會，乃至邪教組織。

從技術上看，一神教的傳播能力及凝聚力，又要高於其它宗教。

這其中尤以3.0版本的綠教為甚。

對於我們這個國家的少數派來說，無論其所保持的自身特點，是該歸於民族特點，還是宗教特點，本質上就是為了凝聚自身所處的社群。

從這點來說，以宗教為標識和與宗族或者血源為標識，並沒有區別。

然而，同樣從技術上來考慮，對於客觀上屬於“少數派”的社群來說，到底保留多少成分的識別度又非常重要。

從少數派的角度來說，保有的識別度過小，將面臨被多數派融合的風險。

過大甚至與大環境格格不入，那麽實際在做的就是一種“自我種(民)族隔離”，並最終身受其害。

世界是多元的，多民族、多文化共存的問題並非隻存在於中國。

實際上，中華文明本身的包容性，使得這一問題在中國並不算突出。

在認同自己“中國人”大身份前提下，只要不做到“自我民族隔離”的程度，民族矛盾並不會凸顯。

只是“度”的掌握永遠是個問題。

就從西海綠教的角度來說，為了不被周邊民族吞噬，特別是多數民族。

以宗教屬性來強調自身獨立性的需求，將會一直存在。

問題在於，“中國認同”的基礎其實是“文化認同”，這又與一神教本身的“排他性”有結構性矛盾。

這就需要彼此作出一定的妥協。

必須面對的現實是，不管此類問題出現在何地。

在多數派往往佔據了政治及話語權的優勢，這個壓力更多是由少數派所承擔的。

在歐洲一神教借大航海之勢向中國傳播之時起，類似問題也曾經出現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