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慧慈來到日本之前，此時的隋朝已經一統分裂紛亂的南北朝，國力也是蒸蒸日上。

開始展現一個世界頂級大國潛力來，京杭大運河，科舉制度等一系列政策，使得後世的中國受益匪淺。

而高句麗人慧慈就是對隋朝文化特別仰慕的一個人。

所以他在教聖德太子的時候就說:“大隋官製完整，國勢強盛，篤信並保護佛法。”

因為有老師慧慈的教導，聖德太子一邊致力在日本宣揚佛法。

此時最大的阻礙，日本大豪族物部氏已經沒落。

一邊不斷的派遣譴隋使者到中原去學習，其中就包括後世國人比較熟悉的遣隋使小野妹子。

不僅如此，他自己還模仿《易經》，陰陽五行學說等中國古典哲學書籍。

在結合法家、儒家、道家等多種思想頒布了“憲法十七條”，為漢文化的輸入做了一個基礎的鋪墊。

所以很多人非常奇怪，為什麽白江口之戰後，日本能夠迅速的吸收漢唐文化。

並逐漸比中國本土繼承的還要更加優秀。

比如說源於中國園林的園林風格建築，最高藝術成就是日本的枯山水。

源於中國的雅樂，最完美的繼承者同樣也是日本，甚至國內都已經失傳了。

這些其實都可以歸功到聖德太子。

公元622年，病重的聖德太子，隨前一日前剛剛過世的太子妃膳大郎女而去。

然而他對日本的影響，卻已經足夠改變這個國家今後所有的歷史。

從聖德太子開始，他自己為《妙法蓮花經》、《維摩經》、《勝?經》三經作注。

由此佛教在日本徹底生根，同時他聘請漢文化大師和高僧，在日本大范圍公開授課。

漢文化開始為之後的大批量融入奠定基礎。

可以說沒有聖德太子，就沒有後世的日本。

這也是為什麽日元上，都曾有聖德太子頭像的原因了。

最後插一句題外話，也正是在聖德太子期間。

日本致力於增強同周邊國家的關系，出兵朝鮮半島，聯合百濟攻打新羅。

結果在公元660年(唐顯慶五年)3月，百濟國在高句麗國支持下，大舉入侵新羅國。

新羅軍接連敗北，新羅武烈王向大唐帝國求救。

唐高宗任命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為熊津道行軍總管，統舟7000進駐熊津城(今韓國公州)。

663年八月十七日，唐將劉仁願、孫仁師與新羅王率陸軍團團圍住周留城。

唐將劉仁軌、杜爽與百濟降將扶余隆則帶領戰船170艘列陣白村江口。

八月二十七日，日本援軍萬余人，分乘戰船千艘，與唐朝水軍不期而遇。

《三國史記》中描述道:“此時倭國船兵，來助百濟，倭船千艘，停在白沙。

百濟精騎，岸上守船，新羅驍騎，為漢前鋒，先破岸陣。”

翌日，日軍諸將與百濟王商討對策。

他們依仗兵力優勢，妄言“我等爭先，彼應自退”，遂未加整頓部署，便“率亂伍中軍之卒，進打大唐堅陣之軍”。

結果，唐軍“左右夾船繞戰”，巧施包抄合擊之術，致使日軍“赴水溺死者眾，艫舳不得回旋”。

《舊唐書·劉仁軌傳》史載:“仁軌遇倭兵於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

煙焰漲天，海水皆赤。”戰後，百濟豐璋王逃亡高句麗，殘軍盡皆投降，百濟復國化為泡影。

7月，百濟軍大敗，百濟王及百官被俘往長安，百濟王朝崩潰，

在白江口失敗的打擊下，百濟王逃往高句麗，余部全部歸降，

百濟國徹底滅亡。白村江戰役，基本上決定了當時東亞地區的政治格局。

百濟滅亡後，667年，唐朝和新羅聯軍乘機進攻，翌年攻陷平壤，存在705年之久的高句麗滅亡。

白村江之戰，促使日本退守本土，九百余年(至1592年豐臣秀吉侵略朝鮮)間未敢再大規模入侵朝鮮半島。

白村江戰敗後，日本中大兄皇子深恐唐朝與新羅軍隊進攻日本本土。

於是從664年起，花費巨資，先後構建了四道防線。

其中，日本在九州的太宰府建“水城”，它實際上是一座用於防禦的土壩。

壩長1.2公裡，底部寬80米，高十幾米，外側是一條5米深的水溝。

為了保險，667年，日本將都城從飛鳥遷至近江大津宮。

然而，唐朝和新羅的軍隊並沒有乘勝進軍日本本土。

白江口海戰的勝利，徹底粉碎了日本侵入朝鮮半島的野心。

日本人尊崇強者，你把他打得服服帖帖，他就跪了。

此後日本調整對外政策，向唐朝臣服，開始以中國為師，謀求自強。

在此後千年的時間裡，暫時打掉了日本人的野心。

轉眼來到了明朝的萬歷年，統一了日本的豐臣秀吉又開始蠢蠢欲動。

而在日本人心中種下據天朝而居之的思想根源，是豐臣秀吉在日本人心中播下的種子。

豐臣秀吉(1536-1598年)統一日本後。

就處心積慮地，要以武力在亞洲，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大帝國。

並提出了攻略朝鮮，進取平津，佔領華北，在東亞大陸列土封疆的對外侵略擴張的戰略構想。

可以說，他是日本“大陸政策”的最早提出者與實踐者，並兩次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

1578年，豐臣秀吉表明他的“宏大志向”:“圖朝鮮，窺視中華，此乃臣之宿志”。

1584年，擔任太政大臣的豐臣秀吉，提出了一個帶有時間表的擴張計劃。

既在佔領朝鮮之後，於1593年初佔領北京，1594年日本遷都北京，然後再進軍印度。

1590年，豐臣寫信給朝鮮國王，“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於明，使其四百州皆入我俗”。

1592年，日本首次侵朝初期進展順利，豐臣秀吉就開始籌劃遷都於北京。

他自己“居守寧波府”，以便“尊聖意，佔領天苧印度”。

不過，豐臣秀吉的計劃主要停留在“理想層面”。

豐臣秀吉兩度興兵進犯朝鮮，史稱文祿之役和慶長之役，侵略者遭到了朝鮮的沉重打擊，均以失敗而告終。

隨著豐臣秀吉於1598年病死，其遷都北京進攻印度的擴張大陸的計劃徹底失敗。

然而，豐臣秀吉“滅朝鮮，侵中國”的戰爭思路，卻為後來的歷代統治者所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