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府時代,在日本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本居宣長(1730-1801)。
他的“八弘一宇”的思想樹立了日本民族優越、應該主宰世界的理念。
這種思想認為,日本是日出之國,乃世界萬國之中最優秀之國家。
本居宣長出身商人家庭,是日本國學家、歷史學家,也是引領“大日本帝國”思潮的先導之一。
他主張,必須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新華夷秩序,要各國都前來向日本朝貢。
鑒於他在日本學者中的地位,眾多日本人對其思想推崇備至。
並開啟了矛頭指向中國的“大日本帝國”戰略構想。
其實,這種思想的出現,與古代日本受中國衝擊和影響嚴重有關。
當日本社會面臨文化問題與社會危機的時候。
日本的思想家們便提出,危機的原因在於中國文化的汙染。
從而提出日本原生的文化高於中國文化,日本文化具有獨特的優越性。
分析這種思想產生的心理,這其實是將外來文化作為現實挫折的替罪羊。
意在重建日本文化,突出自身的優越性以建立民族自信心。
本居宣長的民族優越論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外來文化的一種衝擊,具有保守傾向。
從本質上說,他表達了日本文人試圖讓日本文化獨立於中國文化之外。
擺脫中國文化的衝擊,從而塑造日本民族的自我認同。
但由此而引發的“日本是神的國度,是世界的中心”的自戀傾向。
但是無論日本的貴族精英階層如何努力,都無法剔除中華文化對他們的影響。
這種最優秀的文化,已經深入他們的精神層面,滲透在他們的骨髓裡面去了。
日本的平城京,完全模仿唐朝長安城的規劃來設計建成的。
日本的和服,是效仿隋唐服飾,在沿承唐朝服飾基礎上加以了改進。
日本的中央制度、律令、歷法、節俗、中醫、文學、藝術、宗教、書畫、雕塑。
甚至刀劍、圍棋、相撲這些後世日本的技藝強項,統統學自唐朝。
再然後,日本遣唐學生用漢字的偏旁、草體,創造出日本的假名文字。
奈良時期的日本,宛如盛唐。
日本詩人得意地吟道:“國比中原國,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
吸收了中華文化的日本貴族精英階層,就像一個兩面人一樣,有雙重性格。
既然無法消除中華文化的影響,那就徹底消滅這個文明體。
這就和學習了中國文化,研究了中國文化的歐洲人是一樣的心理。
而且,從現實意義上來看。
歐洲日本也僅僅是學習了中國文化的皮毛而已,中國文化的精髓,他們根本就學不到。
而中國文化的精髓和他們的一神教文化,又是互相排斥的。
中華文化的精粹在於“和而不同”,強調這個世界是多元的。
我們欣賞的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一神教強調神的絕對性和獨一性。
這種嚴格的一元化取向,常常伴隨著一種非此即彼的直線式思維方式:要麽絕對肯定,要麽絕對否定。
它一方面強化著宗教信徒的宗教情感,一方面也潛含著對其他文明基因的嚴格排斥。
自從兩大一神教崛起,它們在地中海打了一千多年,其根源就在於它們都聲稱掌握世間全部真理。
一個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一個是至臻至善的安拉。
一般來說,“神和教義的神聖性必然導致宗教的唯我獨尊性;神和教義的唯一性和絕對性必然導致宗教的排它性。
”因此,當兩種互不相讓的異質文明相遭遇時,必然是衝突多於吸納。
在一千多年的宗教思想影響下,這種思想滲入了他們的方方面面,已經融在了他們的血液中。
造成了除中國和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國家以外,這些國家的人民形成了一種零和博弈的思維。
他們的根本宗旨就是消滅其他文明,按照中國人的說法就是,要麽你死,要麽我亡,沒有別的出路。
日本就是這些國家的一個小小的縮影,中國強大時它謙卑,極盡討好之能事;但暗地裡小動作不斷。
你虛弱時它狂妄,恨不得把中國連皮帶骨吞下去,無恥之尤,而這就是這些國家乃至民族的本性。
很不幸啊,他們遇到了從後世穿越而來的自己。
這些國家對中國的種種馨竹難書的罪惡,再也不可能發生了。
“收好它,以後有大用。”陳遠宏把將軍印拋給吳勇。
甘州府甘肅鎮,邊塞的名城,河西四郡中最重要的一座城市。
這是最重要的邊塞重鎮,在九邊中也是名列前三,經常和蒙人拚個你死我活。
陝西行都指揮使司就坐落在這裡,明朝五個行都指揮使司之一,在河西走廊設置的行政區劃。
元朝甘肅等處行中書省,治甘州路,洪武五年(1372年)十一月置甘肅衛。
二十五年(1392年)罷。二十六年(1393年),陝西行都指揮使司自莊浪徙置於甘州。
領十二衛,四守禦千戶所,距布政司(西安府)二千六百四十五裡,屬於右軍都督府。
元代詩人評價陝西行都指揮使司戰略地位(既陝西行省奉元路)《大德長安(安西路)志》卷l:
“厥壤肥饒,四面險固,被山帶河。
外有洪河之險,西有漢中、巴、蜀,北有代馬之利,所謂天府、陸海之地也。”
李庭《寓庵集》卷5《創建灞水石橋記》:“以形勢雄天下,其來尚矣!
左達晉、衛,右控隴、蜀,冠蓋鱗萃,商賈輻輳,實西秦之都會也。”
姚燧《牧庵集》卷6《遐觀堂記》:“西北通鹹陽,王公之開府於此。
與西、南、北三陲之使,冠蓋之去來,樽俎之候餞者所出,行旅之夥不列也。”
與甘肅行省相比,陝西行都指揮使司的北界經歷了大幅度的漲縮。
洪武年間明軍多次掃蕩居延海周圍,馮勝、沐英、宋展曾先後率兵攻下亦集乃,但都隨即撤出,沒有長駐軍隊守備。
居延海一帶水草豐美,又有弱水及其支流張掖河同河西走廊相接,是蒙人南下的主要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