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八股文太重形式，是“束縛思想”，難道古人就不明白這個道理?明明知道如此，還是不改，那就一定有不改它的理由，肯定仔細權衡過利弊。像高務實前世的公務員考試也考申論，考過公務員的人應該知道，申論作文要寫好不容易，往往是拉分的關鍵，內容主要是當今的熱點難點，也有固定的格式可套，什麽“三段論”，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等等。其實這難道就不是現代版的八股文麽?當然，比較起來，其自由發揮度要稍高一些，但是弊端是高下不好評判。也許從形式上來看，似乎要比八股文自由多了，但有時明明覺得寫得很好，論述很精彩，卻和“標準答案”不符，分數很低。或者同一篇文章，這個人看了說好，換了個人批卷子就覺得是一派胡言，分數很低。

　　事實上古人早就明白了這個道理，所以才有八股文這樣的嚴格要求，首先形式上統一標準，制定遊戲規則，確保公平的取舍，以免惹人非議。八股文有格式上的要求，卻沒有所謂“標準答案”，而且那時候考完的試卷都會發還本人，上面都有批改痕跡，這可是對批卷者的巨大壓力，不能不認真謹慎。比起前世的只知道分數，不能查看卷中是改得對還是不對，反倒是公開民主多了。

　　八股文有利有弊，總體上看，近代以來對其弊端有過分誇大的嫌疑，而忽視了它在選拔人才、確保公正公平、延續中華傳統文化、維護社會穩定等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其實，八股文真正最大的弊端，以高務實來看，並不在於文體，而在於出題的范圍。明清之八股文，考題范圍基本局限於《四書》[注:理論上《五經》也算，但實際上考得非常少]，寫文章的時候，還幾乎不允許有自己的思想，隻能“代聖人立言”，那就無怪乎“禁錮思想”了。而且考題不外《四書》也導致後期出題上的麻煩――《四書》翻來覆去每句話都考過了，每句話出題都有不知多少“范文”。結果隻好“別出心裁”，搞出各種截搭題，雖然這些截搭題中也有不少奇思妙想、獨辟蹊徑之題，卻也少不得鬧出一些奇葩無語的笑話。

　　其實這幾年閑來無事的時候，高務實所做出的大明改革規劃裡頭就有關於科舉改革的很多內容，不過那都是在將來掌握大權之後的事，甚至不光是掌握大權――還要有巨大的聲望以及前期做出的許多鋪墊作為支撐，然後才能分步驟、一點一點來改革。

　　至於說跟前世那些要搞“”的人所想的廢除科舉，高務實倒是完全沒有想過――君不見那麽多法國啟蒙思想家極力推崇中國的科舉製?法國啟蒙思想泰鬥伏爾泰甚至在《論孔子》中寫道:“沒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對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超過基督教義的最純粹的道德”。而法國 1793年憲法所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以及法國1795年憲法所附《人和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宣言》都寫入了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分別定義為自由的道德界限和公民義務的原則。把外國先哲的格言寫入憲法，這可算是第一例！中國文明當時在法國受到推崇的程度，由此可見一斑。[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句《論語》中的經典，如今十分醒目地鐫刻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的大廳裡，被譽為處理國家關系的“黃金法則”。]

　　不僅是崇拜孔子，伏爾泰對古代中國的行政運行機制更是大加讚揚，認為比之印度、波斯和土耳其的政治統治形式，

中國要幸運得多。他說，在這裡，“一切都由一級從屬一級的衙門來裁決，官員必須經過好幾次嚴格的考試才被錄用。在中國，這些衙門就是治理一切的機構。六部屬於帝國各官府之首;吏部掌管各省官吏;戶部掌管財政;禮部掌管禮儀、科學和藝術;兵部掌管戰事;刑部掌管刑獄;工部掌管公共工程。這些部處理事務的結果都呈報到一個最高機構[注:應該是指內閣]。六部之下有44個常設在北京的下屬機構，每個省每個城市的官員都有一個輔佐的衙門。”　　因此，在伏爾泰看來，人類肯定想象不出比中國這樣的政治形式更好的政府，而古代中國政府更不是孟德斯鳩心目中那樣的專製政府。在這種行政制度下，皇帝要實行專斷是不可能的。一般法令出自皇帝，但是，由於有那樣的政府機構，皇帝不向精通法律的、選舉出來的有識之士谘詢，那他就什麽也做不成。即使人們在皇帝面前必須像敬拜神明一樣下跪，對他稍有不敬就要以冒犯天顏之罪受到懲處，但所有這些，都不能說明這是一個專製獨裁的政府。

　　為何?因為在伏爾泰看來， 獨裁政府應該是這樣的:君主可以不遵循一定形式，隻憑個人意志，毫無理由地剝奪臣民的財產或生命而不觸犯法律。所以如果說曾經有過一個國家，在那裡人們的生命、名譽和財產受到法律保護，那就是“中華帝國”。執行這些法律的機構越多，行政系統也越不能專斷。盡管有時君主可以濫用職權加害於他所熟悉的少數人，但他無法濫用職權加害於他所不認識的、在法律保護下的大多數百姓。

　　在高務實看來，伏爾泰的說法多少有些“唯中國論”，其中可能有利用中國當時的先進來促進法國革命的意圖。但不得不承認的是，伏爾泰敏銳的發現了限制中國皇帝專權的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由於儒家思想的深入人心，從百官到百姓，所有人幾乎都成為了監督皇帝言行作為的一員。

　　儒家思想對“聖君”的要求是極為嚴格的，這也就在輿論和民心上對皇帝的作為做出了嚴格的限制，這個限制最終甚至形成了一把高懸在歷代統治者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得民心者得天下。如果反過來說:失了民心，也就注定要失去天下了。

　　就好比眼下隆慶帝動不動就被臣子們批評得狗血淋頭、體無完膚，還不是因為這個緣故?隻是高務實做慣了前世“黨的幹部”，對於眼下大明言官們的表現終究很難滿意――監督皇帝當然是必要的，但監督的重心卻不該是那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而且這麽多人監督皇帝一個人其實很簡單，實在不需要廢太多心力，更重要的還是應該放在整個吏治之上，不能降本流末，更不能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