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戰事依舊，戚繼光率部全力抗倭，就近駐軍奉旨抽調兩萬精兵向海鹽縣靠攏，浙江布政使司及周邊有司衙門正籌集糧草，以供軍需。

　戚繼光指揮抗倭多年，頗有成效，如今又有兵馬錢糧支持，控制大局並非易事。只是此次倭寇分多處登陸，又有內應相助，圍剿已從內海上岸的倭賊，尤為迫切。

　浙江布政司已命當地各州府縣衙門，有序組織當地百姓撤離，並統一安排臨時居所，安排吃住用度。

　此舉用意再明白不過:既可令百姓免受驚擾，更能讓朝廷將士放開手腳去與倭賊決戰。

　錦衣衛北鎮撫司千戶石成率百名屬下先行，英勇千戶所千戶林宗武所率的千余名將士緊隨其後。

　為免於一路調換馬匹及驚擾百姓，兩支人馬從天津海岸登船，順風順流、一路南下。

　……

　從翰林院出來後，仲逸徑直去了裕王府，東南抗倭之事目前還影響不到翰林院，他這個侍讀，依舊要去王府‘侍讀’。

　眼下朝中議論最多的還是倭賊，內閣六部如此、都督府如此，裕王府自然也不例外。

　相比以往，此次抗倭似乎多了些看點，僅是有人做內應一項，就足以令人遐想，一旦開始徹查此事，比戰事更為耗時，更為複雜。

　相比有些帝王子嗣眾多的情形，裕王幾乎連個競爭對手都沒有，那九五之尊的大位非他莫屬，但他的處境卻也好不到那裡。

　來裕王府侍讀後，仲逸與這位後繼之君也漸漸熟悉起來，朝中人人皆知，皇帝朱厚熜表面對自己的這個兒子很冷淡，或許因其他皇子的緣故，也或許是朱厚熜聽信了什麽說法。

　在仲逸看來，這些說法並不足以為信:朱厚熜心中已有繼位人選，且早有部署。

　單從朝中與裕王府有關的人來看，高拱跟隨裕王多年，在王府侍講近十年之久，深得其信任。

　如今高拱已拜文淵閣大學士，另有徐階、張居正等人也與裕王府來往甚密，當初，高拱就是徐階舉薦。

　這三人如今已身居高位，他日裕王朱載垕繼位，勢必會更為倚重，執掌大權不在話下，身為皇帝的朱厚熜自然能看的明白，看的透徹:他有意為裕王府栽培勢力，其中之意自不用說。

　做翰林院侍讀以來，仲逸一直在琢磨此事:前車之鑒，如今，他做了裕王府的侍讀，又是不是皇帝特意安排呢?

　在此之前，朝中一直流傳說仲逸背後之人正是皇帝朱厚熜，正因為此，他才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從庶吉士升為六品侍讀。

　這種說法是有‘充足’理由:當初，博野縣繆大柱夫婦被殺一案影響甚大，朝中幾乎人人皆知，這本是由刑部等三法司查處的案子，皇帝卻交由北鎮撫司查辦，而且明面上由仲逸督辦。

　此事之後，他也提前結束庶吉士的考核，升為翰林院七品編修。

　後來韃靼軍南下來犯，直逼京城，去與他們談判的也是仲逸，連同去大同府核查平虜將軍仇鸞怯戰一事，亦是如此。

　按理說，這樣的差事，更落不到仲逸的身上，盡管依舊有北鎮撫司查辦，但明面上依舊由仲逸領了欽差副使的頭銜，回京後，他便由七品編修升為六品侍讀。

　如此破例安排，讓人不得不有了這樣的說法:若非皇帝有意為之，恐怕再過五年，仲逸也做不到六品。

　也正是因為此，有了另外一種說法:仲逸被派到裕王府做侍讀，是為‘盯著’王府，一種類似錦衣衛的角色。

　侍讀不僅可以出入王府，更能與裕王對話，所謂文如其人、坦露心跡，久而久之談古論今，仲逸自然能‘讀出’裕王心中之想。

　此舉，遠比錦衣衛密探來的直接、透徹。

　這種說法似乎已成共識，起初，就連仲逸本人也隱隱覺得似乎有些道理，直到前些日子師父凌雲子來京後，他才知道此事並非如此。

　按師父所說:世上之事，大多不會只有一種選擇、一個目標、一種結果，往往在起初有多種謀劃，每種謀劃之後又有各種應對之策，只是情勢多變，意外大多不為人力可控，事情的結局，也就有了多種可能。

　而最終的結局往往並非起初所願，至少不全是。

　據此，也就不難理解:皇帝朱厚熜派仲逸到裕王府侍讀，或有為王府留有一雙‘眼睛’的打算，也或許確有為這位後繼之君培養新人的計劃。

　當然，或許兩層意思兼有之。這要看他自己如何去把握了。

　裕王府，王府侍衛來報:去客堂喝茶。

　仲逸心中不由笑道:今日，不用去後花園種高粱、大豆，也不用去木亭下對弈了。

　“今日，我們就不讀書了，眼下東南倭寇來犯，朝中所議皆是此事”。

　朱載垕笑道:‘咱們也說說這抗倭之事?如何?’。

　這並不意外，說起抗倭，仲逸還真有話說。

　單論戰事，無非兵馬、錢糧這些，但此刻既不在兩軍陣前，更不是在運送糧草的路上。

　“殿下，說起抗倭之事，時有來犯，時有狙之，來了滅之，滅後複來，反反覆複，從來都不消停”。

　仲逸拋了一句:“難道，除此之外，就再無別的路可走嗎?”。

　明眼人都能品得出來， 這是在等裕王的看法。

　“既來之、則滅之，有何不妥?”，朱載垕意味深長的說了一句:‘難道?我們也學他們，打到倭國去?’。

　這話說得，該如何應答?

　“殿下，下官鬥膽，有些不成熟的看法”。

　仲逸試探的說了一句:“若是能開海禁……”。

　沒錯，是關於海禁的事兒。

　在大明，這是一件極為複雜的事，也是一個極為微妙的話題。

　太祖皇帝朱元璋曾下旨寸板不得下海，永樂大帝派鄭和下西洋，開創了歷史壯舉，但隻限於朝貢貿易。

　如此，也並未為百姓帶來太大的利益，與沿海各國厚往薄來、大加賞賜，間接也是一種負擔。

　從此之後，朝廷對海禁多有變化，但還是以強化為主，到嘉靖帝時期，已是高度強化。

　“仲侍讀，此處就你我二人，有什麽話，但說無妨”。

　朱載垕自然看出仲逸的心思:“就事論事，只要為朝廷大計，總是可以說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