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中書省，翰林院，學士孔穎達在自己的辦公室裡看報紙，雖然制度規定“坐班時間”不得乾私事，但孔穎達看報紙的行為卻沒有違反規定。

　因為他看的報紙，是官府統一訂的刊物，不是什麽手抄小報;其次，所看內容，不是什麽奇聞異事，而是“時事評論”。

　針對律令修改一事，有飽學之士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獻言獻策，這是他要匯總的言論。

　朝廷要對《大周律》進行修訂，為了方便區分前後，以年號暫稱修訂版的律法，是為《明德律》。

　因為事關重大，所以天子下令，州及以上官員可以上書言事，也允許無上奏權的公學(州學及以上學校)博士、助教，在全國主要報刊上發表看法。

　當然，所說內容要經報社專員審核，不得有違禁言論，作者可以實名，也可以用筆名。

　中書省翰林院負責收集針對《明德律》修訂的各方意見，所以孔穎達和同僚的任務，除了收集、整理百官所上條陳，還要看報紙，記錄各地學者對於修法的觀點和意見。

　如今看的一篇文章，作者為亳州州學博士，就《明德律》中《民律》的“別籍異財”條款(擬定)進行分析。

　作者對此持反對意見，並列出理由。

　所謂別籍異財，即“別立戶籍，分異財產”，指的是當父祖輩尚在時，子孫就分家，自立門戶，分割家財。

　以儒家倫理觀點來看，這種做法實在不妥，“別籍”分家，讓父母和子孫離散，不得子孫好好奉養，影響了“孝”;分異財產，讓兄弟姊妹因為“利”而影響“悌”。

　相反，同居共財(合籍共財)的做法，才符合人倫綱常。

　現行的《大周律》，分篇《戶婚》內，對於“別籍異財”、“同居共財”並未做出明確規定，也就是說，朝廷的態度模棱兩可。

　對此，孔穎達倒是知道一些原因。

　當年周、齊相爭，國小民困的周國，面對幅員、人口、資源都遠勝於自己的齊國，總體來說國力明顯處於下風。

　為此，周國拚命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軍事上行府兵製，然後大力鼓勵百姓開荒種田，還推動百姓分家立戶，以此增加賦稅。

　當時的律法規定，每戶人家，男丁成婚後必須“別籍”，也就是分家立戶，即便沒有成婚，達到規定年紀也得分家立戶，這就是朝廷強製析戶。

　所以，當周國滅齊國時，周國戶數近三百六十萬，而齊國的戶數大概是三百三十萬，隱戶不計。

　這是個讓人驚訝的數字對比，許多人可能想不明白:明明國力處於下風的周國，怎麽戶數還比齊國多?

　原因就在於，當時周國的戶數，不是正常的平均每戶五口人左右，而是平均每戶兩個半人，等於一對夫婦及未成年的兒女，是為“小戶”。

　周國鼓勵“別籍”，才得增加戶數，盡可能增加賦稅，養活更多的軍隊和齊國對抗。

　待得齊國滅亡，沒多久周國內亂，連年征戰之下，朝廷財政壓力很大，所以“別籍”的政策延續下來。

　直到天下一統，明德初年，朝廷修訂律法，對於“別籍”沒有再做強製要求。

　卻也沒有禁止“父祖在，子孫別籍異財”，對於不分家的大家庭，多收賦稅，避免有人借著不分家逃稅。

　此次修訂律法，朝廷做出了選擇，然而這選擇不僅要求“別籍”還允許“異財”(擬定條款)，允許父祖尚在時，子孫分家。

　當然，別籍的前提是成婚或年齡達到要求。

　為了確保孝道，確保老人得贍養，嫡長子、嫡長孫不得分家，若嫡長子、嫡長孫不在人世，嫡次子、嫡次孫就得與父、祖合籍。

　若無嫡子、嫡孫，庶子、庶孫和父祖合籍。

　這樣的條款(擬定)，現在引發很大的爭議，反對者的理由，就是“父祖在，子孫別籍異財”有違人倫，而支持者則認為根據當前時勢，“別籍異財”是很有必要的。

　孔穎達手上有一套官方出版的《明德律》草案說明稿，對各條文的立法(修訂)原因作出解釋和舉例，對於為何立法允許“父祖在，別籍異財”有解釋，理由有三:

　其一，各地多有案例出現:同居共財之家有不肖子孫揮霍家財，等雙親去世後分家時，又要求兄弟均分遺產，佔盡便宜，老實人吃虧。

　其二，若官府規定“父祖在，子孫別籍異財”不合法，那麽會產生漏洞，讓小人有機可乘。

　即同居共財之家有奸滑子孫巧言令色鼓動父祖分產，揮霍一空後，等雙親故去，便可搬出“別籍異財乃非法行為”的說辭耍賴。

　以此來證明先前的分產違法，家產需要重新分配，進而侵佔兄弟財產。

　其三，若不明確大家庭中的個人財產(私產)歸屬，若立法禁止“父祖在，子孫別籍異財”，一旦某個同居共財之家的成員從事工商業，創辦商社、工場，入股公司，其名下產業、股份，是否可視為大家庭的共有財產?

　這樣公平麽?

　自己獨自在外闖蕩、創業，創下來的產業讓父祖沾光倒也在理，然而兄弟、侄兒們也能人人有份，這叫公平?

　還有，若那人欠下債務，是否可視作大家庭的共同債務?

　禁止“父祖在，子孫別籍異財”，理論上是為了確保家庭的孝悌，然而，當工商業大興已成趨勢之後，反倒會有讓父祖被不肖子孫拖累、無故欠下巨額債務的風險產生。

　這種家庭債，很難扯得清，那麽，難道就可以“有財是大家庭的，有債是你一個人的”?

　基於現實，《民律》不但不禁止“父祖在，子孫別籍異財”，還要求家庭積極分家、明確個人財產所有權，以此規避各種債務風險。

　這讓許多有識之士難以接受，孔穎達自己的立場也傾向於反對。

　在他看來，同居共財好處多多，三代同堂、四代同堂的大家庭，才能有效確保孝、悌，這才是人倫綱常。

　而朝廷現在推動分家，宛若戰國時秦國商鞅變法時推行的“異子之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強製百姓分家析產。

　秦國統一天下，雖二世而亡，但漢承秦製，此法亦為漢初天下通行。

　後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開始介入立法，漸漸將儒家觀點融入到律法之中，到了曹魏時，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

　於是，同居共財成為主流，三代同堂、四代同堂的大家庭越來越多，大家族聚族而居的情況越來越普遍。

　孔穎達不認為這樣的狀況有何不對，大家族的存在，讓族人們有了庇護之地，宗親之間相互幫助，一起走過風風雨雨，延續祖宗香火。

　他認為，允許“父祖在，子孫別籍異財”，是對儒家倫理學說的挑戰，哪怕事實確實需要，有識之士們也不能在這個問題上完全退讓。

　均其貧富，養其孝悌，這才是儒家主張的家庭倫理，朝廷強製析戶，不利於家庭中老人的贍養，不利於“孝”。

　還有，“別籍異財”的小家庭各營其私， 易使兄弟之間親情冷淡，互不救濟，不利於“悌”。

　孔穎達所看報紙上的文章，作者就重點闡述了這兩個觀點，他對作者的觀點是心有戚戚焉。

　而且，孔穎達認為，《民律》中的這幾個條款，並不只是單純的“異子之科”與“同居共財”的對立，其立法動機有些“不良”。

　因為他大概能猜出天子想幹什麽，然而這是陽謀，誰也沒法說什麽。

　現在看起來，是為了應對工商業大發展而做出的調整，然而，當這種條款獲得通過，意味著接下來就是得寸進尺。

　孔穎達覺得這樣的口子不能開，開了，將來恐怕會有“千裡之堤毀於蟻穴”之禍。

　但是，面對這種陽謀，面對現實的立法需求，反對者們也隻能想辦法“擺事實、講道理”。

　他認為，實在不行，都得想個妥協的辦法，好歹不要輸得那麽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