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書省的起居舍人和門下省的起居郎都是寄祿官，做這項差事的，是同修起居注這個差遣。仿中書門下分立之製，同時任兩人，即古之左右史之製。此時同修起居注的是吳育和張方平，因為崇政殿議事，必有起居官侍立記錄，而天章閣召對則沒有，所以趙禎命把吳育召來記錄。在趙禎看來，今日徐平所對，當記於國史。

吳育是徐平天聖五年的同年，省試的省元，殿試時的一等進士。明道二年，吳育又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三等，是大宋立國以來中製科三等的第一人。製科三等比狀元更加難得，歷史上兩宋三百余年，製科三等不過四人而已。因為製科一等和二等都只是在名義上存在，實際上從不授予，如果把科舉看作是學歷的話，吳育就是現今天下學歷最高的人。

徐平所接觸過的善於科舉考試的人才，王曾當數第一，沒有任何取巧，以絕對實力連中三元，對其他人碾壓。科舉考試中出現這種絕對實力碾壓的，極其罕見，實是異數。吳育當排第二，在進士科中先中省元，再入一等，又成為製科三等的第一人。特別是製科與進士科考的內容和要求不同，一般人只能應付一種，就更加不容易。如在歷史上同樣中製科三等的蘇軾，進士科的成績就不如人意，隻中了乙等進士。不過蘇軾厲害之處在於，他參加了兩次製科考試，兩次中三等，這就是三百余年無人可比的成績了。

吳育具體治事的能力不說，理論功底是在的，所以趙禎讓他來記錄。起居官記錄，載入國史之後，今天徐平應對的內容，就有可能成為政權意識態的一部分。如果改革經受住了實踐的檢驗，那麽這就成為大宋正統的意識形態，將主導整個政權的運作。

理明則事通，意識形態一致，才能讓政權減少內耗，運轉順暢。

君臣坐著喝了一會茶，吳育匆匆趕來，行禮如儀。當年一起唱名的一等進士，徐平已經位至當朝宰相，吳育還只是右正言，以本官為諫官。不過修起居注日夕在皇帝身邊，是進位之階，吳育接下來很可能會被大用。從諫官到詞臣，升遷不依常理，與徐平升遷不同。

趙禎與徐平一問一答，把剛才講過的內容再次說了一遍，並進行了深入。

起居官不是速記員，不是把聽到的話一字一句地記下來，而是記下來意思，字詞未必與說的相同。是以做起居官，要求對要記錄的內容有深刻的理解，不是讀書認字就可以做了。吳育善科舉，在理解方面當然無問題，一一記下君臣問答。

講過了先前的內容，徐平起身，重新站到黑板前，指著“賦稅”、“租息”和“口糧種子”這三個圈，道:“由家而國，口糧種子和賦稅必不可缺，也無大花哨。一家之人，吃穿用度，留種兼存糧備荒，大約有數。此歐陽修等人所言，耕三年存一年之糧，以番天災饑荒之時也。理政，就在於賦稅和租息的分配上。這兩者都是本於耕田所得，除去耕田之人必需用度之外的剩余之物。有了這剩途物，就有了朝廷，有了國家。”

“一人生於世，聚而為天下，為朝廷存於世間，臣用三件事來論之——生存、生產和生活。生存，就是要活著的必需之物，於一人如是，於一家如是，於一國也如是。生活就是生存必需之物外，讓自己過得更好，比如食美味，品絲竹，諸如此類。於一人如是，一家如是，於一國亦如是。而生產則是為了以後更好的生存和生活，所要做的事情。以農夫稼穡來論之，比如治溝渠，開荒田，養耕牛，

買犁鏵之類。以經商之人論之，便如買店鋪門面，以務工之人論之，如買更多機器，建更大場房。一人如是，一家如是，天下亦如是。”“有了剩余之物，則這剩余之物投到哪裡去，生存、生活、生產，各佔多少，對一家是一家之政，對一國是一國之政。以本朝現在來論之，臣為三司前，財賦大半養兵，則是大多用於生存。因養兵是為了禦敵，國既不保，自然無有生理。臣在三司經理，現如今朝廷歲入，約有三四成用來養兵，其余大多投入了修橋鋪路建場務之中。則至此時，本朝生存已不艱難，而主要是為了未來從事生產。朝廷官員加俸加祿，則是生活。此於天下，於士大夫，生存、生產、生活是如此分的。此是大略，詳細自然是有無數條貫，然理不失。”

“臣先前講，租息雖然不當存，但卻不得不存，是因為在生活和生產當中，朝廷於細民無法萬事替其經理。其欲開荒田，雖然朝廷有勸農之法，只是無法做到把天下每一人都圈到此法當中。有民欲開荒，只能求於借貸。有人家的田耕不過來，而又有人家多子，只能去租田多人家的地來種。諸如此類，租息有存在之理，故能盡除。”

“然則租息或許是由此必然之理而起，年深日久，卻成勢力人家取貧苦人家之物，不勞而獲之術。租息起初取剩余之物，然則借著從別人那裡不勞而獲的租息，勢力人家必然越來越強，而貧苦之家愈弱。人欲不知足，租息從取剩余之物，必然向著取窮苦人的生存和生產之物去。貧苦人的口中之食，下地之種漸次被奪，不但當下受苦，更絕了其未來的生路。朱門酒內臭，路有凍死骨，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言兼並之禍，不如言勢力者越強，租息之禍欲烈，終至窮人無以為生，天下無以安立，終至天下大亂。”

“欲解此困局，臣愚鈍，僅勉強想出三策。一曰抑，不是抑兼並，而是抑勢力之家取租息。為何不是抑兼並?因兼並只是其表，而非其根。租息不抑，兼並不只壓抑不住，而且會讓租息之禍更烈。為何如此說?現如今天下之財，根本上來說出於田土，在於農耕稼穡。則租息之害，最多的是在鄉間。鄉野小民，如何看其生計如何?不要看其吃什麽，穿用什麽，因為其所能拿到手裡的，不只是朝廷稅賦少收，租息不多，還在其自己力耕用不用心，出不出力。兩者混在一起，容易讓人模糊。言租息不成禍的，說貧苦人家之所以貧苦，是懶惰，是愚笨，是理所當然。言一切皆因租息之禍而起的，則認為人人一樣，受租息之害皆因有壞人害之。執政者當心知，一事一物，必一分為二，執其一端則亂。”

“小民除了供給自己衣食，還有三樣。一是賦稅，二是地租，三是借貸之利息。賦稅是朝廷之責，地租有一定之規，惟有利息之禍最難匣清。或曰，我完朝廷賦稅，自耕自食不借貸，便不受這利息之禍，果能如此?臣言，不能！”

“你不借貸，他不借貸，總有人借貸。被人取走的利息，那個錢就在那裡，終會從你的衣食住行，種地買種方方面面來刻剝你。如豐收後谷賤傷農，如災年谷價飛漲，如耕牛價錢一日貴過一日，如欲買一犁一鏵而不得。抑租息之禍，不只是在限鄉間借貸，而且還在於平谷價，平穩牛、犁、鏵等等價格，但最根本的，朝廷看得到的，是地價！皆因其余所有價格，終究還是會匯集到土地上，種地合不合算，能收多少租子利息上來。”

賦稅、地租、地價，這三個是考察農民負擔沉重程度的最重要因素。追其根本，就在於農業的剝削，集中在地租和放貸收息上。賦稅越多，地租在收成之中佔的比例越大，地價與產出之比越高，則農民的負擔越沉重。賦稅和地租比較容易觀察，地價因為還受到其他因素影響，是以迷惑性較大，理政者必須要把地價搞清楚。

農業社會的剝削手段除了政權的賦稅外，以地租和放貸收息為主， 所以研究農業時代的經濟，便會以地租、地價和賦稅為中心。進入工業社會，地租這個剝削手段改成了資本無償獲得勞動者的剩余價值，而放貸收息則更進一步，發展成了金融產業。放貸收息促進生產、渡過天災人禍的積極性，成為了金融產業對實體經濟的促進作用，而另一面，他們的剝削本質是沒有改變的。金融產業的收益與實體經濟收益的差值，如果是負數，則說明在發揮其促進實體經濟的積極一面。這個負數的絕對值越小，則積極意義越小。如果這個差值成了正數，則就說明金融產業表現出了其剝削手段的一面。金融產業相比較於其他產業越賺錢，則整個社會受到的剝削程度越嚴重。

宋朝的農民對賦稅、地租、地價的感覺，可以類比徐平前世對稅和保險、工資以及房租、房價的感覺。稅和保險可比作此時的賦稅，工資與自己付出的不平衡可比作這個時候的地租，而房租、房價就是最明顯的金融剝削加到你身上的集中表現。當然，農業社會放貸收息的剝削不只是直接地表現在借貸關系上，還間接表現在操縱糧價格和生產資料價格上面，金融的剝削也是如此。金融動蕩，通貨膨脹與緊縮，無所不在的保險，房租、房價的快速上漲，都是金融剝削所采取的形式。你可以遠離金融，卻無法逃離金融剝削的手段。

從對奴隸赤luoluo的壓榨，到利用地租和放貸收息，到用剩余價值和金融手段，剝削者總是要穿上一件外衣，這件外衣還會越來越華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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