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中國歷史，為什麽不講意識態?因為徐平前世的意識形態，不管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是本於歐洲的歷史，最多再摻雜非洲、美洲這些地方的歷史。如果把這樣的意識形態挪到中國來，那些關於歷史進程的部分，會崩掉的。

政權同時具有對內鎮壓和對內調和兩個面目，中國的歷史太長，朝代太多，有的朝代偏對內鎮壓，有的朝代偏對內調和。隻強調政權的一個面目，如把政權定義為統治階級對內鎮壓的工具，或者是對內調和主持公平正義的工具，中國歷史上都有反例。

徐平前世的意識形態，是在歐洲率先完成工業革命，並借此席卷全世界的情況下產生的。認為歷史已經終結，終點要麽是歐洲的未來，要麽是歐洲的現在。如果不認為歷史即將終結，而依然處於歷史的進程當中，那麽就必然會換一個面目。

既然這個世界不存在那樣的歷史進程，那就當然不會出現那樣的意識形態，拿過來會被人笑話的。意識形態是政權的理論結基礎，政治結構要從此生發出去。

徐平指著黑板上“租息”那一個圈道:“陛下言租息多余，確實是多余。不過如果沒有了租息，鄉間開溝治渠、架橋鋪路、興學教化，甚至耕牛犁鏵，都將由朝廷包辦。歷代皆有平土均田，最終都是無疾而終，便就是朝廷實在包辦不了一切。治國理政，賦稅差役其實只是最簡單之事，設官吏，征差役，收取而已。委屈難全之處，全在這剩余之物上。”

說著，徐平又在一邊畫了三個圈，寫上自用之物、耕田之用、文娛進學。道:“鄉間力耕之家，拿田地之出，無非是做這麽三件事情。一家人的吃穿用度，下季耕田所需的種子、肥料、耕牛、犁鏵之類，還有撫育子女，文娛之好，進學讀書之類。租息之所以不可或缺，就是因為後兩件事，朝廷欲包辦而不得。朝廷包辦得越多，租息則就可以壓縮得越少，包辦得越少，則租息就會越多。”

趙禎皺緊眉頭，好一會才道:“天下立學，朝廷自然可以做。修橋鋪路，委實難以全托朝廷。至於琴棋書畫，聽話看戲，那就只能全賴民間了。不過，這與租息可乾?”

“朝廷包辦不得，那人欲享此樂，欲使貧瘠之田變成肥沃之壤，欲使鄉間僻地變成通衢便利之處，欲教書識字撫育後人，就只能去花錢了。既然田中所出有剩余之物，花的錢只能從剩余之物中來，如此欲天下太平，朝廷便不能把剩余之物拿走。天下間一夫耕同樣的地，產出不同。同樣田畝的地，沃土便就產得多。用牛不不用牛，全都不同。如此只要數年之間，便就有多寡不均。有多有寡，一遇水澇之災，或遇家人重病難治，便就有了急需用錢之時。農夫別無所出，只有田土，為醫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有人賣田，就有人買了田，買得多了自己耕種不盡，便就讓別人耕種收租。所謂兼並，只是如此。等到兼並遍及天下，傭人田土而耕的人家，再遇天災人禍，連田都沒得賣了，只能借貸。租和息，其名雖不同，底子上全是一物，勢力人家借此平白取貧苦人家之物的手段耳。”

見趙禎還是皺著眉頭，徐平又道:“還是那句話，欲識一事一物，必要一分為二。租息是勢力人家搜刮窮人的手段，但根本上，生出此物來，還是來自那多余之物。朝廷不能盡取多余之物，為治下之民包辦一切，租息就要出來，無法根絕。縱然一時強行裁撤，變換面目終究還是要出來的。此必然之物，朝廷理政，只能委曲求全。

陛下，要讓貧苦人家少受勢力人家租息盤剝，一法就是朝廷多為民間做事。朝廷對民間事務著力越多，則租息著力之處越少，此是朝廷施政之一端。”私有製在，剝削就在，無法徹底根除。歐洲的傳統，在這個基礎上特別強調私有財產的問題，講公有製和私有製。但在中國，由於從原始公社製，到家天下，再到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這個思想脈絡清楚。無論是封建，還是天下大一統，都是在天下之民是同一家這個基礎上來的。大多數朝代，公有與私有都是並存，界限並不清楚，私有公有這個矛盾不是根本性的。是以在中國，是不是自己人，比是什麽所有製更加重要。

在農業社會，剝削主要是表現為地租和借貸。特別是在中國，借貸是不亞於甚至超過收地租的剝削手段。看古代社會的剝削程度，絕對不能只看地租和賦稅差役，必須把借貸綜合起來，才能看清真正的面目。說哪個朝代對底層的壓迫如何，看朝廷收了多少賦稅最不可靠，加上地租佔收成的比例約略有譜，再加上借貸才能識其真正面目。

歐洲或許不是如此，徐平前世的課本上，農業社會的剝削，講的最多是地租。從絕對地租，級差地租，林林總總，一切都從各種地租剝削生發開去。

但在中國，大多數朝代地租都不是惟一甚至不是主要的剝削手段，改革核心之一，必然涉及到社會借貸。只有從這個角度，才能理解青苗貸對這個時代的意義，為什麽會被提出來。青苗貸就是把農業生產中的一部分，從剝削階級手中取到官方的手中，同時降低耕種田地的農民負擔。本質上來說，是減租減息之一部分。只是由於生產力和手段限制，最終的結果是官府取了借貸的這一部分利益，而並沒有減輕農民的負擔。舊黨對青苗貸反對的立論基礎，是沒有達到預期減輕農民負擔的目的，新黨堅持的基礎，是官府從剝削階級手中取到了這一部分利益。改革者和反對者，都不全對，也都不全錯。

借貸要不成為剝削的手段，應當是無息貸款。春天我借你一鬥糧，秋後我再還你一鬥糧，多一些表示謝意，還得少了是我無賴。摻入了貨幣經濟，便有了價格波動，完全使用貨幣又有了通貨膨脹和緊縮。但從根本上，應該我借了多少價值，還你多少價值，多出來的利息就是剝削之一種。隨著社會的發展，借貸成為銀行，發展成為金融產業，在最根本上有解急難的積極意義，同時依然是剝削的手段。

結合中國的實際，來看王安石變法的措施，才能看清其為什麽要那樣做。以從歐洲泊來的意識形態觀察，必然是不得要領。必須認識到，變法的本質，是對治下的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進行調和，是使用各種手段，逼迫剝削階級讓利，減輕底層被剝削程度。這才是根本，至於改變所有製，只是表象。讓資產階級上台來發展資本主義，實際上在中國完全不可能，中國的政權，從本質上就不允許徹底墮落成進行階級壓迫的工具。

如何認識剝削，如何看待剝削，如何處置剝削，是意識形態核心的問題。共產主義認為剝削可以完全被消滅，資本主義認為剝削的存在天經地義，中國的實用主義傳統認為剝削不合理，不應該存在，但不得不讓其存在， 從而要加以各種形式的限制。用調和限制的手段對朝政進行改革，就是這個朝代被大多數人認可的方向。

認識到這一核心問題，徐平的改革才有方向。方向對了，才有手段合不合理，才有施行的過程中順利不順利，才有利與害的比較。

“委曲求全，只能委曲求全——”趙禎揉揉額頭，問徐平，“就沒有兩全的辦法?”

“天地初生，人依群而活，無所謂剩余之物，也就無所謂不勞而獲。那時候能夠自耕自食，自取自足，只因所得之物稀少，僅夠活命而已。或許有一天，天下之物豐稔，取之不竭，用之不盡，人不需取他人之物而萬事皆足，就不需委曲求全了。當此世，就是聖人。”

說到這裡，徐平苦笑著對趙禎道:“只是那樣的日子，陛下看不到，臣自然也是不可能看到的，不知要到何年何月。當下之時只能委曲，陛下非聖人，臣也非賢哲。非君臣不想行聖賢之事，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奈何?人生於世，難求萬全，最苦是有心無力，最樂也是心有余力不足，知難而上。孟軻曰，雖千萬人吾往矣，此其謂與?”

“君子如北辰，士大夫只能景行景止，有君子之行而無完人君子。聖賢之治於朝廷依然是如北辰，只能景行景止，但存聖賢之心，委曲求全，有聖賢之行，而並無聖賢。”趙禎點了點頭，終於接受了這個邏輯。“治國理政，聖賢之行，宰相講，朕聽之。”

說到這裡，轉頭吩咐一邊侍立的小黃門:“召吳育來，今日宰相之對，當記於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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