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邦彥沉思片刻道:“臣有兩種看法，不知道皇上想聽哪一種?”　　朱由榔見之愕然道:“還有兩種看法?不妨都講講，朕洗耳恭聽著。”

　　陳邦彥仰頭北望片刻，搖了搖頭，輕歎了聲道:“崇禎皇爺在時，北有東虜頻頻叩關，西有李闖肆虐陝甘，而朝中袞袞諸公此時不思為國效力卻一個勁得結黨謀私，黨同伐異，而武官們則忙於斂財，以致朝廷無可戰之兵，中樞無可調之餉。”

　　朱由榔點了點頭，自萬歷以來，士大夫喜好結黨，互相傾軋，已成風氣。俗話說，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但事情往往壞就壞在黨同伐異上面了。

　　萬歷朝以來迨自崇禎朝覆滅，大明朝政傾頹很大原因就是黨爭之禍，多少該辦的事情，就是因為牽扯上了黨爭而廢棄，多少不該做的，也都是因為黨爭而禍國殃民，陳邦彥作為一介民間舉子，能看透這一點不容易。

　　陳邦彥侃侃而談:“我皇明立國近三百年，土地兼並日益嚴重，貪官汙吏扎堆，以致民不聊生，再遇到天不逢時，懲罰以水澇旱災，自然民變四起，國事糜爛不堪。”

　　對於這一點，朱由榔也是感同身受，大明的土地兼並情況至少在明孝宗時還不嚴重，顧炎武當時就稱讚此時:“家居人足，居則有室，佃則有田”。但到了隆慶年間時，已經是“則尤異矣，末富居多，本富盡少，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起者獨雄，落者辟易了”。到了萬歷崇禎時期，土地兼並，貧富懸殊就更是嚴重，“則迥異矣，富者百人而一，貧者十人而九，貧者不能敵富，少者反可以製多。金令司天，錢神卓地，貪婪罔極，骨肉相殘。”

　　而大明兩百多年下來，官場腐敗已近乎無藥可救了，文官們瘋狂斂財，恨不得對百姓敲骨吸髓，將他們榨乾。

　　官員們都說宗藩吃垮了大明，好像自己是在為大明默默奉獻一樣。宗藩固然是寄居在帝國身上的吸血蟲，然而這些士紳大夫也不遜於吸血蟲。就如外軍軍餉，按照慣例京官要分潤六成，就算是在建奴入寇，亂軍猖獗的時候都沒有過分毫的讓步。

　　滿朝上下雖然也有極少數的清正忠義之臣，然而這些人已經稀罕的無法撼動幾百年的積習，更無法撼動那一條條的灰色利益鏈。

　　“大明立國三百年，土地兼並和官場之腐敗，確實很嚴重了，縉紳斂於下，汙吏貪與上，民豈能聊生?說的不錯，只是不知陳愛卿的第二種看法又是什麽呢?”

　　“至於第二種麽——”陳邦彥微微頓了下，見皇帝目光中似有期盼，他突然忘記害怕，也忘記注意禮節，抬起頭來，雙目炯炯地望著朱由榔，沉聲說道:“那就要從太祖爺制定的稅賦之法來說了。三百年來我朝一直重農稅，輕商稅，國初時還好，只是到了如今丁口滋生眾多，田地卻大多被勳貴大臣們隱瞞蠶食了，百姓失去土地便只能淪為流民，朝廷農稅也跟著日漸枯竭，卻又礙於祖製無法通過商稅得到補充。

　　要說兩宋時，趙官家一直重視商稅，即便疆土日絀，朝廷財政依舊充裕，每年靠商稅能歲入幾千萬貫。

　　反觀國朝，江南大士紳無不產業遍布，富甲一方，而朝廷卻幾乎收不到一絲一毫的商稅。”說到這裡他嘿嘿一笑，道:“崇禎十三年微臣從邪報①上得知，南直隸僅收到茶稅六兩，真是一個天大的笑話！兩宋時，海貿發達，朝廷年收市舶稅千萬貫。國朝呢，泉州一帶的海貿同樣發達，每年的市舶稅卻只有四萬兩！

　　自崇禎元年軍興以來，

朝廷每年光軍費就要千萬兩，而國庫稅入卻只有兩百多萬兩，天子礙於祖製，只能加重賦於百姓，逼得百姓都去當了流賊，朝廷剿賊，官軍數量激增，軍費不夠，又得加賦，流民又增，以至於最後官軍數量上百萬，國事卻愈發不可收拾。所以說到底，我大明不是受製於天災和流賊，也不是受製於東虜和貪腐，而是受製於錢法啊！”　　①邪報:又稱“邪抄”。古代手抄的官方報紙。明代用木刻版印刷，崇禎十一年改為活字印刷，以登載詔令、奏疏、塘報等為內容。

　　雖然陳邦彥之前只是一介布衣，但暗中卻十分關心朝政，因為他總認為自己有一天也會身列其中，所以對朝政大事了如指掌。

　　長篇大論過後，陳邦彥微微調息，查看皇帝的神色，卻見皇帝低頭沉思，許久不言。陳邦彥不知皇帝心中在想什麽，是喜是怒，又回想起自己剛才說話慷慨激昂，指點方遒間大異平日的小心謹慎，不免心中有些揣揣。時光好似就此停止，正在不安之間，朱由榔撫掌而歎:“愛卿此番見解真是字字珠璣， 針針見血！”朱由榔此刻心中既驚且喜，沒想到這陳邦彥竟有如此洞察力，絕對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明朝後期，商業極度發達，特別是萬歷、天啟、崇禎三朝時，海外貿易龐大，致使大量白銀流入中國，不完全統計，明朝末期從海外流入中國的白銀高達五億兩以上。

　　然而商業的發達，白銀的大量流入，都讓那些商賈勳貴和文人士大夫們瓜分了，小民和朝廷並沒有得到多少好處。

　　這個時候，國家的經濟重心已經從農業向工商業轉移，而此時，文官士大夫已經和商賈們相互勾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們就是商賈的代言人，如果朝廷要加商稅來提高國庫的收入，就會受到他們的瘋狂阻撓。

　　明末的商人佔有了當時國家的大部分財富，納點商稅本來就是應當的，讓商人哭，總好過讓農民哭。

　　商人哭鬧，國家只是小亂，農民哭鬧，那就只能造反了，國家則有亡國之禍。

　　萬歷皇帝沒有妥協，頂住了壓力，增開了不少商業稅，降低了國內矛盾，不過卻也在死後遭到了無恥文人的唾罵和滿清的汙蔑中。

　　崇禎過分執拗於祖製，被文人士大夫們一頓忽悠，不敢越雷池一步，本來就沒收上多少稅款，還減免了不少，致使國家的財政負擔都轉嫁到小民自耕農身上，使富者越富，窮者越窮，社會矛盾不斷加大，最後走上了亡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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