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志社的經營狀況一直不是很理想。2000年五一假期之後，調整了新的工資方案，我們記者編輯的工資要與效益掛勾，並攤派了廣告任務。對於我們搞文字的人來說，拉廣告無疑比登天還難。我們幾個人私下商議了一番，決定另謀出路。

　　 很快，一個個就都離開了。

　　老田第一個走的，他去了湖北教育出版社下屬的《探秘》雜志社。

　　小周應聘到了《武漢晨報》，成為了經濟部的一名記者。

　　小呂回到了江西九江老家，在《九江日報》當了一名社會新聞編輯。

　　小何應聘到了一家分公司做文秘工作。

　　......

　　我去了武漢市信息化辦主管的一份通訊專業報---《通訊商情報》做了一名記者。這份報紙已經創刊有兩年多，立足武漢，面向全國發行，在全國通信行業有一定的影響力，關鍵是有一批穩定的廣告客戶。對於紙媒來說，沒有廣告，意謂著沒有收入來源，沒有收入，報紙就難以維持。

　　報社辦公地點在大智路華中通信廣場。通訊業的迅猛崛起，帶動了專業通訊市場的繁榮。武漢曾一度形成了以“華中通信市場““融興電子城““利濟北路電子城““中南通訊一條街“為主的四大基地。這其中，又以華中通信廣場為龍頭老大。華中通信廣場成立於1998年，前身為武漢市五金交電總公司，經過企業改製，已經發展成為華中地區最大的通信產品批發市場，輻射鄭州，南昌等周邊幾省，成為了僅次於深圳的第二大手機配件交易市場。只要和手機沾邊的公司，都喜歡在華中通信廣場附近辦公。

　　做為一份通訊行業報，我們會經常會應邀參加一些通信展會和一些手機發布會。我剛上班不久，就趕上了2000年北京通信展。我們做為通信展的指定媒體，推出了通信展專刊。那年九月，我和報社薛主編奔赴北京。

　　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記憶深刻。每個孩子從小都有一個北京夢，聽的第一首兒歌一定是:”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我也一樣，小時候一直夢想著能去天安門廣場。可小時候家裡窮，別說是去北京了，連上縣城，都是屈指可數的幾次。到北京的第一天晚上，薛總帶著我去了天安門廣場。華燈初上，廣場上一片燈火輝煌。雖然是夜晚，但廣場上依然是人頭攢動，人來人往。我第一次看見了高高懸掛毛主席照片的天安門城樓，看見了高大巍峨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看見了莊嚴肅穆的人民大會堂......第一次的印象是那麽深刻。以至於後來去北京出差，每次不管多忙，我都會抽時間去看一次天安門，每次看到的感受也不盡相同。

　　薛總，是四川人，實際上比我大不了幾歲，武漢大學新聞系畢業。我和他雖然僅僅隻共事了幾個月，但他確實教會了我很多東西。他對人很好，很友善，說話總是細聲細語。他說他這兒是新兵訓練基地，培養好多記者編輯，好幾個後來都去了《長江日報》和《武漢晚報》做記者。

　　薛總手把手教我怎麽談廣告客戶，每次拜訪一些重要的客戶總是帶著我。慢慢地我也適應了，我後來發現其實寫新聞和談業務並不衝突，談個廣告也不是想像當中的那麽難。很快，我自己就談成了一筆廣告業務，並拿到了一筆小小的廣告提成。

　　其實，後來我才發現報社記者的工資加上一些車馬費，遠遠不及一個報社廣告部業務員的工資高。那些年，紙媒的廣告是鼎盛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