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也有交通法規，走路要按規定走，較早的走法是‘男右女左’，也就是男人和女人是不能同行的，要分兩邊走，男的靠右走，女的靠左走，車輛從路中間通行，這種‘男右女左’分開走的規定，叫做‘男女異路’。

　後來就靠左邊走了，宋朝的時候，大理寺(最高法院)頒布了一條十分簡短，只有十六個的交通法規，即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

　賤避貴，平頭百姓見了上級領導得讓路。

　少避長，年輕人見了老年人得讓路。

　輕避重，空手走路的見了挑擔子的得讓路。

　去避來，下坡的見了上坡的得讓路。

　很明顯，這條交通法規隻提到了讓路，至於靠左走，還是靠右走，則一個字都沒提，為什麽沒提呢，答案是根本不需要提，因為自先秦到宋朝，中國人一直都是靠左走的，早已經形成了共識。

　當年周天子駕著馬車出巡，車夫會坐在前面靠右的位置，車夫坐在右邊，是因為馬車靠左行駛，車夫只有坐在右側，才便於駕駛和查看路況，這樣能避免跟對面駛來的馬車相撞或者剮蹭。

　後來秦始皇統一了天下，在全國各地大修官道，官道兩邊都有裡程碑，當時叫做‘堠’，長途跋涉的旅客如果想看看自己走了多少裡程，得查看官道左側的堠，因為人們走路習慣靠左走。

　秦朝以降，主人迎客叫‘左迎’，也就是站在路的左邊迎接客人，因為人們習慣靠左走，當客人沿著路的左邊緩緩走來的時候，從主人的角度看，對方其實是從路的右邊過來的，於是迎接者就在路的左邊等待，雙方相遇時，剛好分別站在路的兩邊，中間留出一塊地方，既方便相對作揖，又不妨礙行人通過。

　南宋哲學家朱熹，在給小學生制定禮儀，即在寫《童蒙須知》這篇啟蒙讀物的時候，特別寫了一句跟交通法規有關的話，那就是‘凡侍長上出行，必居路之右’。

　這話是啥意思呢，就是說凡是跟著長輩和老年人一塊兒出去，一定要走在他們的右側。

　晚輩走在長輩右側，並不是因為右側低賤而左側高貴，而是因為古代人習慣靠左走，當幾個人並排走路的時候，最靠右的那個人最接近路中心，自然也就越危險，為了長輩和老年人的安全考慮，晚輩必須走在最右側保護他們，這跟後世男女朋友出門，男人要走在左側，靠機動車道的一邊，以此來保護女朋友，是一樣一樣的。

　綜上所述，一言以蔽之，那就是靠左走，是中國人的老習慣，明朝的時候，人們駕車、坐轎、走路也都是靠左走的，而靠右走的新規矩，則是在清朝末年興起來的。

　滿清末年，中國搞過一段新政，新政裡有一項內容是‘整飭道路’，當時滿清朝廷照搬歐洲大陸的交通規則，因為歐洲大陸的大部分國家都靠右走，所以中國人也跟著開始靠右走了。

　因此才會說，李縉和趙清萘在左，那夥人在右，但其實他們都是靠左走的。

　對於靠左走這個事情，李縉剛到明朝的時候，還真有點不習慣，不過習慣是慢慢養成的，走著走著，他也就習慣了。

　在古代，出行多半是靠走的，李縉走了不少路，但他在大街上走路，卻還從來沒有遇到過被哪位陌生女子突然攔下的事情，因為一般正常女子都不會做這種出格的事情。

　所以，他感到很詫異，趙清萘也一樣，他們兩個人不明所以地看向了那位攔路的小姐。

　那位小姐衝過來以後，瞧著李縉，興奮地說:“好巧啊，沒想到在這裡又遇見你了！”

　通常一些無關緊要的人，是很難讓人記住的，但記不住，並不表示再次見面就不認得了。

　李縉只看了那位小姐一眼，就認出那位小姐是誰了，那位小姐不是別人，正是前兩天他在蔡滔的卦攤前結識的那位名叫傾傾的女子:“噢，是你啊，是挺巧的，怎麽，今天又和朋友到這來逛街了?”

　傾傾回答說:“我們不是來逛街的，而是來典衣的。”

　點衣?是挑衣服、買衣服的意思嗎?

　李縉還真不知道傾傾說的這個典衣究竟是幹啥玩應。

　趙清萘看李縉一臉迷惑的樣子，開口簡單地和他解釋了一句:“典衣就是將衣服當給典衣鋪。”

　將衣服當給典衣鋪?這不是沒錢的人才會乾的事情嗎?可是看他們這幫公子小姐的裝扮，也不像沒錢的樣子啊?既然有錢，那他們為什麽還要當衣服呢?

　李縉更加的迷惑了:“哦，原來是這個意思啊。”

　李縉迷惑是因孤陋寡聞所致，其實人家當衣服，只是一種換季行為。

　明朝織繡業非常發達，對人們服裝消費刺激很大，男女皆追逐時尚潮流，於是乎就出現了‘典衣’，即將上一季買的布料做好的衣服或成衣當給典衣鋪，拿到錢再買新一季的布料或成衣。

　一個追逐時尚潮流的人， 是絕對不會穿過時、落伍、不流行、不時髦的衣服的，既然不穿了，不如當了，以舊換新，順便清理一下衣櫃空間，這就是一些追逐時尚潮流的人當衣服的原因了，與有沒有錢，有時候沒有太大的關系。

　傾傾像瞧外星人一樣，詫異地看著李縉:“你好像不知道典衣這回事兒啊?難道你沒有當過衣服嗎?”

　李縉簡短地回答說:“沒有。”

　傾傾點頭說:“哦，那你家的衣櫃一定很大，或者你根本就不是一個注重穿衣之人。”

　哇，我和她還真是有代溝啊，她說的話我怎麽完全都聽不明白呢?這當衣服，和家裡衣櫃大小，還有是不是一個注重穿衣之人，有啥關系啊?

　李縉茫然地說:“我是後者。”

　李縉說的是大實話，他確實不太重視穿衣，他重視的是提升自己的價值，即讓自己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他認為一個人穿什麽衣服，這一點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社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