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叫大明製表廠,不是單指這家製表廠是大明的產業,而是這家製表廠投入生產以後,所製造出來的表,李縉想稱呼它們為大明表,換句話說,就是他想用‘大明’這兩個字,作為表的商標,締造一個鍾表品牌。
李縉這段時間除了忙活製表廠的事情,其他的什麽都沒做,除了上朝議政,但他只是上朝,卻從來沒有在朝堂上開口,與一些大臣,或是皇上,議論過政事,他也沒有政事拿出來,要與人議論,所以每逢朝會的時候,他都只是旁聽,走個過場而已。
李縉第一次上朝,是在朱厚熜召集他和袁宗皋等人,讓他們幫著出主意、想辦法對付楊延和等老臣,那日之後的某天,他是應召上朝的,他對朱厚熜召他上朝的目的不是很清楚,因為朱厚熜在朝堂之上,一直也沒有點他的名,讓他發表什麽見解,說什麽話。
明代的朝會分為三種,大朝,朔望朝,常朝。大朝,只在正旦,也就是農歷的正月初一,還有冬至,以及萬壽節,即皇帝誕辰時舉行,其性質是百官向皇帝朝賀,屬於禮節性朝會,一般規模較大,舉行的地點在奉天殿;朔望朝,是每月的初一,十五舉行,地點也是在奉天殿,性質和大朝一樣,只是朝賀,不討論政事;常朝,也就是人們所說的早朝,逢三六九日舉行,地點在奉天門,常朝非禮節性朝會,會處理政事。
逢常朝,凡是在京官員,不論官職大小一律都有資格、有義務參加,包括來京述職的外省官員,所以場面極其壯觀,每次上朝的官員都有千八百人,人數不可謂不多。
而上朝的時間,則在‘昧爽’時,即破曉、黎明、天剛剛亮的時候,官員持牙牌進入皇城,這牙牌的管理是十分嚴格的,關系到內府關防重事,丟失或者是損壞,均要受到處罰。
牙牌,其製,以象牙為之,懸於腰間,也可以說是一類特殊的腰牌,這類方便官員上朝,出入皇城的腰牌,隻發給在京官員,從宰輔到屁官,任京師者俱有之,乃為任官京朝者之標志,是容光之物。
牙牌的字號,公、侯、伯是勳字,駙馬都尉是親字,文官是文字,武官是武字,教坊官是樂字,入內宮是宮字,除此之外,上面還刻有一些詳細的信息,例如持牌者的姓名、籍貫、入仕身份、官階、年俸以及所屬衙門的名稱等,比後世個人身份證上記錄的信息還要多,而無牌者則會被擋在皇城之外,守門的侍衛是認牌不認人。
明代京官在就職以後,要做的前幾件事情,有一件就是領牙牌,要拿著本衙門開具的介紹信,先去禮部背照,等掌管寶璽、符牌、印章的尚寶司製好牙牌,再去關領,李縉已然做京官有些日子了,像朝參者必備的牙牌、本官署的腰牌等等這些小物件,他早已領過了,是以才可以入皇城上朝。
李縉之前沒有上朝,是朱厚熜特許的,要是沒有特許,或是請假神馬的,你別以為上朝的人很多,沒人能注意到你,便可以曠朝,因為是有注籍的,就是簽到表,這簽到表上寫有官員的職銜和姓名,每天早上會有專門的人,按照官員的出入情況予以填寫,六科可以通過簽到表,查到官員的出勤情況,對於曠朝的官員,六科會予以彈劾的。
文官百官上朝走的是午門,午門有五道門,號稱前三後五,從前面看似乎只有三道門,實際上還有兩道不易被人發現的左右掖門,其中中間的那道門為禦道,只有皇帝能從此出入,禦道左右兩邊的門,是供當值的將軍、校尉等保衛人員往來行走的,文武百官走的則分別是左右的掖門。
午門上的樓,也就是五鳳樓裡,設立鍾鼓,由宦官掌管,樓上敲第三通鼓,開二門,官軍旗校先入,擺列陣仗,待鳴鍾之後,文武百官才可由左右掖門進入,然後在金水橋南,按照品級站好隊伍,等待鳴鞭,按次序過橋,一直排到奉天門丹陛之前,文官在左,武官在右,兩隊相對而立,站在禦道兩旁,等待皇帝的到來。
皇帝的座位,設在奉天門廊內正中,稱之為金台,待樂起,皇帝禦門安坐,此時再鳴鞭,鴻臚寺唱‘入班’,左右兩班走進禦道,行一拜三叩之禮,隨即進入奏事環節,九卿六部大臣依次奏事或敬呈奏折,奏事時,要預先咳嗽一聲,從班末行至禦前,跪奏,奏事時不使用口語,而是大聲朗讀奏章,然後由皇帝作出有關決策,早朝對於皇帝的素質,要求還是很高的, 皇帝要有極其強的政治能力,才能在朝會上熟練地處理政事。
不過這種處理政事的方法,也有它自身的缺點,那就是大事、要事往往一言決之,有失周詳,所以明中後期,出現了皇帝不上朝的情況,同時也出現了大臣不上朝的情況,這說明朝會的重要性已經下降了,明政府的政事處理模式,已經開始像‘案牘主義’轉變,通過處理奏章來解決各種政事,即章奏就是政事,皇帝只要不停止批閱奏章,上不上朝,那都無所謂了。
奏事畢,禦史糾舉禮儀,朝會對於禮儀要求極嚴,上朝期間,眾臣不得喧嘩、耳語、咳嗽、吐痰等,否則將以失禮之罪,從重懲處,之後再鳴鞭,皇帝起駕回宮,百官走人,早朝就結束了。
除了早朝,另外明朝還有午朝和晚朝,不過都不是常態化的朝會,只會在特定的時期,或因為某些事情,或作為早朝的延續舉行。
李縉上朝的時候,自然會遇到好多官員,他不認識這些官員,這些官員也不認識他,所以也沒有人跟他搭話,而他也沒有上趕著跟別人搭話,以至於有個事情,困惑了他好長時間,直到遇到了邵喜,他向老爺子一打聽,才搞清楚是怎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