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著發行糧票和鑄新錢謀利積蓄實力時，周士相相繼委任了六官。年前未東征前，大學士郭之奇帶來的聖旨除了封他為興平伯外，就是給了任六官的權力。

　六官即為吏、禮、刑、戶、兵、工六官，負有察言、承宣、審理等職，以方便施政。除了給任六官的權力，聖旨上還允許周士相委任官職，武官可達二品，文官卻只能達六部主事級別，而主事一般是六品官。顯然，永歷這道聖旨對於文官的任免還是卡得極嚴，從中也能反應出永歷朝廷上下還是有著舊思維，即“文貴武賤”。

　在此之前，只有金廈的延平郡王鄭成功於永歷九年(偽清順治十二年)被特準設置六官。如此不能看出，永歷允設六官的前提是該藩(員)與朝廷聯絡中斷，或相隔遙遠，為便施政，這才特旨放權。

　因吳六奇突然進犯惠州，周士相不得不提前東征，以致六官一直未設。潮惠大捷後，周命徐應元為報捷使往昆明報捷，考慮徐應元並沒有正式官職，便命他為工部官，按聖旨所給權力，定的是六品。回到廣州後，補充六官的事情宋襄公提了多次，周士相便擬了人選任了下去。

　吏官委的是從前李率泰的幕僚桂永智，禮官則是致仕在家的原崇禎朝禮部主事郭天敘，刑官則是原紹武政權的廣東按察使司副使丁之相，戶官是玄武山一戰斷臂的營校蔣孝銘，兵官則是在陸豐獻策勸降的惠州生員董常清，如此加上工官徐應元，六官便全部到任。

　六官之設非於布政司衙門，而是興平伯屬，也就是說，六官其實是周士相的私官，只不過永歷朝廷承認他們的官職和品級。他們的職責也僅僅是協助興平伯處理政務，不得干涉地方衙門辦公，這變相約束了六官權力，好為朝廷日後接管藩(員)地盤伏筆。

　只不過廣東這個布政使司衙門其實是周士相一手建立並操控，連同各府縣官員都是他周士相一手任命，所以興平伯屬的六官在周士相不同意的情況下是沒法子插手具體政務的。

　六官之設和布政司衙門、府、縣、鄉、村及軍帥府軍部、民部職能有很多重疊的地方，屬可有可無的官。但設六官是永歷朝廷給周士相的權力，是種象征，所以他又不能不設。為了使六官能夠正常運作，不與布政使司及軍帥府重疊衝突，導致不作為或拖後腿，周士相重新理了下廣東政務。

　布政使司作為廣東最高政務衙門，地位不容動搖，布政使宋襄公同時為軍帥府民部官，負責太平軍實際控制區域的一切民政事務。而與民政有關的戶官、工官、刑官、吏官四官則列於布政司衙門內，各官向宋襄公負責，具體承接布政使司衙門原關各官事務。這便等於將布政使司衙門的事務具體細分了下，類似後世省政府下轄交通、公安、民政等廳，而這些廳的廳官就是六官。

　做為布政使司的最高官員，宋襄公直接向周士相負責，如此便不致外有布政使司，內有六官這兩個相互重疊的機構出現。太平軍地盤就那麽大點，人口也就一百多萬，周士相還無意將這個六官作為將來的六部培養，當下，擴兵簡政才是最合乎的手段。

　軍部作為太平軍的總參謀部，不涉民政事，和軍事有關的兵官則歸軍部提領，負責軍中將校任免，功績查敘、軍械軍餉、糧草輜重重。六官的禮官做為一個和軍政、民政都不怎麽相乾的官職，周士相暫時沒想到如何安排那位前崇禎朝禮部主事郭老大人，便叫他先掛個名，領份俸祿，有關禮儀事便找來問問，無事便由他去。

　張安、宋英所建的軍情司也在秘密擴大，既不由軍帥府的民部管，也不由軍部管，而是周士相自己直管。

　周士相允張安打造情報網的同時，可暗中從軍中、民間挑選招募人手加以訓練，組建軍情司的行動隊伍，該力量性質類似錦衣衛，是周士相手中除鐵人衛外另一支可隨時調動的秘密力量，人員大概在400人左右。

　六官委任後，周士相下令各府縣除大力屯墾外，還要大力加強養殖業，多養牲畜，如豬、羊、雞鴨等。此事由民部的農墾、漁牧二司大力進行，各府縣務必重視並加大投入。民部定期派員考核，地方官員表現優秀者當予以嘉獎並提拔。

　甘蔗也是農業發展的重點之一，將甘蔗提煉出砂糖，再作為商品販賣給澳門的西洋人，利潤也很高。周士相叫香山縣選一兩鄉著手種植。此外，廣東百姓只會用煎熬海水來製造食鹽，因此鹽的品質很差。周士相為了改良製程而引進淋鹵曬鹽法，命先在鹽田附近挖水溝，使海水淋到沙土上形成鹽土，再將從鹽土提煉出的鹽鹵，拿去結晶池經過日曬得到一顆顆的鹽粒，以此提升鹽的品質。

　鹽鐵一直是封建王朝專營，周士相也不例外，命布政使司下設鹽巡司，專門負責鹽城及查緝私鹽任務。

　周士相又納宋襄公議，於廣州設立廣東大學堂，為全廣東最高學府，各府、州、縣設立府學、州學、縣學，還要求各鄉、村也設小學，方便子弟入學受教育。為了減輕入學兒童家長負擔，鼓勵他們送子入學，周士相特地規定，凡是子女入學者，其家可免田賦四成。

　宋襄公又以布政使司名義規定治下各府縣兒童必須七歲入小學，課以布政使司編錄課本。三年兩試，照科、歲例開試童子。州(縣)試有名送府，府試有名送省，省試取中，準入廣東大學堂，學製三年，學成再入兵備講習所一年，仍按月月課。三年取中試者，文補六官、布政使司、各府縣內都事，武補隊正、衛尉、安軍中使，擢用升轉。

　此策即是科舉製，只不過將科舉八股取士稍作更改，命學子習由布政司編定，軍帥府審定課本，內中多是經世治民務實之識，八股文章僅佔兩成。廣東大學堂和兵備講習所作為太平軍的文、武最高學校，不僅承擔學子教習，為太平軍補充軍政人才，更是給予廣東士子一條出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