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綽定律”一講完,李世民陷入了沉思,一雙手不斷的摩挲著下巴,久久不語。
李承乾也不說話,只是靜靜地坐著,一時之間禦書房內的氣氛有些壓抑。
這個“蘇綽定律”直接看破了事物的本質,道出了歷朝歷代吏治腐敗的根本,因為“以貪反貪”的思想在封建社會家天下的王朝之中均有表露。
自夏啟開創家天下開始,直至清末幾千年的歷史,除了周朝因分封制度,在春秋戰國時期名義上存留八百年的王朝之外,可還有任何封建的王朝的超過?
究其原因正是這種思想導致了中國歷朝歷代貪汙橫行,吏治進入了一個惡性循環的怪圈;也是封建王朝吏治腐敗的真正歷史根源和政治根源,也是中國歷史政治的真正痛處所在,以致使中國社會難逃歷史設定四百年一輪回的災難。
“世間沒有不滅王朝,更沒有長盛不衰的國家,天地輪回,生老病死,乃是亙古不變的真理。”李承乾聲音放緩慢慢的說道:“究其原因還是用人,具官。”
“那你有什麽辦法?”李世民凝重的說道,本來他是抱著姑且一聽的思想的,但是誰知道李承乾卻是言之有物而且思想讓他都始料不及。
“只有加強監督,兒臣也無其他的辦法。”李承乾迎上李世民的目光,毫不怯場的說道。
李世民不由的暗自舒了一口氣,暗自放下心來,接著又道:“這治民和治臣你全都說了,你在給朕說說這治軍、治家和修文。”
“兒臣,遵命。”
“一個王朝之強盛,在於其有無一支能征慣戰的軍隊,更在於這支軍隊在國家層面中所處的地位。”李承乾道:“兵強馬壯未必戰無不勝,國富民強未必攻無不克。”
“拳頭大就是硬道理,才能讓四方臣服,萬國來朝。要想使我大唐長治久安,就必須有一支絕對忠誠,英勇善戰的軍隊。”
“在這一點之上,兒臣有一個詳細的想法,可以將其寫成一個條陳,呈給父皇。”李承乾說道。
“嗯嗯,就以你之意,接著說。”李世民說道。
“其四為治家,兒臣所說的治家,為如何治世家。”李承乾說道。
一聽“世家”二字,李世民的瞳孔猛地一縮,他實在是沒想到李承乾竟然已經想到了這一步,心中既有歡喜又有些憂慮,典型的矯情病又犯了。
所謂千年的世家,百年的王朝,自秦漢以降,王朝更迭不斷,但是五姓七望,關隴軍事集團等等世家門閥卻始終活躍屹立與朝堂之上。
最典型的就是山東曲阜孔家,隋來稱臣,唐來佐唐,明來扶明,清來降清。
可謂是大小通吃,滿盤皆賺。
“自光武帝利用世家門閥力量獲取天下之後,世家之力不斷壯大,雖然魏武帝曾經重用寒門子弟,但是因為曹丕篡漢致使其根基削弱,而晉之以後,更是有上品無寒士,下品無士族之說。”
“前隋一個龐然大物,衰亡的如此之迅速,還不是楊廣的一系列改革觸及了世家門閥矯情的底線。”
李世民聽得頻頻點頭,科舉制度,遷都洛陽等等無一不是削弱世家的舉動,科舉甚至是楊廣想要將世家連根拔起。
“南平吳會、北卻突厥、三征高麗,完善科舉制度、開鑿大運河,縱觀楊廣為政舉措,從這些方面來說,楊廣稱之為明君也不為過,但是他操之過急,他不知道,在世家子弟心中,先有家而後才有國,國始終是排在家之後的。”
“用一句話概括前隋,君非亡國之君也,臣乃亡國之臣也。”
“那以你之言世家豈非一大毒瘤,沒有什麽存在的必要?”李世民出言問道。
“也不全是,看待問題要一分為二。”李承乾道:“畢竟現如今還是世家掌天下教化之聲,現如今朝堂還好,但是民間任何人、任何事都脫離不開世家的影子。”
其實縱觀歷史的長河,每一次王朝的更迭世家在其中都起了很大的力氣,而且最後更是得到豐厚的回報。
但是唯有三次例外,一次是劉邦立漢,因為那時候真正的貴族都被始皇帝殲滅一空,剩余都是小魚小蝦,等到劉邦擊敗中國最後的貴族項羽之後,得以定鼎天下。
第二次則是朱元璋建明,同樣也是如此,因為蒙古入住中原之時將中原五大姓等誅殺一空,最後朱元璋這個放牛娃得以開創朱明基業。第三次則是毛太祖之時。
更何況在唐朝初期世家門閥在民間的力量大的不可想象,就算是李世民有時候也毫無辦法。
貞觀中期,李世民實在無法忍受世家大族的傲慢,說:“比有山東崔、盧、李、鄭四姓,雖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好自矜大,稱為士大夫。 每嫁女他族,必廣索聘財,以多為貴,論數定約,同於市賈,甚損風俗,有紊禮經。既輕重失宜,理須改革。”
而且李世民多次發出包含迷惑與憤怒的質問:“吾實不解山東四姓為何自矜,而人間又為何重之?!”
於是,命重臣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編修者無視皇室,而將“山東士族”中的博陵崔氏排為天下第一。
這將一直自視甚高的李世民氣得不行,於是在李世民的強勢乾預之下,將皇室排為第一,雖然《氏族志》抬高了皇室,對“山東士族”進行了壓製,但卻沒取得實際效果。
就算是程咬金等大臣也以娶五姓七望之女為榮,盛唐宰相薛元超甚至留下“此生所遺憾者,未能娶五姓女!”的感歎。
不過在盛唐之時,五姓七望在朝堂之上的力量確沒有絕對的優勢,一者乃是皇帝的刻意打壓,以李世民的強勢自然容忍不了他們,雖然繼任者李治有些暗弱,但是架不住人家有個狠老婆武則天啊!殺太子都跟喝涼水似得,更何況是區區的五姓七望了。
二者乃是建立唐朝的功勳關隴軍事集團在盛唐之時仍然佔有很大的比重。
三者則是大力推行的科舉考試制度導致不少庶族朝臣出現,而當時“五姓”多以門蔭入仕,不適應且不接受科舉考試這種新的出仕方式。
四是寒門出身的朝廷權臣的嫉恨(如武周時宰相許敬宗和李義府所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