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就在日軍隊長揮動手臂的刹那，日軍的機槍幾乎同時響起，幾秒鍾後，先是擲彈筒，後是迫擊炮的爆炸聲又夾了進來。

警衛勸趙登禹立即撤退到安全地方，他不肯，反而試圖帶領部隊向日軍反擊。29軍殘余的騎兵，衝了上去，但這次，馬刀和大刀沒能招呼到鬼子的頭上;特別是那兩輛卡車和那輛經過偽裝的小車，直接衝向日軍的陣地，車上的士兵也一起開火，打中了一些日軍。但卡車沒有裝甲，在衝到離敵陣地數十米遠的地方，不是車胎被打爆，就是司機被打死，或被前面倒下的馬匹攔阻，每部車上各有20多名士兵也逐漸全部犧牲。

從後來戰場情況分析來看，這是趙登禹將軍在親自指揮衛隊反擊。此時，敵軍控制有利地形，而我方毫無遮蔽。1937年4月，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的座車，在陝西勞山遭到土匪襲擊時，情況與此類似，當時警衛人員也采取了類似的做法來與敵爭奪製高點，應該說趙將軍的處置是合理的。

盡管將軍的指揮在戰術上沒有錯誤，但是，日軍火力遠非土匪可比。三輛沒有裝甲防護的中國軍車遭到日軍第七中隊和第三機槍中隊的密集射擊，結果可想而知。

日軍邊射擊邊接近被擊毀的那輛轎車時，從車內發現一名身穿軍便服的中國軍人“端然自若”地坐在該車的後座上，前額和胸部均有彈孔，已經身亡。在他胸前的口袋裡，找到了趙登禹將軍的名片，身邊的皮包中有趙將軍給宋軍長寫的信，132師軍官考績表等文件。

發現將軍遺體的日軍小隊長佐佐木中尉不敢怠慢，立即逐級上報中隊長，大隊長。後來，日軍雖大勢宣染南苑的戰績，但文稿中也不得不充滿對趙將軍的敬意！

趕來調查的日軍很快在汽車旁邊找到了腿部被子彈打穿的司機，他當時正趴在一邊裝死。根據審問，得知這名司機並非軍人，而是商會的雇員，該車也屬於商會的，戰前連同司機借給趙登禹將軍為座車。司機並證實後座上的便是趙登禹將軍的遺體。

小隊長佐佐木不再理會那個什麽司機，他握著指揮刀，洋洋得意地和部隊一起追擊29軍剩余的部隊，因為他知道他將被寫進歷史，是他的部隊，嚴格意義上講，第一個在正面交鋒的戰場上打死了中國軍隊的師長(將軍)。

(三)。

這場伏擊，本來應該角色互換，該由作為抵抗侵略的中國軍隊，利用熟悉的地形去抗擊來犯者日本鬼子。

這一幕的出現，一是因前文所提到的那個神秘電話，北平軍事會議所定南苑駐軍撤退的命令還未送到趙的手裡，日軍佔領平津後的所謂“天津市長”――叛徒潘毓桂就將它密告日本華北駐屯軍第二聯隊聯隊長萱島，鬼子提前做了兵力部署;南苑學生團的防區位置也是有這個叛徒泄密的;在日軍佔領平津的戰鬥中，這個叛徒真是“勞苦功高”！

這個叛徒為什麽能得到全部的情報，二就不能不說是當時平津的主帥宋哲元的優柔寡斷了。

(四)。

宋哲元曾經是抗日最堅決的將領之一。當時的29軍上下，以抗日熱忱聞名於全國，這與軍長宋哲元的默許不無關系。在1933年的長城抗戰中，29軍憑借大刀、手榴彈和不屈的精神，以近戰、夜戰殲滅日軍3000多人，取得了喜峰口、羅文峪大捷，使得29軍的大刀隊揚威海內外。宋哲元也由此獲得了，像征著當時中華民國的最高榮譽的青天白日勳章。日本兵的鋼盔上後來加了道可以上下活動的鐵護頸，

據說就是為了防備29軍的砍頭刀。在宋哲元的率領下，29軍戰士吃飯前，要先唱《吃飯歌》:“這些飲食，人民供給;我們應該，為民努力。日本軍閥， 國民之敵;為國為民，我輩天職。”

29軍還將袁世凱正式接受“二十一條”的5月9日定為“國恥日”。每逢“國恥日”，開飯時饅頭上都印著“勿忘國恥”四個字，有時還禁食一天以紀念國恥。

在這樣鮮明的愛國教育之下，29軍官兵的抗日情緒一直非常高。1937年春天，華北的“小委員”長宋哲元南苑搞閱兵，特地請來了駐北平的各國駐華的公使和武官來觀看。部隊走完分列式後，身材高大，軍容整齊的軍長宋哲元，在主席台對他們提了個問題:“學員們，我們當前的敵人是誰?”當時，宋哲元本來以為部隊會齊聲高喊――共產黨。

讓所有人沒有想到的是，受閱部隊整齊劃一，舉手的舉手，舉槍的舉槍:“我們的敵人是日本人！”此話一出，高坐主席台的宋哲元和日本官員面面相覷，十分尷尬。正是那次閱兵之後，日本人給29軍下了這樣的評語:“抗日意識深入官兵，實為性質不良之軍隊。”

宋哲元本人也曾歎言:“我如果再不堅決抗日，怕是連29軍的弟兄都不聽我的了。”

在“七.七”盧溝橋中日開打之後的十多天裡，宋哲元卻沒有像四年前那樣下死令抵抗，而是一直對日軍妥協，竭力爭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宋為什麽前後有如此的反差?按現在我們歷史的分析:主要是宋還是舊軍人出身，開始沒有地盤，會努力爭奪。一旦成為了有隊伍有地盤的“諸侯”，保存實力，綏靖主義思想就抬頭了。底層將士抗戰意志堅定，上級高官患得患失，這就是當時不少中國軍隊的壯況！